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喜欢梁左

“但凡我有个对象，我能星期天一个人跑这儿看老虎来么？人家谁不大礼拜天去丈母娘家干活去呀”

——姜昆相声：《虎口遐想》


我编个小说写着玩儿，其实有私心是为了恶俗地“致敬”一下，向梁左。

我为什么认可一个“写相声的”？我为什么喜欢调侃类的东西，情景喜剧，相声？很大程度上，是喜欢那种面对生活的态度——四个字儿——举重若轻。

当然，我对王朔这号的路子有所保留，主要觉得丫后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并且“政治不正确”——把革命因子能消解的都消解的差不多了。但梁左不然，我觉得他骨子里对于时代转变，是一个暧昧的态度，对于变革，他无法给出盖棺定论的答案，这也是恰恰为什么他的段子和情景剧，总是围绕着对“革命时期”的倾诉，有老干部的怀旧，中年人的矛盾，也有青年人的讽刺挖苦。他自己就是那个矛盾的中年人。谁让他有一个在人民日报当“范总”的老爸呢。

当然，作为相声作者，他的主基调，必须是讽刺他走过来的时代。昨天仔细听了姜昆的相声。《如此照相》是他成名作，讽刺形式主义。后来跟梁左合作的《特大新闻》《电梯奇遇》《虎口遐想》。《特大新闻》是他的里程碑，天安门开农贸市场，革博历博开家具展销，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卖“纪念碑大炸糕”……显然，被拿来开涮的，是八十年代末的“商品经济”、“自由主义”浪潮。至于“一语成谶”的典故，不在话下。

都说现在的相声不可笑，因为光歌颂，不讽刺。昨晚躺在床上就想，人为什么对于讽刺挖苦的内容比较笑得出来？

通用的人类表情有那么几大种，喜、怒、悲、恐、惊、恶等。我觉得像怒啊，恐啊，惊啊，都比较好理解——远古时代，这些表情可以传递很多对生存来说重要的信息，瞳孔放大，嘴张大叫，告诉同伴“天敌来了”，“这是我的猎物不能给你”等等。但笑呢？人为什么要笑，应该是为了传达“友好”的示意——而不一定非要表达“愉悦”。据说婴儿的笑，就没有“愉悦”的成分，它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笑，但是父母看了，很高兴，于是更愿意抚养他——不爱笑的婴儿就被进化淘汰了。

那人为什么会觉得讽刺、挖苦可笑？可能是想对本质被否定了的、不好的东西，表示一种宽容，意思是说——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好，可是既然它曾经发生在你身上、我身上、我们大家身上，有因为日子还要过，所以我决定对这种事情，表示批判性的友好。说白了，就是润滑一下生活中坚硬的东西，减少不利于进化的、浪费精神和能量的攻击性活动。

久而久之，和任何能表达情绪情感的活动一样，讽刺挖苦发展成了一门艺术形式。

如此分析一番，那么我觉得现在相声创作的问题，就不光是一个我们一味强调创作者缺乏讽刺的态度，却忽略了另一个事实：我们也缺少讽刺的对象啊。当象征绝对权力的“高大全”强势存在的时候，“高大全”自然是极好的讽刺对象；可是现而今，高大全同志自己个儿退却了，新的高大全们又还没产生，我们只能揪住相对权力来说事儿了。美国人民更可怜，除了“小布什”，他们就几乎没什么其他笑料了。

以上是我的理解。欢迎学文艺理论和体质人类学的朋友讨论。

说回梁左。

梁左也是抱志要写《红楼梦》的，但他留给后人的是《我爱我家》。他曾经在《我家》里向曹雪芹致敬，引用贾宝玉的话“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 云云。原文是宝玉挨打以后，袭人疼他，宝玉就想：

“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之态，令人可亲可敬。假若我一时竟别有大故，他们还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也无足叹惜了。”

此一番言语，有心人读起来，定别有深意。

偶尔得知，前两年去了的子尤学弟，平生最爱笑，听相声长大，在化疗的时候，写出五集情景剧《我爱我班》，也是为了向梁左致敬。还一心想拍成剧让他们班同学演，终未能如愿。

《我家》里老爷子在指导圆圆写作文的时候，高调是这样唱的：“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什么是生活的主旋律，什么是生活的阴暗面。有的时候，这五个指头，还是要严格分开的嘛。”

有时候我们面对生活，不是缺乏反对“主旋律”的觉悟，是缺乏一种颠覆“主旋律”的智慧，而我以为，这个智慧，和“不拿自己当回事儿”，是有共通之处的。

四十三岁的单亲父亲、沦落到写“相声”的汴大中文系“高材生”、负债累累的情景剧作者梁左，在凌晨孤独地死去。

把欢笑留给人间——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