泄了气的气球

和周书讨论到一个问题：

在现今censorship的级别下，还能坚持不懈地翻墙上twitter、看blospot的人，价值观肯定是趋同的，所以能为一个刘晓波在twitter上推上老半天。

但是这样的问题是，大家其实更倾向于圈子内的人自话自说。当这个圈子里的人遇到一个说“中国人的平均素质还不允许实行民主”的同胞，他们能否拿出一套恰当的话语和对方进行有效的沟通呢？

中国像一个气鼓鼓的大气球，如果爆炸，玉石俱焚。翻墙相当于在球上扎了几个眼儿，给球撒些气。但局部的气撒了出来，就没有人能预计这个球的将来了。

我觉得韩寒的意义在于，他似乎有能力让某种对话成为可能。

感慨于自己表达的“朴素”。。还是好好看Habermas吧。。。

拖延症也是一种反抗

昨天和志莹谈到吉林化纤集团1000多名工人集体中毒事件，她的一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她说对该事件，官方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工人其实是因为癔症作怪，而非真的有生理上的中毒。这种“中毒”，在志莹看来，如果主因真的不是生理中毒在先，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工人阶层对于制度的身体化的反抗。所谓身体化，我的理解有两个要点，一，当事人的不适感受集中在肢体；二，这种不适的感受在客观上造成对于制度的消极抵抗，但是当事人是不自知的——即，他们不是故意操纵自己的肢体，而只是单纯地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没有自主反抗的意识。

这次谈话对我的启发，就是让我进一步反思困扰我已久的拖延症（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的问题。其实早在我发现拖延症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错的，仅仅是个体么？

如果说拖延症是一种个体对于稳定的社会制度不适的表现，那么粗暴地说，拖延症患者就是社会的ｌｏｏｓｅｒ，是过不了多久就会被社会淘汰的ｏｕｔｌｉｅｒ。问题如果这样简单，那么也的确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讨论的余地。

可是，据我观察，拖延症从程度严重到轻微，广泛地分布于我周围的人群。而且从年龄上来说，也是有老有少。豆瓣上有一个“我们都是拖延症小组”，据我观察，参与者很多是资质甚优，生活一帆风顺的都市青年，用个时髦说法界定，也算是后革命时代中国的新兴城镇中产阶层。另外，在ｔｗｉｔｔｅｒ上，畅销书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ｅｓｓ, the Zen Habit的作者Leo Babauta也在日夜孜孜不倦地探讨拖延症、时间管理等问题，从者近两万。

可见，拖延症并不是looser的专利，受其“困扰”的人很多，分布很广，其中不乏社会的中坚。而所谓中坚，在我看来，其实就是那些尝到现有制度甜头比较多的人，例如都市白领、大学研究人员，以及其他在高度制度化的领域拿一份稳定薪水的人。这些人生活质量相对高，但是代价就是被异化的程度也高——要把自己的时间粉碎、锤炼、再加工、锻造成一个个块状物，嵌入财富、知识生产的巨型机器，最终得以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进入这样的游戏，人人是眼前挂着胡萝卜的驴子，耳边是不合作的猪只被宰割的声音，如此一来，不忍痛埋首前行也难。

那么，拖延症，就成了中坚分子们无意识反抗的武器，正如癔症之于化工厂的工人。这种消极反抗往往局限在一个制度可以容忍的程度——简单说，最后一分钟交报告公司不会倒，老板不会死，工资也不至于打了水漂——只是拖到最后总归不尽人意，于是干活的人与他所服务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张力，就永远不会消散。而这种张力的存在，作用在个体身上，是一种负罪感、快感并置的压力，作用在机构本身，就是个体对不合理的制度和机构的一种消极反抗。

都说工人阶级觉悟高，我想，在有明确的政治纲领驱动的工会中，工人的确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主动地跟不合理的剥削压榨抗争。但是，在一个普遍缺乏政治热情及工会组织的社会，尤其是在“尝到了甜头”的中产阶级中，如何能把无意识的抵抗转换成有建设性的行动力，就成了一个很难笼统概括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我的意识的，拖延症患者们，请不要太有负罪感，很多事情，我认为，不是一句“缺乏自律”就可以说清楚的。就像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太爱这个世界，如此用力，以致受伤，不是我的错。

我是北美猥琐女

在zr同学博客上看到一份似乎流传已久的《北美猥琐男事迹大曝光》 ，讲的都是些身在美、加的留学生怕花钱，想尽办法占别人、公共资源便宜的事情。不知道是真的还是编的——我猜，是根据真实生活加工而来，经过你一言我一语、添油加醋一番，越传越夸张。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很有趣。第一，如何理解“猥琐”这个词汇？当我也曾经信誓旦旦跟朋友讲“生平最厌北美猥琐男”的时候，我这个“猥琐”是什么意思呢？听众常以为我指的是那些形容邋遢、不修边幅、甚至对于女性言语轻佻、意旨暧昧的男同胞。其实呢，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甚至觉得男生不修边幅，爱讲黄段子，是一件加分的事情——倘使火候到了，这一类中的极品，就是放浪不羁、风流倜傥型的，当代令狐冲哦。当然，对女士言语越界，有性骚扰之嫌的，要另当别论。

那么，我说的北美猥琐男，其实是指意识形态方面的狭隘守旧，比如盲目粪青、极端民族主义、常犯粗俗社会达尔文主义错误、常以一句“你们文科生比较高深”寒暄，实则骨子里是极端轻视人文社科、极端大男子主义……这是我认为的猥琐。或者真是我用词不当，因为根据这份《北美猥琐男事迹》里的描述，大多数人讲的猥琐，是比较自私、小气、寒酸的意思。

第二个我觉得有趣的是，为什么只有“猥琐男”事迹，没有“猥琐女”事迹呢？可能是留学生中女性人数相对较少，样本量不足，忽略不计？还是女生，象公认的那样，更会入乡随俗，更快地融入异文化的社会习惯中去，而避免了传闻中罗列的种种“失范”行为呢？我个人猜测，或许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吧。

今天我重点想说的是，我觉得这个“猥琐”的问题，要审慎的看。近来遇到好几件事情，都让我觉得，海外同胞常有“内部歧视”的现象。比如前两天一同胞初到芝加哥，在中国城买手机遭骗，就气哄哄地跑到各大学中国学生的mailing list上面，把自己的遭遇广而告之——从消费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讲，这无可非议——有意思的是，随后马上就有另一同胞跟进邮件，以偏概全地，把全体唐人街的商家骂了一遍，说他们素质低下，是海外华人里的败类。出此言者自己是芝加哥某所大学商学院的“精英”，似乎言外之意，就是来到美国，若不幸进不了“高尚阶层”而沦落于手工劳动者云集的唐人街，就是十分不堪的。

此种见闻，不需我赘言，有海外生活经历的华人，肯定都有体会。今天的“猥琐男”帖子，难道不也是如此么？我们，我承认包括我自己，在传看、议论这些“猥人琐事”的时候，不是抱着一种嘲笑、不屑、事不关己的冷淡，就是抱着一种愤怒、感到羞辱的怨恨——觉得“中国人的脸都被他们丢尽了”。当然，他们的所做所为，如果传闻杜撰的成分不太大的话，的确有许多越界的地方。例如在中餐馆冒充服务员拿取客人留在桌子上的消费，或者仿制门卡以混入免费餐厅吃饭，或者把自家产生的垃圾投入别人的垃圾箱以逃避缴费————这应该已经触动法律了。

可是反思我自己，谁敢说自己，(尤其刚来国外对价格差不适应的时候)，从没有为了省钱、图便宜、或者图省事，而去吃教会餐、拿免费用品、蹭廉价货物呢？我承认我就为了省钱偷着去别的系打印readings，还总是有一种把别人不要的旧书放到亚马逊上卖掉的冲动！而这些所谓“猥琐男”，只不过是在同一逻辑下，把事情做得更极端、更夸张一些（当然犯法是不可以原谅的）。那么，我也应该是一个北美猥琐女了吧？各位看官中的许多，也被我“一棒子打死”了吧？

其实，仔细想想，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这么一回事：在一种文化、社会制度下，正常的事情，转嫁到另一个文化、社会制度下，成了没修养、没品味、甚至没道德——于是被污点化，被大家争相唾弃。从唾弃这种行为中，我们得以肯定自己的“正常”、“高尚”、“进步”、“文明”。

我不是说在中国，随便占小便宜、拿别人东西是潮流，我是觉得，我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还是遭遇过物质比较匮乏、欲望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阶段的，而我们的爷爷奶奶、父母，又是真正穷过来的一代。于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存钱、要节省、不能浪费。至少据我观察，在美国，很多和我一样，家境并不算太富裕的同学，还是继承了一种国内的消费观——那就是，能不消费的时候，就不消费。

我觉得这种消费观在更新一代看来可能很土。可我觉得这没什么丢人的。美国人是20世纪突然称霸以后，才爆发得不行，延续到今天，产生了很多奢华、铺张浪费的行为。可是他们的底色，也是清教徒的节俭度日。很多同学观察告诉我，美国人也喜欢蹭吃蹭喝，他们“猥琐”起来，也很“过分”。那么，何必把这种普遍的、有着充分合理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违法、不缺德的事情，形容的如此不堪呢？最后，还要把他特殊化到中国男性留学生的群体——这是不是也可以被一种最近很流行的名词——逆向种族主义——概括呢？

最后重申我的观点：入乡随俗、举止得体、不卑不亢——这些我都很赞成。但如果同胞中有“不得体”出现，我们也应该好好想想这背后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嘲笑和讽刺吧？！

始终匍匐着的现代人

今天在Redline站台上等车去chinatown。这条地上铁的路线和I-94高速公路平行。一条铁轨左右两侧是南北两个方向高速行驶的汽车，景象和噪音，都蔚为壮观。

我很少如此近距离地、相对静止地，观察高速路上的车辆。坐在车上不觉得，但现在，作为静止的观察者，那80mile以上的时速，可真不是盖的——嗖一下，一辆车就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在而今“多元文化”下的美国人真的已经成为了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超人——不但内裤可以外穿，而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位移到另一个地方。

现代性理论里总是强调自主性(autonomy)，这个词当然可以分很多层面说。不过，我觉得autonomy最好的实体化例子，就是以上描述的，个体相对迅速、自如的在物理空间的位移。所以，汽车才叫做auto-mobile嘛。

印象很深的另一个体现autonomy和其实现工具关系的例子，是电影西雅图不眠夜里面，Meg Ryan和Tom Hanks谈恋爱的始末。故事由Meg Ryan在高速公路上一边驾车一边听广播开始。这位就要给别人当新娘的美女，爱上了广播节目中丧偶中年男人Tom Hanks。于是，在“爱情”的召唤下，住在巴尔迪摩的Meg Ryan千里迢迢飞到西雅图，只为见上意中人一面。后来，两人因故未能相见，Tom Hanks的儿子自作主张从西海岸飞到纽约，最终戏剧化地使这一对儿在帝国大厦的楼顶上牵起了手。有意思的是，每次电影表现人物坐飞机，都是出来一个美国地图的动画，然后用一堆闪亮的小星星，串起来飞机那横贯美国大陆的辉煌路线。

一个千里寻情郎的故事，看似讲述浪漫感人的爱情，其实或许揭示的是这样一个现实：个体首先要消费得起那些能给与他们充分autonomy的工具，才能“消费”得起“爱情的浪漫”。一段看似由magic和天意注定的姻缘，背后其实要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身份作为支撑。如果男、女任何一方穷得连飞机票钱都出不起，谁又会在帝国大厦的观景台上遇到谁呢？影片中，Meg Ryan拒绝了给她买Tiffany钻戒的未婚夫，而一心想着远在西雅图的鳏夫，这仿佛强调了她的某种不屈于世俗的理想主义和自主性。其实，Tom Hanks的角色也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建筑师，本来在芝加哥生活，太太去世后，自己很难过，为了换心情，一拍屁股就带儿子搬到到了西雅图——在他们这样的人的爱情里，只需要考虑愿意不愿意，而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当然，更没有户口本和暂住证的问题。

今天特别感慨于此，还因为另外一个细节。Chinatown饭罢，和友人准备返回芝大。Chinatown在downtown和芝大之间，但是，如果我们要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就必须先搭北上的地铁去downtown，再乘6路公车回来。如此南辕北辙，原因是如果直接搭南下的地铁在55街转车，太危险——同行结伴五个人，也不敢冒这个风险。最后，大家嫌麻烦，还是叫了出租车——因为穷学生还不算社会的最底层，于是还是能消费一点儿autonomy的。

想起来我带胡洁游芝加哥，由于没有车，带来的种种不便和不安全感。想起来去年夏天很想在美国和一个朋友见面。后来由于我们俩都没钱买飞机票，至今未见。

现代性带来的神奇和方便，只适用于某一些群体。而对于另外很多人，不过是虚幻的承诺。然而这种虚幻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很难瓦解。刚才提到爱人在帝国大厦相遇——没有什么比作为现代性符号的摩天大楼更能代表这种浮夸而难以瓦解的幻象了——它们在空间上产生的奇异感和压迫感，超出了一个人日常生活所游弋的空间量度，让人不可能视而不见、无所触动。


下午站在红线站台上，顺着I-94车流的方向，正好可以看见downtown以sears tower为最高的楼群。911以后，sears tower回到了全美楼高no.1的位置。在等车无聊的时间，我有如下想法：

假如我是一个从南边的州一路开来的疲惫旅人，在进入芝加哥之前，遥遥地，看见这样一片平地而起的钢铁猛兽，我怎么可能不本能地感到精神为之一振呢？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我们始终有着一种本能的匍匐着的情感，不是么？

又及，究竟有多少所谓自由和自主，不过是由种种隐性的不自由、不自主，堆积起来的幻象呢？

最熟悉的陌生

Remember the Past, Transform the Future.

——伊利诺伊州大屠杀博物馆的网站上，有这样的Slogan。


HJ来，带她去了一个我很想去的地方：Illinois Holocaust Museum and Education Center。

刚看了电影The Reader。其中一个情节，是Michael在发现Hanna曾经为SS工作并间接杀害了数百犹太人以后，一个人痛苦地去奥斯威辛集中营参观。我于是也很想自觉地搞一些“self-education”。

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个话题我们都不陌生，从小学开始，它就和本国的反法西斯历史揉在一起，让我以为我很了解那段历史。仔细看了展览，发现自己以前的很多认识很片面，这个展览还是值得一看的！


Holocaust博物馆在芝加哥附近的犹太人聚居区Skokie。展览中我觉得最值得思考的，其实不是展览的内容，而是这个博物馆自己的诞生。Skokie小镇居住着2000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裔。二战后他们来到芝加哥安家。对于那时候的欧洲人来说，美国本身，象征了未来，象征了崭新的生活。于是，和其他移民一样，这些幸存者决定忘掉过去，面向未来。面对集中营的悲惨经历，大多数幸存者像被建议地那样，保持了沉默。

1970年代，新纳粹在美国抬头，他们在芝加哥地成功地申请到了上街游行许可证，在公共场合公然掀起宣扬纳粹的活动。 Skokie的幸存者感到震惊和愤怒。于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决定要在这片新大陆的腹地，建造一座大屠杀博物馆以记住历史。他们开始四处筹款——终于，2009年4月19日，博物馆开幕，前总统克林顿前来作开幕发言。

4月20日，我在星巴克的一份Chicago Tribune上看到这则消息。4月25日，我和hj辗转于地铁和公交车，冒雨来到这里。

我总结展览有四个印象最深的地方。第一是历史常识。包括纳粹崛起、二战爆发、希特勒掌权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的种族论对各种群体的迫害。这些受害者中，不光有所有人都知道的600万犹太人，1000万斯拉夫人（其中30万是苏联监狱里的囚犯）和吉普赛人，还有德国日尔曼本族的残疾人（包括儿童！）。事实上，大屠杀正是从25万德国残疾人开始的！

第二个通过影响、文字资料大量描述的，是犹太人的抵抗。这展廊里，我看到了幸存者的访谈，Ghetto里的难民如何为了“活过今天”(the will to live another day)而想尽办法，较年长的人如何把生存的希望留给最年轻的人，没有药物的医护人员如何尽最大努力给同伴提供服务，热爱艺术的人如何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弹琴、作诗、相爱……很多犹太人集中的地方的四周都遍布铁丝网，大家很清楚，如果组织一批人冲撞电网，那么要死掉的人是80%。但是，为了那20%的希望，大家还是组织起来，为了也许仅仅是他人的生存，而赴死。

看过这些，给人最大的感觉是，犹太人坚定的信仰和他们的团结。我知道这种粗略的、带着明显意识形态的展出不见得还原的是真实的历史，但是至少它表达的意思，一定是信仰和团结的重要。如果不是有着虔诚的信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在没有希望的环境里，活那么久。

于是我就想到了最近的《南京！南京！》。电影我还没看，但据说讲述的是中国人的抵抗。我想知道，在我们的抵抗里，信仰是什么，是否有如此的团结。

第三个印象深的，是纳粹对他们罪行的欺骗和蒙蔽。在今天看来，这种有组织地对人类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可是，在1930年代的欧洲，在世界经济萧条，战争袭来，各国无法自保的时候，纳粹似乎很轻易地掩盖了他们的罪行。他们骗犹太人说，跟我走吧，我提供你们工作，让你有机会挣钱。于是，大多数犹太人将信将疑地带着全部家当上路，来到了Ghetto。在被称为模范Ghetto的Theresienstadt,迎接他们的，是大大的横幅：Work makes you free（工作让你获得自由）。等到犹太人发现真相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

工作、收入、有组织的居民区……现代社会发明了无数的制度，人们好像有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任何符合普通制度的机构，都大概是可靠的。制度是什么？不就是这个社会大多数人对其达成了共识的、有着可预测性和固定模式的人类行为么？对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工业国家公民来说，纳粹所描述的那个“有工作机会，有更多收入的集体居住区”，听上去，并没有那么坏吧。何况纳粹还给他们展示了一些已经住进去的犹太人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看起来愉快、健康——既然大家都这样做，那我也这样做吧——大家都做的事情，总不会太危险吧?

我常在想，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总是会对若干年前，某一群或者某一个疯狂的、完全失去理性的、残忍的、具有破坏力或者自我毁灭性的行为表示极大程度的不解、震惊、谴责。我们总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再来一次了，或者，这种事情如果是我，我觉得不可能做出来的！——因为它太荒谬了！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看那些事情发生时候的社会环境，也许我们就会理解，今天看来荒谬的事情，在彼时未必也算作荒谬。在一定的环境下，骄傲的当代人，不见得会比先人做得更体面。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很不喜欢用“荒谬”来评价历史。说一件事情是荒谬的，潜台词就是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确定了历史事件的荒谬性，就拒绝了某种行为在当时，相对于当事人本身的合理性。

论证合理性，似乎成了一件惹火上身的愚蠢行为。现在，一有什么人为过去的某件事站出来说句话，说XX在当时这样做也有合理性，就会被群起而攻之。汉奸、卖国贼、“为XX翻案”、居心叵测、颠覆XX……的帽子一一扣上来。似乎论证某件事情的合理性，就是与既定的历史话语为敌，也就等价于与“正确”为敌。我以为，这样的判断，对历史，是一种拒绝的姿态，是一种残忍的傲慢。在这样的傲慢中，很多“荒谬”，还是有再度发生的可能。

最后一个印象深刻的，是展览并不局限于犹太人如何悲惨，纳粹如何罪恶，而是把曾经发生的悲剧作为众多种族灭绝、大屠杀的一个例子，提醒人们这样的事情，今天还在发生。

在展廊结束的地方，有一个录像厅。所有参观者离开前，可以看一段宣传片。那里面，有几代美国政治领袖和普通人的话，他们说，反对纳粹和大屠杀，就是要反对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我的世界没有你，那么一切将变得更好。（My world would be better without you in it.）

反省一下，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呢？

宣传片的最后，大大的银幕上，是一句话：Now, it's up to you. 最后，整个句子渐渐暗淡，只剩下大大的You，在屏幕中心，和我大学所受的“公民教育”一脉相承。我发现，我已经渐渐被这种理念所同化了。我坚信，个体的反省和行动力，对这个世界很重要。

说实话，这两年看多了社会理论，又学了很多政治经济理论，我对话语、文化的决定性，都比较怀疑。人间种种，似乎都是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决定的。二战是因为经济困难，大国需要战争来保持发展；纳粹迫害犹太人，也纯粹是经济动因决定……现在，我的想法有所回归，文化决定论固然不对，然是文化所酝酿的信念很重要、希望很重要、信仰很重要，抵抗很重要，反省很重要——哪怕只有一个人。

腐女、丧女、干物女……恋爱资本主义？

上次和Angela谈到一些两性关系里的流行词汇。我们最熟悉的宅男、宅女，都是从日本舶来的。稍微生僻一点的腐女（指喜欢看男同性恋漫画、文学、影视并从中获得快感，但异性恋的女性），也是先由日本流行起来的。然后Angela又介绍了一些更新的流行词汇：　丧女、干物女、肉食女等。

我听到这些词汇，但就字面意思来讲，就觉得有趣得紧！干物女让我浮想联翩，肉食女让我好像回到侏罗纪。那么，这些日本舶来的新词儿，又是什么意思呢？Angela推荐了一个香港中大教授的博客，上面有具体介绍（“恋爱资本主义”的新女性：腐女、干物女、丧女与负犬）。另外，这个博客本身非常有意思——知日部屋：哈日反日不如知日——这是我喜欢的态度。

说回诸“女”们。

干物女的解释是这样的：干物在日本，指的就是干货（注意：不是众所周知的fuck good的意思，而是取其本意 ，泛指香菇、干贝等）。所以，干物女就是那些二十多岁不愿意拍拖，而是喜欢享受私人空间的女性。“她們對於戀愛感到陌生（以前有戀愛經驗。但已很久沒有拍拖），但並不拒絕。只是她們慣於隨便懶散的生活，對談戀愛提不起勁。對不少男性而言，干物女不修幅篇，又不擅社交，所以缺乏吸引力。”（摘自知日部屋博客原文）

肉食女，我和Angela的解读大致如下：长期单身，但是极端渴望恋爱，一旦找到对象，就如饿虎扑食地猛烈索取生理以及心理满足感的女性，以白领居多。这类人在恋爱中，打破东亚文化两性关系中女性被动、矜持的刻板印象，表现得十分主动，甚至略显“饥渴”。[Angela的补充：肉食女应该加如下特点：长期单身、事业小成、阅人无数，“

一旦找到对象，就了...”]

"而肉食女的对象，正是'草食男'（特指那些个性被动、生性慵懒、不愿承 担责任并畏惧受伤之类的男性。）“草食男”与“宅男”近似却不一样。'宅男'宅在宅里，'草食男'宅在内心深处。" (网易3月21日转载自广州日报)


那么丧女和负犬呢？以前直接引用自知日部屋：

(3) 喪女（もじょ）：自虐語，指從未談過戀愛的女性（處女），連被人追求的經驗也沒有。她們對自己失去信心，對儀容已不在乎，對戀愛已喪失渴求及期望。喪女十分寂寞及無奈。

(4) 負犬（まけいぬ）：自虐語，年過三十仍無男友、未婚、無子女及低收入的女性。她們是「戀愛自由市場」的失敗者，部分對單身生活自得其樂，但心裡仍渴望可以戀愛及結婚。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在最后，知日部屋的作者指出，“以上四詞均與「毒男」女版有些距離。「毒男」與喜歡ACGN沒有必然關係，沒有戀愛經驗，但對戀愛有期待。它們與「毒男」的最大共通點是彼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戀愛障害」，是「戀愛資本主義」製造的敗者。”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腐、干、丧、负都是有“恋爱障碍”的较年轻女性。在她们的年龄，在社会习俗的压力下，她们被预期有正常的两性关系或者婚姻，而婚恋的“障碍（disorder）”，成为了她们的共同点。但是，由于导致“恋爱障碍”的原因不同，所以细分为几类。而男性方面，一般就是“毒男”一种类型——即只要是有“恋爱障碍”的男性，都统称为毒男。对于男性来讲，社会并不会有意识地区分导致他们单身的原因。

为什么社会话语对于适龄却单身的人，有着明显的性别区分呢？如果果然可以用“恋爱资本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可不可以大胆地推断，这是由于女性在婚恋市场，被标签化、分级化、类别话的程度更深呢？

这里面最有趣，也最特殊的一对名次是肉食女和草食男。这对概念打破了社会习俗中既有的男女权力关系，在关系里，女性成为了主导；在“被标签化”的程度上，男女程度一样深刻。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广大肉食女——当你们以一种貌似新女性的姿态出现，敢于争取、追求个体欲望的满足的时候，不要忘了想一想，在claim自己是肉食女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把自己放置在了一个被沽定好“价位”了的市场里了呢？这，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应当接纳的标签么？

我和Angela那天其实也以自嘲的口吻，给彼此和闺蜜门贴标签来着。当然，这是胡闹。我相信腐男、干货男、丧男、肉食男在现实中的存在，用毒男一词概括，未免太简单了吧。下次见面，应该给广大“毒男”们贴贴标签，算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吧。嘿嘿。

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

昨天听了一个题目很有趣的workshop，是研究美国福音派的brokenness是怎样在Megachurch向信徒、非信徒提供的Marriage couple therapy里面作用的。教会、Companionate Marriage Love，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Extramarital Sex....都是我很感兴趣的问题。但是由于presenter本人的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很多东西并没有说清楚。JF评论说：you should go to church more often，大家都笑了。在连很多Ethnically Jewish的人也声称自己是Atheist的芝大，这句话的确更像一个笑话。

我的take-home point就是美国当代psycho counseling应该再次从弗洛伊德的方法中找source，应该走一个relational approach。这倒激起了我自己的一些阅读兴趣。

有一句话倒是印象很深：

Intimacy and identity are THE two fundamental human social needs. 猛一听，居然被震倒了。因为我以前从来没觉得亲密关系是一个人的必需。可见我的被异化已经内化了。。。想起来昨天竟然很冒傻气地问某师友是不是根本不想恋爱结婚，他半开玩笑没好气地说：“你以为我是佛吗？？？”

结论：广大独自起居女伴和Angela，还是要好好经营自己的亲密关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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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四点就醒了，不想起太早，在黑暗里听了一集锵锵三人行。关于医疗保障问题。印象比较深的几个片断：

1.一个小学生病了，父母为讨论谁出去借十块钱给儿子买药的问题吵了一晚上，第二天，发现他们十岁的孩子为了不拖累父母，用一条红领巾上吊死了。——用革命烈士鲜血染成的红领巾，最后绞死的竟是“革命的后代”。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寓言。或者说，“革命”早已沦丧，“红领巾”作为某种载体，只按照它的“使命”，进行选择？

2.一对农村夫妇，男的常年乙肝、血吸虫病缠身；女的也查出来乙肝，两个人都无体力干活；十二岁的孩子也被发现时乙肝患者。于是夫妇绑在一起，投湖自尽。——血吸虫的卷土重来，是否又是一个隐喻？

3.13岁的初一女生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服下200片安定药物。留下一张字条，说把自己的肝捐给肝癌晚期的爸爸。

4.全国有30万个医疗机构； 床位327万张，平均3.1张每千人，接近美国，远远高于印度；但是全国有二分之一的人，应看病但不看病；三分之一的人，该住院但不住院。

5.窦文涛慷慨激昂又略带调侃地念了一篇文章，其中很多语句，隔了时空咀嚼，无不充满了冯小刚式的黑色幽默——

《新民晚报》1952年6月29日

　　昨天本报第一版，登了一个好消息，说是从七月起，国家工作人员，生了病的，可以得到免费的医治。

　　大家知道，从去年起，实行劳动保险条例，工人的医药问题，已经得到了照顾。现在，又照顾到生病的国家工作人员了。这种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办不到；现在我们办到了，可见，我们的国家的进步是多么快呀！又可见我们新民主义的政治，是多么好呀！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办不到，我们很快就办到了呢？这是因为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才能够真正重视人民的生命。

　　斯大林有一句话说：“世界上一切资本之中，最宝贵的又是最有决定性的资本是人，是干部。”保护人民的健康，就是保护生产建设的本钿，是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对人民的健康素来非常关心。他不断指示大家，要团结中西医，办好卫生事业，保障人民的健康。


　　这三年来，人民政府建立了很多的卫生基层组织；普遍替人民打防疫针、扑灭了好几种传染病；整顿个别医院，让它更好地为人民看病；培养很多医药卫生人员；生产大量的药品；这些工作都很有成绩。这是因为上面的工作好了，所以才能进一步办到公费医疗预防的制度。


　　当然，我们国家的经济，还只是开始好转，抗美援朝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医院、医生、护士还大大的不够；所以我们也只能一步一步的来。

　　目前还不能够由国家来替全体人民医病。这一回公费医疗的办法，还只能在工作人员里面实行。说到他们的家属和别的人员，还要等下一步解决。但是我们要晓得，免费为全体人民医病，在苏联早已办到了；只要我们加紧建设，我国一定也会办到的。实际上，就在目前，人民政府对于灾区和疫区，对于某种传染病，对于贫苦的老百姓，对于老根据地人民，对于少数民族兄弟，也已经做到免费医药的照顾了。


　　受了国家这样的照顾，我们应当怎样呢？头一件，就应当更小心地保护健康，要预防一切生病。如果以为有国家照顾了，就可以马马虎虎，不必预防，这就太对不起毛主席的关怀了。

为什么喜欢梁左

“但凡我有个对象，我能星期天一个人跑这儿看老虎来么？人家谁不大礼拜天去丈母娘家干活去呀”

——姜昆相声：《虎口遐想》


我编个小说写着玩儿，其实有私心是为了恶俗地“致敬”一下，向梁左。

我为什么认可一个“写相声的”？我为什么喜欢调侃类的东西，情景喜剧，相声？很大程度上，是喜欢那种面对生活的态度——四个字儿——举重若轻。

当然，我对王朔这号的路子有所保留，主要觉得丫后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并且“政治不正确”——把革命因子能消解的都消解的差不多了。但梁左不然，我觉得他骨子里对于时代转变，是一个暧昧的态度，对于变革，他无法给出盖棺定论的答案，这也是恰恰为什么他的段子和情景剧，总是围绕着对“革命时期”的倾诉，有老干部的怀旧，中年人的矛盾，也有青年人的讽刺挖苦。他自己就是那个矛盾的中年人。谁让他有一个在人民日报当“范总”的老爸呢。

当然，作为相声作者，他的主基调，必须是讽刺他走过来的时代。昨天仔细听了姜昆的相声。《如此照相》是他成名作，讽刺形式主义。后来跟梁左合作的《特大新闻》《电梯奇遇》《虎口遐想》。《特大新闻》是他的里程碑，天安门开农贸市场，革博历博开家具展销，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卖“纪念碑大炸糕”……显然，被拿来开涮的，是八十年代末的“商品经济”、“自由主义”浪潮。至于“一语成谶”的典故，不在话下。

都说现在的相声不可笑，因为光歌颂，不讽刺。昨晚躺在床上就想，人为什么对于讽刺挖苦的内容比较笑得出来？

通用的人类表情有那么几大种，喜、怒、悲、恐、惊、恶等。我觉得像怒啊，恐啊，惊啊，都比较好理解——远古时代，这些表情可以传递很多对生存来说重要的信息，瞳孔放大，嘴张大叫，告诉同伴“天敌来了”，“这是我的猎物不能给你”等等。但笑呢？人为什么要笑，应该是为了传达“友好”的示意——而不一定非要表达“愉悦”。据说婴儿的笑，就没有“愉悦”的成分，它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笑，但是父母看了，很高兴，于是更愿意抚养他——不爱笑的婴儿就被进化淘汰了。

那人为什么会觉得讽刺、挖苦可笑？可能是想对本质被否定了的、不好的东西，表示一种宽容，意思是说——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好，可是既然它曾经发生在你身上、我身上、我们大家身上，有因为日子还要过，所以我决定对这种事情，表示批判性的友好。说白了，就是润滑一下生活中坚硬的东西，减少不利于进化的、浪费精神和能量的攻击性活动。

久而久之，和任何能表达情绪情感的活动一样，讽刺挖苦发展成了一门艺术形式。

如此分析一番，那么我觉得现在相声创作的问题，就不光是一个我们一味强调创作者缺乏讽刺的态度，却忽略了另一个事实：我们也缺少讽刺的对象啊。当象征绝对权力的“高大全”强势存在的时候，“高大全”自然是极好的讽刺对象；可是现而今，高大全同志自己个儿退却了，新的高大全们又还没产生，我们只能揪住相对权力来说事儿了。美国人民更可怜，除了“小布什”，他们就几乎没什么其他笑料了。

以上是我的理解。欢迎学文艺理论和体质人类学的朋友讨论。

说回梁左。

梁左也是抱志要写《红楼梦》的，但他留给后人的是《我爱我家》。他曾经在《我家》里向曹雪芹致敬，引用贾宝玉的话“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 云云。原文是宝玉挨打以后，袭人疼他，宝玉就想：

“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之态，令人可亲可敬。假若我一时竟别有大故，他们还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也无足叹惜了。”

此一番言语，有心人读起来，定别有深意。

偶尔得知，前两年去了的子尤学弟，平生最爱笑，听相声长大，在化疗的时候，写出五集情景剧《我爱我班》，也是为了向梁左致敬。还一心想拍成剧让他们班同学演，终未能如愿。

《我家》里老爷子在指导圆圆写作文的时候，高调是这样唱的：“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什么是生活的主旋律，什么是生活的阴暗面。有的时候，这五个指头，还是要严格分开的嘛。”

有时候我们面对生活，不是缺乏反对“主旋律”的觉悟，是缺乏一种颠覆“主旋律”的智慧，而我以为，这个智慧，和“不拿自己当回事儿”，是有共通之处的。

四十三岁的单亲父亲、沦落到写“相声”的汴大中文系“高材生”、负债累累的情景剧作者梁左，在凌晨孤独地死去。

把欢笑留给人间——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

打盹的问题

舍友A同学昨天提到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说是科学家做实验，比较午休不喝咖啡、不午休喝咖啡、不午休喝placebo的三组人的反应认知能力。结果是：午休的人表现最好。他说他觉得这个结果很神气，打算以后也尝试午休一下，而不是在午饭后犯困的时候买咖啡喝。

我前两天刚好看到一个网站叫做sleepingchinese，一个德国摄影师拍摄了很多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打盹的中国人。他觉得这个主题和“觉醒的中国”作对比，有点意思。在一些相关讨论中，我看到美国读者的反应是：真奇怪，在西方发达国家，很难看到人们在公共场所打盹睡觉。

结合自己的观察，我于是大概得了一个印象：美国人是不怎么会在白天睡上一小觉的。

于是我问舍友A，是不是你们美国人白天不睡觉？

他说：一般情况不睡的。因为白天打盹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被大众视为懒惰无能的表现。那是懒散的南欧人才做的事情。北欧人不会的。我想，这可能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崛起产生的现象。为资本家工作、工作、再工作，勤奋不停歇被塑造为一种美德。

我说：恩，而且可能还有一个因素：西、北欧较之南欧，冬天的日照时间极短，如果白天还打盹的话，一天根本没有几个小时可以在阳光下活动。所以他们养成了不打盹的生活习惯。这和勤奋与否没关系。但是因为历史上，西欧和工业化的关系比较紧密，所有久而久之，白天不打盹和工业性地勤勉产生了非因果的关联，并在以后的叙事中，渐渐演化为想当然的因果关系。

另外一个参与讨论的伊朗舍友说：在伊朗，人们也都打盹的。这被看做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和懒惰不懒惰没关系。不过，在伊朗，也是北方人比南方人勤勉。于是她怀疑，任何地域（我想她指北半球？），都是偏北的人比偏南方的人更勤奋？

我说，不是吧，中国就不是。中国的农业受地理环境制约，北方粮食一年一熟，南方一年二、三熟，这使得北方人农闲的时间特别长，大家在寒冬腊月不怎么工作，在家里聊天儿。相反南方人倒给人一年忙到头，手脚不适闲儿的形象。

其实，关于打盹和惰性的联系是怎样被建构出来的，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追究。记得布罗代尔强调过，最开始，是地中海、南欧一带的商业最为发达兴旺，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人走投无路，才去了北方。所谓的“西欧”优越论，根本是“断章取义”。那么，打盹，这个人类的自然生理需要，是怎样在历史过程中，一步步被镶嵌进入了工业文明的叙事，并且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标签的呢？更进一步，当今中国人的当街打盹行为，又应该怎样理解呢？可以结合公共空间和贫富差异、消费与“无聊”、“私”的概念等进行进一步研究。

我料想，一定有同胞对于sleepingchinese这样的网站感到不满，似乎是再次揭示了中国人的“丑态”和“落后”。其实不必大惊小怪，我反而在那些酣睡的面孔里，看到一种平静的尊严；正如我也曾在一些醒着的面孔中，看到麻木与空洞。如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那人民想在哪里“养神”，就在哪里“养神”。——真正让人不安的，是如果有一天，中国大街小巷，连打盹都不许了。

［图片版权归sleepingchiense所有］

作为庶民的绝望

是在firefox自带的latest headlines上知道杨佳被执行了死刑。有一点震惊，因为这事情好像还没有一个“说法”公布于众。之前盛传的他因为被怀疑偷自行车而遭受上海警察殴打的事情，好像既没有被否认，也没有被证实。怎么就草草地判决了呢？我很惶惑。

看到王小峰博客一句话言简意赅：11月26日，一个中国青年和法治一起死了。

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有基本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和我得出一样的结论，所以我就不就其本身的不正当性和愚蠢性作太多评述了。一个不断被内部失灵的国家机器挑战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政体，其运作似乎已经不再以任何一种、或几种利益群体的意志为转移；相反地，这个部件失灵的庞然大物，成为了一个自身有自主性、但无方向性的“利维坦”，非变革，无以扭转之。至于变革是以大规模暴力形式、局部小规模暴力（就像今天正在发生的情境）、还是自上而下的“颜色革命”进行，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最保守的，可能是以“不损害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当下利益”为前提。但即便如此，也依然会举步维艰。

杨佳一事，我希望人死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引发我们严肃思考的起始。

至于对我个人来讲，更进一层的是，我忽然有一种作为庶民的绝望之感。在包括比较开放的南方报业的报道中，对于杨佳和其母的报道中，都有大篇幅的关于他们母子人格、性格、甚至心理问题的描述。似乎叙事的潜台词就是，“一个来自不健全家庭的具有心理障碍的青年对于社会不适应所引发的伦理、法治悲剧。”

个人“心理障碍”，多少制度性的罪恶，挾此之名。现代性的悲剧就是，个人要以赤膊上阵的方式，对抗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国家、法制、教育系统、大众传媒。法庭、考场、家中的电视机前——完全不具有可比性的两股权力之间的对抗，被巧妙地处理地极为隐蔽。以至于对于所有个人生命的失败、失意，我们可以抱怨和谴责的，只剩下一张皮、206块骨头间，有且仅有的自己。

我时常思考那个1949－1979年之间的所谓“疯狂”的“革命年代”。主流话语说，那其间充斥了杀人、吃人、疯魔、血腥的悲剧。我不想否认，这些尚没有什么理论体系可以完整诠释的图景，的确不是无辜的。我只是想，今天我所生存的社会，就比那时候美好、文明么？剥去皮相，一样的残酷血腥。隐蔽的吃人，比“肉搏”更让人恐惧颤栗；精神的泯灭，比肉身的消亡更加彻底；醉生梦死，才是最卑微的永逝。

新东方主义？

不要误会，我不是要讨论北京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的校训：“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的价值观。虽然这个议题本身也很有趣。

我是想描述一种在研究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女性问题中常见的学术观点：简单说就是，中国少数民族在汉族的描述中，总是一个女性、充满异域情调、具有性吸引力、柔弱的形象；而汉族的代表形象，则是男性、传统中国社会、阳刚的。比如Louisa Schein教授对贵州苗族女性的研究，她把这称之为internal orientalism，即Said早先提出来的西方对中东的权力关系，在中国内部汉－少数民族中，也有一个对应的投射。而这种投射，又是通过对男－女性的权力关系的再表现，展示出来的。

我虽然手头没有严谨的实证资料，但是我总感到这个观点接受起来不是很舒服。原因如下：

1。我个人的体验和这种观点不符。当然，这跟我是汉族人，长期生活在汉族聚集地有关。但是，我三次深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山区的经历，也没有让我感到以苗族为代表的这类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是可以用内部东方主义的视角来解释的。在苗族土家族山区，作为一个外来者，我当然可以感受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是，那中不平等，通过当地人民的语言来理解，更多的是由于我们来自北京、香港这种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他们羡慕我们是大学生，有书读，住高楼，有更多的机会……等等。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说羡慕我们是汉族。

所以我想，通过对一个偏僻山区少数民族聚集地的研究，虽然可以找到很多当地人和外来汉人之间权力不平等的例证，但是不能说明，这种权力的不平等，是由于民族的差异而造成的。地域、经济模式等因素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民族的问题。

2。中国有92%的汉人。在8％的少数民族人口中，有大量的是蒙、回、满、壮等人口特别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多数派，大部分并不生活在偏僻的山区，而是在省级自治区或者甚至汉人聚集地。以我长期生活在汉人聚集地的经验，这些民族的同胞无论是在生活习惯上还是在价值观念上，和汉族人的区分，都十分小。我不觉得存在什么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有时候，大家还很羡慕少数民族同学在教育政策上受到的照顾。我唯一听过的一个不平等，是在西北做调研的时候听到的：回族农民工很难在大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工地大锅饭，是不会有回民饭的。因此，回族农民工的打工机会就相应少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要注意到，在这个不平等关系的外部，包裹的是一个更严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关注回族农民工问题的同时，我们更应该问：是谁造成了如此多的农民工？全体农民工已经被“种族化”了。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表现农民工的节目被播出，这难道不是对这个“被种族化”了的全体的一种再次强化么？相比之下，那些每逢演出、节日，就盛装出演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却显得缺乏实质性的意义。

3。更有意思的是，我曾经听到过一种说法叫“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据说这样的一种身份组合，在中国发达的地区很“吃香”。为什么？按理说，在中国，拥有比较大的权力的身份，当然是执政党、汉族、男性。不可否认，这是事实。但是，为什么会有“无知少女”吃香的说法？这是一种可以用“阴谋论”解读的压迫么？还是因为在当下，只要占据了“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个人的社会地位就一定会非常高，因此党派、民族、性别问题，就成了点缀？或者，这其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昨晚躺在床上想到了一个假设性的解释。但是想法不成熟，先不说。不过很有意思。以后再写。

4。我的这些想法的缺陷是，他是ahistorical的。也就是说，我完全没有把建国以来，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认别、划分、支援／（迫害）政策作一个梳理。我只说了一些当代的现象。比如，我们现在观察到一些山区少数民族对汉族认同感可能很强，但是这种认同感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是自发的，还是历史上的某些强制性政策造成的？如果不仔细考察，就很难说清楚现在的情况。

最后回归到“新东方主义”这个词。我是想说，用西方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民族问题，似乎有点不对头。我觉得西方语境下的民族，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或者“中华民族”中的“民族”，是不等同的。简单地把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看成一种东方主义的复制品，是把问题简单化了。Said提出东方主义这个概念并质疑其的初衷，是为了批判学术研究中的简单二分法，和对待他者的单一视角。可是，如果想当然地把中国的民族问题理解为汉－少数民族的二元对立，前后之于后者的权力不平等，并且通过性别权力关系的表现来论证，不是还是停留在简单二分法的误区里吗？

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研究视角，是一种在论点上反东方主义的东方主义。

被建构的女性

昨天看了一本中文书《被建构的女性》，不是一手研究性著作，是一本随感性的文献综述。但是却让我有很多话想说。以下是我想说的，比较零散，我没有时间论证，就把灵感记下来，以后会把“性别－文理分科－经济/政治地位在当代中国”这个argument在发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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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人。而我反抗意识的核心，居然就是社会性别的压迫。所有有可能被视作弱点的女性特征，我都有意无意地掩饰，并努力让自己尽量地有办法去抗争。

在我可以追漱的个人记忆中，我最早的反抗意识来源于哪里呢？

隐约记得5、6岁，或者更小的时候，被送回农村外婆家小住。有一次家里大摆酒席，大人可以“上桌”，但是小孩儿不能；而且我看到表弟可以（因为他是男孩儿），而我不可以。这件事对我来说记忆深刻，那时候我就本能地感到愤怒——为什么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坐在那里吃？为什么我要自己搬一个小板凳到院子里吃？

上学以后，年级越低，性别歧视和性别分化教育越不明显。我被教育要外向、勇于表达自己，一句话——敢于“抛头露脸”——这是不符合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期望的。

到了中学，尤其是高年级，性别教育开始变得明显。我的物理老师对女性有明显的歧视，他说，女生不必好好学物理，因为怎么学也不可能学得好，除非天赋异秉。这让我异常愤怒。高二分班，我本来也可以选择文科，但我坚持学理，就是为了证明，女生也可以学好理科，女生不比男生差。

我也记得高三报志愿，当我告诉当时的一个男性朋友，我报考的是心理学的时候，那个朋友说：你的选择很好，幸亏不是学物理啊化学啊什么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过大学的理化课本么？你知道那有多难么？那是需要很强大的逻辑思维的，你们女孩子，学学心理学这种比较“文”的东西都可以了。当时我也无比愤怒。感觉他是在侮辱整个女性群体。

这种权力的主导－从属关系，不是简单的男－女，理－文，还有进一层的经济地位上的优劣，也投射到这种关系里。尤其在我国的国情下。大家都记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建国以来，一直是工程师治国，经济挂帅，发展是应道理。因此，能够直接转化成生产力的学科，即理工科，就很“吃香”，学这些学科的人，就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而文科，因为他的批判性和间接性，以及对政治的敏感性，就受到了抑制。文科的从业人员也就相对的弱势、穷困。

父亲是学历史的，母亲是学中文的——我从小生活在杂志社和大学，能敏感地察觉到这种理工优于文史的权力关系。我曾经为此，而深深地自卑。我的反抗，表现在自己刻意地和“文科”保持距离上面。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文科”能力优于“理科”，我甚至幼稚地以自己从来不读历史书而自豪。

很多父辈是作文科的子弟如今选择从事理工、技术职业，是由于另一个更实际的原因。他们惧怕了“动乱”年代，从事文科的人的命运悲剧会重演。于是想选择一个更加保险、不会惹乱的职业。但是我的家庭情况不是这样。我们不是那场“政治运动”的狭义受害者，也许我的父母也有意不让我从文，但我本人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这一层顾虑。我只简单地直觉地认为，从文让我抬不起头来。

于是，这个复杂的权力关系就是这样的：性别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地位不平等——统统映射到了个人对于文、理科的选择上。还句话说，在中学教育中，不是因为一个女生学不好理科（这只是一种reproduction of power-relation）而被认为处于弱势；而是社会性别的不平等作为一种强势话语的存在，影响了一个女生在理科学习上的表现。而这种对应模式，又反应在了日后个人的经济地位的发展，甚至政治地位的发展上。

我觉得以至日后，我的自我建构被以前强大了以后，我开始不再以“掩饰”“否认”的方式来施行抗争。我开始积极抗争，从事自己认同的事业，而不是屈服于权力。这可能就能解释为什么在香港，尽管我身边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了读商科，从事经济金融行业，而且他们的生活的确有很多值得人羡慕的物质上的丰富，但我最终丝毫没有动摇我自己在人文社科上的志向。因为我觉得自己有力量了，不需要证明给别人看我“也可以做好XXX”，对于我更紧迫的，是找一条靠谱的路，让自己的内在更加丰富和强大。

这一部分的关系我论述的不是很清楚，以后有时间再梳理。


另外一个方面，性别的再生产在高中开始，到大学阶段，日益明显。而且，我的感觉是，越是经济发达，越是明显。这可能跟消费主义刻意制造“欲望”，诱导女性消费有关。

传媒、主流文艺、时尚——都在告诉女性，你应该把自己修饰成什么样子，才叫美，才能在婚恋的市场上“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这种话语潜移默化地移植到女性心理的最深层，最后，一个女性认为自己并非“为悦己者容”，而是为“提高自信、塑造自我”，而消费、花时间，把自己禁锢在美容、化妆、逛街、看时尚杂志——的领域中，没有时间关注更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公众领域。

又一次，我发现自己在有意识地抗拒这种对女性的规训。

我从来都不把自己打扮得“很女性化”。我觉得化妆、带各种首饰、精心地沐浴、除毛、SPA，无目的的逛街购物，是浪费自己极其有限的精神生命。我是连在公交车上，都要不停看书的人。当然，我不是特别特别极端的人，我也穿裙子，偶尔因为需要穿高跟鞋，但是每次我都觉得很不舒服。穿裙子使女性不能在很多公共场合舒展自如。不知道各位女性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穿裤子的时候，你经常忘记裤子的存在，起立坐卧都很自如；可是当你穿裙子的时候，你时刻感觉到自己穿着裙子，要注意不能走光，上楼梯不能太大步……从而不能完全专注于自己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个社会，在不停地强调这些限制。看看现在各种所谓“主流”媒体上对于各种女明星的走光、露底的报道吧——社会对于女明星的这种病态的关注，其实是一种对整个性别权力关系的建构和加固。

还有对于痛经的各种话语描述。

我承认，受痛经折磨的女性的确需要理解和照顾，但是，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女人在月经的时候，都是痛苦的。从初中青春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女孩子一旦月经，他的长辈，朋友，就会说：要注意别吃凉的，多喝水多休息，你在这个阶段会容易犯困，会有不好的情绪——大家应该记得吧，在中学，月经的官方称谓就是“倒霉”。但其实，月经只是一个中性的生理现象。是的，月经可能对身体和情绪，有轻微的不利影响，但这只是轻微的。同时，月经有这积极作用：规律的月经生殖系统健康的标志，他可以反应身体状况预报疾病。而大家常说的月经期间不能吃冰激凌不能剧烈运动，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科学依据。这两样事情我都做，记得上中学时候我经常赶上运动会或者体育课，照样跑八百米，跳山羊，没有任何不适。很多时候，我觉得月经带给人的不良影响，是一种自我暗示而已。

这，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社会话语对性别不平等的建构。

简单说，我的抗争方式，是denial——我不承认，或者不迎合很多性别刻板印象，极力想证明给世界——女性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可以是别样的，但同样精彩可爱的。

但抗争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据我观察，还有很多女性，选择暂时接受社会期待的性别角色，并利用人们的这种预设性期待——女性是温柔如水，善良易感，多情 脆弱的——他们由此博得更多的帮助、同情、甚至怜悯，从而达到自己想达到的最终目的——很多表面小鸟依人的女人，内心是冷酷而强大的。他们，也不是社会刻板印象以为的那么简单。

其实，在我成长的路上，我一直在屈服和反抗中徘徊。我也曾经很在意身材、相貌、女人味，可爱与否，是否能被大多数男性喜欢……五年前我开始看《Friends》的时候，我最喜欢Rachel，因为她在那三个女人中最美、最女孩儿，最讨男生喜欢，最容易date到男人——我不自觉得，把自己对于理想自我的样子，投射到了他身上。

而现在，我更喜欢Phoebe和Monica.Phoebe的“怪”和Monica的“不服输”“争强好胜”，都不是典型的女性形象，但是他们又是那么可爱有趣，我从内心，开始接受他们。

Bring the Class Back

上篇没人回，可能是得罪了大多数关心选情的非选民。此非我本意。我更多是警惕自己的看热闹的心理而已。但毕竟住在离新总统5个block远的地方，说一点儿不关心，那是假的。

So，奥巴马赢了，而且可以说是完胜。今天去downtown，一路上遇见的“黑人”兄弟，无论是汽车司机，还是门房，都笑逐颜开的。其实，好像整个芝加哥人民都很配合，就连天公也作美，11月的气温居然还有60多度！一时间，Yes we can！的口号为人津津乐道。

有人说，奥巴马的胜利，吹向了美国种族隔离瓦解的号角——历史上第一次，非裔美国人成为了国家元首，掌握最大权力。我觉得，不必为奥巴马的演讲辞过于感动，不必真的相信，他的胜出就说明了在这个国家，只要个人愿意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无意反对这种价值观，我承认他是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世间有“美国人”，并且他们有“核心价值观”的话），他绝对可以对个人幸福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不觉得奥巴马的胜利和这种价值观的被验证有着太大关联。

第一，奥巴马的胜利，就像很多人说的，更多的是建立在共和党执政八年的表现，McCain＋Palin的竞选实力，以及，最重要的，当下艰难的经济环境上。换句话说，我觉得如果民主党换一个候选人，结果可能还是差不多。不是奥巴马提出change的口号影响了太多人，而是他聪明地意识到，美国人太需要一个change了。

第二，把奥巴马漂白一下，他给我的感觉其实很象克林顿。虽然出身于middle-lower class，但毕竟最后还是跻身“上流”。无论他的出生地、父祖背景、移民经历再怎么被强调，事实是，他在精英阶层。如果非要用Identity这个词，是的，夏威夷，肯尼亚，甚至印尼，都可以给他加分，都是他identity的一部分，但是恰恰是最隐藏的identity，或者说他最难被identify的“阶级成分”——成为了他可以成事的最基本条件。他的政治资本的累计，都是在他已经是精英之后才开始的。我怀疑他的成就的代表性——这就能说明在美国少数族裔、下层人真的具有很强的向上的流动性么？逻辑上不通。但每次出一两个这样的例子，人们就乐此不疲，并将之无限夸大。这不正反应了这种向上流动的稀缺么？

逻辑上讲不通，但是，情感上，当大家为他的演讲欢呼雀跃热泪盈眶的时候，却特别执着于“他是非裔美国人”，似乎是“因为他是非裔美国人，他成功了，所以所有非裔美国人都可以做到”——并由此得出结论——美国的种族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这国家果然是世界上最民主自由的国家。

我觉得，奥巴马胜出，对种族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不过的确，他的符号意义很重大。我觉得，最应该被重视的，不应该是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种族问题有哪些进步”，而应该是，它对于社会结构中的每一个行动者，可以起到怎样的召唤和启发作用。

“黑人也能当总统”——这中启发的积极成分的确不少；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把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完全归结于种族、民族问题，是不是有些太简单？有没有阶级的问题呢？

美国人对阶级一贯讳莫如深。他们信奉个人对于打破自己肤色、语言、性别界限的奋斗，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却对需要集体行动的阶级反抗十分警惕。然而，讽刺的是，许多人类学田野志的调查，（尤其在经典文化人类学受到批判以后），都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美国，许多两性关系、同一阶层之间的冲突，都是社会大的阶级矛盾的一个投影。

写到这里，我忽然不知道我的诉说对象是谁。Bring the class back，but why？难道我要说，让下一届美国总统从广大无产阶级劳动者中诞生么？如果不承认当今的所有政治，都是精英的游戏，那我岂不是太天真？

我可能真正想说的，只不过是在关于中国研究中，重新思考“阶级”的话语吧。这是最近读到几篇东西以后受的启发。

PS:最后坦白说，作为中国公民，我还是很羡慕美国人民在政治问题上保留的一些天真，至少，这个国家，有制度和舆论，放理想主义一条生路。

林妙可 杨沛宜

才知道原来开幕式的歌唱祖国是双簧。表演：林妙可，歌唱：杨沛宜



据说是因为杨小盆友的形象不如林小盆友，所以才被顶包了。八卦了一下，原来杨小盆友还是俺们北大附小的啊，我感情的天平自然有所倾斜了。事后诸葛亮地说一句：当时看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似乎是假唱啊。当时一起看的诸位还反驳我说：不可能啊，这么大的场面，应该不会是假唱。。。
[介个就是杨小盆友，下巴不够尖，不符合谋爷爷的审美，sigh]


林妙可

杨沛宜



其实这两个名字倒是很登对啊。很像TVB电视剧里的香港都市白领。。。总之，网上为此事又是一片喧哗。有人说：既然形象是一个考量，干脆刘欢也找个替身算了——言下之一，组织者之所以敢顶包，还是因为他们在糊弄观众，只要观众鉴别不出来的，就敢作假；反之，比如刘欢这个声音形象早已经广为人之，他们就不敢糊弄。


其实这事情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至于大家讨论此事是否会毁了这两个小孩子的前程，更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一辈子长着呢，塞翁失败、旦夕祸福，这件事对于无论是顶包者还是被顶包者，都说不上有什么终极的好与坏。对于换牙的孩子来说，立竿见影的功名利禄，始终是远了一步。当然，他们的父母也许会为此七上八下一番。


但是我十分理解大家的愤怒。我们已经被欺骗了太多次。假唱、假摔、黑哨、纸包子、CNN、涛嫂多出的两条腿……除了艳照，什么都不能当真。节节败退的道德体系，受到一次比一次强烈的致命的冲击。于是我们找来很多相对缺乏主体性的东西，把他们客体化，把他们放在神坛，作为我们某种理想偏执的寄托。孩子必须是童真无邪的，女人必须是温柔善良的，明星必须是完美无瑕的，宠物必须是憨态可掬的。当有一天我们发现这些被客体化的人也有作为一个完全的human being或者说作为一个动物所具有的那些不纯、不完、不真，那些你我他都有的自私、欲望和孱弱，我们就变得异常愤怒——因为建构我们自我的某些顶梁柱，轰塌了。


这一次，成人世界的虚假暧昧侵蚀到了孩子的世界，那就仿佛是我们自己的最后一个理想乌托邦遭到了亵渎。我们心里骂上一句：妈的，这年头果然啥也不能信。


其实错的是我们自己。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孩子的性欲和暴力欲一点儿不必大人弱。有时候我觉得小孩儿很邪恶，一点也不可爱。包括宠物，我们为他们的忠诚、可人而感动。可有几次我帮人为猫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条件反射地在事物面前留下哈啦子，目光蠢而贪婪，有奶就是娘，我就知道他们始终只是畜牲。女人，我自己也是女人。因为不够美不够纯不够温柔，所以幸运地没有被客体化的太厉害。虽然我也会难以免俗地谈论减肥、美容、时尚，但是骨子里，我很老土的歌颂着简爱和致橡树。我不是你成人世界的游戏玩累了的时候，一个回头避风的港湾。对不起，我不傻不天真，偶尔又黄又暴力。我是一个全乎人儿呢。


所以，林小盆友和杨小盆友到底是不是受害者，本身只是个体层面上他们的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我防御系统的宁把，导致了我们的愤怒。六十年前我们造了一个神。这个造神运动失败以后，我们的很多观念面临危机，我们找各种救命稻草。东方不亮西方亮也好，修齐治平仁义礼信也罢。除此之外，我们一生中还造了很多小神，在各种心灵世界的阴暗角落里，被我们供奉着，仰望着，爱着恨着，拧把着。


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不过都是侯宝林老师的一句话：就tm这么一破玩意儿，八毛。

又

写完上个blog，再看新浪的更新，图片已经没法看了。都是小孩子。谁tmd再提天谴论，他就不是人。

再问自己：我们能做什么？有人提领养，我觉得靠谱。我24岁，有资格当妈妈了吧？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or else?

现在这个时间，我本来应该写关于中美当代青年女性爱情观的比较的论文，或者看十八世纪欧洲资本市场风险管理的文献。但是世界的残酷和无常，让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一样，觉得自己平时关注的东西，非常之扯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灾难以后，我越发冷眼于人性的健忘。我不想表现出比自己本身可以给与的关注哪怕多一丝毫的热心——那多出的一点点，日后恐怕会被证明为伪善。我可以不高尚，但不能太虚伪。

这次地震，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人，然后想到的，是要及时行乐。最后，我才为同胞的受难而辛酸。Liu Ning和Yol都在第一时间问我，咱们应该做点儿什么？而我的回答很冷血：在中国，就献血，不在就捐款。如果暑假回国，可以去给灾区盖房子铺路。现在冲去四川做志愿者？我觉得那是添乱。你人生地不熟，万一余震没照顾好自己掉进去，人家还要挖你。

但是Yol说，现在国内政府企业出钱，人民出力，万众一心。我们大学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不是能有些不一样的贡献？我对此看法，表现地颇为悲观。72小时之内，我们完全可以被当作空气。反思、成立危机干预的NGO、甚至petition炸了某大坝（纯属臆测，没有事实依据，请勿信谣传谣）……都是需要诚心和耐心的事情。一个月以后要是还有有志青年想着这茬儿事儿，那我们到时候再一起“煽阴风、 点鬼火”也不迟。只怕大多数人一个月以后，都又各忙各的毕业、分手、飞越重洋、 诸如此类罢了。

Catch着静心看书对不起良心--如坐针毡对不起“学问”的22, 我忽然想起来我本科好像是学心理学的，我临床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好像都学的不错——我们能做些什么？除了捐钱，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心理学的常识吧。来看这个blog的心理科班出身同学，你们现在都比我专业，我说的不对，你们要吱声。

想到这一点，一来是Yol有问我，二来看到豆瓣鄙人成立的社会心理学小组有人在讨论，我很欣慰。可惜我有些不同意见。在此，以那片文章为骨架，点评批驳一下，提出我个人的设想。

总体说：我不认为在目前抢险救人的关键时刻，心理学家有任何必要去到现场。我认为心理学家在突发危机中的作用，应当是在平时注意对医疗、抢险人员的培训，对普通人危机干预知识的普及，事到临头去现场，没有什么用处。

　1、“地震造成的伤害并未因为大地震的停止而终止”

　　据1978 年8月唐山市精神病院一份普查结果表明，在两年时间里，该院确认因地震造成 的极度痛苦、悲哀或恐惧而导致反应性精神病108例，占各类精神病的2.4%，这些患者呈现出突发的震灾致病特点，病情以反应性抑郁为多，约占40%；次 为反应朦胧，约占25%；并伴有巨大精神创伤导致自杀行为。

这个观点我同意，但注意，这是放在一年以上的长时间的scope里面说的。所以，要是有大学生有志于此，希望明年暑假你还记得这件事。

　2、缺失心理援助的灾后援助，是不完整的援助
　　
　　
　　■“当时若有人听听她的心里话多好啊！”
　　在河北理工大学教授王子平的心中，始终留有一个遗憾。
　　震 后的第三天，幸存下来的王子平目睹了邻居的不幸：对面那家一位年轻的女孩自杀身亡。 而就在地震当天下午，王子平还在大沟边上遇到了这个女孩。当时，她正和大家一起，扒救被埋在废墟中的居民，浑身沾满鲜血，疲惫而憔悴。没想到，三天后竟传 来了女孩的死讯。关于她的自杀始终没有一个解释。
　　多年之后，一直从事地震社会学研究的王子平教授明白了其中的原因：这位女青年寻短见的缘由并非仅仅是个人的，而是地震发生后，人的精神世界崩溃、破灭的具体体现。
　　“一场严重的地震对人的伤害是立体的，在伤及人的生理的同时，也会对精神世界造成损伤，而且这种损伤在地震发生之后会继续形成。对人精神的严重破坏会使精神世界瓦解，从而造成一种精神的废墟。”王子平说。
　　然而在当时的唐山，人们忙于重建家园之时，如何在‘精神废墟’上重建心灵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当时若有人听听她的心里话多好啊！也许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王子平感慨道。他一直觉得，这是那个女孩的遗憾，也是所有关心她的人的遗憾。

的确，如果当时这个女孩儿受到干预，可能不会寻短见。但是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想法。试问，如果是几个“专家”走到灾后忙乱的废墟中工作，那么多的遇难者家属，你如何判断谁最需要干预谁不需要？心理干预最难之处，就是最需要它的人，往往是最善于掩饰自己，最不会主动寻求帮助的人——在混乱危险的灾难现场，习惯了坐在沙发里等着预约好的评人来咨询的心里专家们的“诊断”能力，更值得怀疑。其实我以上的批驳逻辑很混蛋，因为哪怕可以挽救一个人，也比一个都挽救不了强。那么，这个就取决于我们是抱着纯粹人道主义的善心，还是功利主义的总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了。一方面，我也觉得能救一个也比袖手旁观强，可另一方面，在危急关头，时间资源都极具有限，为什么我们不去做更有效的事情呢，I.E.医治伤员，预防传染病，盖房修路防塌方……again，心理干预相对来说，是一个长期投入，长期才奏效的工程，仅凭三分钟热呼气，不如普及知识，让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有干预的常识。
　　
　　
　　■“看到解放军，我心里踏实多了”
　　……

　　张宝威的感受也是灾难中众多唐山人共同的感受。河北理工大学地震社会学研究课题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震灾初期，灾区人民最迫切、最普遍的愿 望，是尽快与外界沟通联系，以消除内心的“孤独感”、“失落感”、“遗弃感”等消极情绪。而使人的“震后心情开始平静的事件”，有52.9%人回答是“解 放军开赴救灾第一线”，有29.1%的人回答是“听到党中央慰问电”。
　　很多唐山人都有这样的记忆，遭受了自身伤残或家毁人亡的重创之后的人们，在极度痛苦中没有落下一滴眼泪，而当无线电波中传来了《东方红》乐曲声的时候，他们却忍不住热泪横流……

这一点我同意。但让人感到希望的，恰恰不是心里专家，而是“党的关怀”和“人民子弟兵”的及时到来。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温家宝坐镇现场给人心理上的安抚作用是很大的，温家宝就是最好的心理专家。

那么是不是说中国国情特殊，在应付大灾祸过程中，就不需要专业心理知识了呢？当然不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理专家们现在还是拘泥于一种程式化的、 外来的咨询模式，开诊所、预约，在有限的次数有限的小时内，达到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这是后工业个人主义社会的办法：大家有一定的时间和金钱，对自己的内心有一个相对全面的判断，有意识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希望在一定时间内达到一个目的，心里咨询是一种商业服务。

请看所谓专家如何说：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
　　正视灾难对人类的心理影响
　　7月21日，记者采访了前来参加全国群体性灾难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研讨会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
　　记者：对于公众来说，灾后心理干预是一个新名词，您能否从专业角度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肖水源：灾后的心理治疗一般是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的治疗。指人在遭逢重大的变故，受到强烈刺激后产生的一系列综合性障碍。
　　对PTSD的防治就是灾后心理防治，即为受灾人群提供心理社会方面的服务，帮助遇难、受害者家属和相关人员宣泄心中的悲伤，恢复心理平衡，开始新的生活，心理学家所从事的这类工作的学名叫“危机干预”。

我很反对用PTSD这个概念来解决例如地震这样的问题。PTSD是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他的发现和提出，是一个逆向的过程。是当年在美国，临床上发现有一些越战老兵的焦虑紧张没有直接原因，但是久久不去，最后发现原来是因 为他们在战场上受到过刺激。这种治疗的框架，受到美国心理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强调的是个人和治疗师一对一的、或者小范围内的全体性的治疗，是一种目 的性明确、 症状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换句话说，PSTD是一个在某一种特定认知论下形成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本体论上的现象。在非洲，他可以被理解为“中邪”，在社会主义中国，他就是“思想工作没做通”……在不同语境下，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实行干预。如果先入为主地套用“PTSD”这种对老百姓不知所云的东西，我很怀疑该“主任委员”的诚意。

从某种程度上，我同意：心理学就是commensense，不要把它搞得神乎其神。什么本我自我和超我，一句话：拧巴。

Anyway, 我觉得心理学干预有必要，但是不过脑子的套用照搬美国这一套行不通。我们这次的地震，这是发生在农村的、惨烈的集体事件，他得到了国家和军队的直接干预，可以想见，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灾后的家园重建、 对死去人的追念、对中小学建设的重新评估、 党和国家领导人逢年过节的慰问——真正有效的干预，应该和这些集体活动紧密结合，把握真正有效的契机。心理学家为了个人出风头吆喝着要上“前线”这种活动，还是算了吧。

等到八月举国奥运的时候，希望还有人愿意奔赴汶川。


骂了半天“心理学家”，其实我是希望那些看过半本儿洋书，会引用两个洋概念的半瓶醋们不要想当然，总拿概念糊人。至于我本科的亲爱的同学们，我对你们还是很有信心的。中国心理学的未来，在诸君身上！

最后一个不靠谱的想法：

为什么灾难如此惨烈？如果人们不住在大山里，救援会不会快很多？为什么人们住在大山里？其实现代社会，没人愿意生活闭塞。可是搬迁又谈何容易？户口本，暂住证？过渡饱和的大中城市……有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可以让人们相对公平地选择他们生活的地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平原、交通便利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多腾出一些地方来，给本来生活在高寒、干旱、 荒漠化、 山区的人，能住的更舒适方便些？万一有个天灾人祸，也可以快些组织救援。仔细想想，城里就真的那么挤住不下再多一些人么？那么多人有从来不去住的二、 三套住房、 房地产商不断征用农民土地盖大楼炒房价，这些楼花户户都已经卖出去了么？

一不留神，还是拐到了social justice的问题上。打住吧。

最近引起讨论的一篇文章

赵鼎新：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原载于《领导者》杂志第十八期，据说是《战略与管理》的原班人马。

谁更可怕

上一篇唧唧歪歪不外乎想给下面这几句话作一个justification.

缅甸袈裟革命声势浩大之后不了了之，据传数千人喋血，被弃尸山野。或许有更多人被捕——当地消息封锁，我看到的新闻大多数是“据说”。旧浪潮内部因此展开了就此我们能做什么的讨论。

是啊，我们能做什么？facebook上有一个声援他们的group，有很多十月六号全球主要城市游行示威的号召。看了看，好像中国地区的只有香港。但这至少是一个option。

另外，就是大家多在互联网上转载关于昂山素姬和缅甸民主运动的消息吧，GFW恢恢，疏而有漏，何况我觉得他们也未必要ban这些信息。

更重要，如果这件事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那么，我们真的思考一些东西，也算一种行动了。

当我看那些新闻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一样的和平示威，一样的暴力镇压，封锁消息。针对缅甸官方“只有十个人死亡”的报道，有一个网友的评论很冷幽默：“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派袁木去，否则死亡率一定降为零”——

基于一种haunting的感觉吧，国庆节那天晚上又在youtube上看了一遍天安门。撇开政治立场，纪录片总是有Historical Narrative的价值的。这部片子其实很有意思，如果你之前已经有一个立场，你看完之后，她总能强化你的立场，无论是同情还是唾弃民运。从这点来说，这是一个好的纪录片。

看这些东西，总会看到底下一连串的评论帖子，吵架，骂街，你死我活。其实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急于站队，革命年代的疤痕吧——你不站队死得更惨——或许不是革命年代疤痕，苏东坡不就是被这个害苦的么？——民族性？？？

看这些帖子，比看纪录片本身还心凉——一句句“XX该死”“XX万岁”——繁体字和简体字的较量，或者还要殃及到隔壁岛国——

我就忽然脊背发凉心里一惊——原来比政府更可怕的是暴民。自视为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总是要和政府对话，总是扮演一个站在政府对面的角色。有转制，所以我们向政府要自由；有不公正，所以我们向政府要公平正义——久而久之，对话的两极之间搞得很真空。其实，体制只是一个方面，最后，剥夺了我们自由的，阻碍了公平正义的，有可能是两极之间的很多人。

我甚至觉得，如果有朝一日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有了权力，更多的人会死的更加悲凉。就像有些人不是死于请愿本身而是死于看热闹的流弹——

会不会将来，很多人不是死于政治立场的偏差，而是死于他人的impulsiveness。

这又让我想起来色戒。据说郑萍如的最终死因，是几个官太太的记恨。你看，哪里有什么家国大恨，情爱本身就够能毒人了。而情爱本身是什么呢？占有欲是不是权力+荷尔蒙的双重欲望？

其实李安不应该受到太多指责，说他不分原则，美化汉奸——我觉得他是想问一些更藏在阴影里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想法。但记得当我看《颐和园》的时候，我对女主人公日记里的一句话很感触：

“战争年代，我们血流成河；和平年代，我们寸步难行。”

——有时候，青年人或许会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怨念，以成全自己的自我实现。中年以上的人不这么做，并非因为他们多么理智或者利他，而是他们有了一些活着的本钱，他们怕乱，乱了他们输不起。而青年人却总以为自己一无所有，这让我忽然想起来天安门里面的崔建。

我总臆测当年吾尔开西在广场上被人抬起来挥舞大旗的时候，是被关注（尤其被小姑娘们）的快感远远大于所谓“运动的成果”所带来的成就感的吧？

王佳芝送了命，柴玲送了名——她们最初，都相信青春该是极近奢华的个人事件而已。

zz from hujie

昨日麦肯锡ASIA OFFICE 招聘, 心情较为
复杂.大家都PLAY SMART AND PLAY SHARP
很无聊. 当然我非常的不PROFESSIONAL.长考
之后我决定还是不申请工作了.回头找实习就好了
职场的规则不难,可是要训练,等我有时间再PLAY吧.

倒是遇到很多台湾大陆人, 一个个意气风发
侃侃而谈,很长见识.和一个台湾大哥很谈的来.
我觉得日本人台湾人真的是很有礼貌,谦逊,且从容.
这一点美国人,大陆人都差很多.
我觉得向于丹学孔子还不如向日本,韩国学儒学.
现在他们是老师了.可惜老师总是不喜欢向学生学习
尽管老师已退步,学生已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又觉得中国的大学应该多教一些人中国人的哲学,
亚洲人的文明, 不然跟着美国亦步亦趋.最后也就
伦为美国二流. 日本大学科研没有美国好,可是
日本人本科很少来美国留学.日本人还是更认同自己国家
的思想文化教育.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的大学能有自己的特色
留住人才. 比科学技术,五十年内是肯定比不上美国的,
所以还是应该另想生存之道.俺经过两年考察,初步
总结美国是个文明相对落后的国家.改明让他们来中国进修.

人为什么会肉麻？

首先谢谢Angela的点评。你说的Coherence的问题我也以为然。特定国情 这四个字让人无可奈何啊。

今天忽然冒出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感到肉麻？

问题的缘由是这样：我这个人有词语洁癖。有些词我听见别人说会起鸡皮疙瘩，自己断然不会说出口。最典型的是“粉丝”（针对该词作Fans解的时候，听见会有不良反应，从未在公众场合说出过，一般都说Fans。）还有“葛阁”和“美眉”作“男女朋友”解的时候。我的洁癖词典里还有一些特定词汇，暂时想不起来，想起来再补充。

今天在新浪上轰然看到“奥运真男孩”，又是一阵麻。

然后我就开始纳闷，人为什么会因为听到看到某些词而感到肉麻。先是去百度，这个问题没搜到，只看到如下词条：


人为什么会死

人为什么会做梦

人为什么会放屁

人为什么会老

人为什么会打嗝

人为什么会变

人为什么会生气

人为什么会感冒

人为什么会晕车

……

我于是开始自己瞎琢磨。首先，好像没有一个西文心理学课本里有这个问题的相关研究。难道外国人他不肉麻？

最近查literature不方便，先初步自己分析。词汇肉麻刺激有三类：首当其冲是琼瑶奶奶台词类，典型例子参见“又见一帘幽梦”中的每一句话，或者比如紫薇对尔康说：“一个破碎的我怎能挽回一个破碎的你”……第二类是余光中曾提到的“从芝加哥开车会密歇根路上，吟诵'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浑身goose-flesh”。最后一类是开头所述肉麻原因不明的词，可能只对特定的人有作用，成因可能是儿童期不为人察觉的某种神经联结。

很多动物在看到敌人的时候，都会竖起毛发吓唬对方。所以非寒冷型鸡皮疙瘩很跟恐惧紧张有关。但是为什么非恫吓恐怖型的言语刺激也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呢？如果说我对“粉丝”的敏感源于某种经典条件反射的建立，那么这个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真男孩”又有什么不对头呢？

心理语言学有意思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