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症也是一种反抗

昨天和志莹谈到吉林化纤集团1000多名工人集体中毒事件，她的一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她说对该事件，官方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工人其实是因为癔症作怪，而非真的有生理上的中毒。这种“中毒”，在志莹看来，如果主因真的不是生理中毒在先，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工人阶层对于制度的身体化的反抗。所谓身体化，我的理解有两个要点，一，当事人的不适感受集中在肢体；二，这种不适的感受在客观上造成对于制度的消极抵抗，但是当事人是不自知的——即，他们不是故意操纵自己的肢体，而只是单纯地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没有自主反抗的意识。

这次谈话对我的启发，就是让我进一步反思困扰我已久的拖延症（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的问题。其实早在我发现拖延症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错的，仅仅是个体么？

如果说拖延症是一种个体对于稳定的社会制度不适的表现，那么粗暴地说，拖延症患者就是社会的ｌｏｏｓｅｒ，是过不了多久就会被社会淘汰的ｏｕｔｌｉｅｒ。问题如果这样简单，那么也的确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讨论的余地。

可是，据我观察，拖延症从程度严重到轻微，广泛地分布于我周围的人群。而且从年龄上来说，也是有老有少。豆瓣上有一个“我们都是拖延症小组”，据我观察，参与者很多是资质甚优，生活一帆风顺的都市青年，用个时髦说法界定，也算是后革命时代中国的新兴城镇中产阶层。另外，在ｔｗｉｔｔｅｒ上，畅销书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ｅｓｓ, the Zen Habit的作者Leo Babauta也在日夜孜孜不倦地探讨拖延症、时间管理等问题，从者近两万。

可见，拖延症并不是looser的专利，受其“困扰”的人很多，分布很广，其中不乏社会的中坚。而所谓中坚，在我看来，其实就是那些尝到现有制度甜头比较多的人，例如都市白领、大学研究人员，以及其他在高度制度化的领域拿一份稳定薪水的人。这些人生活质量相对高，但是代价就是被异化的程度也高——要把自己的时间粉碎、锤炼、再加工、锻造成一个个块状物，嵌入财富、知识生产的巨型机器，最终得以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进入这样的游戏，人人是眼前挂着胡萝卜的驴子，耳边是不合作的猪只被宰割的声音，如此一来，不忍痛埋首前行也难。

那么，拖延症，就成了中坚分子们无意识反抗的武器，正如癔症之于化工厂的工人。这种消极反抗往往局限在一个制度可以容忍的程度——简单说，最后一分钟交报告公司不会倒，老板不会死，工资也不至于打了水漂——只是拖到最后总归不尽人意，于是干活的人与他所服务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张力，就永远不会消散。而这种张力的存在，作用在个体身上，是一种负罪感、快感并置的压力，作用在机构本身，就是个体对不合理的制度和机构的一种消极反抗。

都说工人阶级觉悟高，我想，在有明确的政治纲领驱动的工会中，工人的确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主动地跟不合理的剥削压榨抗争。但是，在一个普遍缺乏政治热情及工会组织的社会，尤其是在“尝到了甜头”的中产阶级中，如何能把无意识的抵抗转换成有建设性的行动力，就成了一个很难笼统概括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我的意识的，拖延症患者们，请不要太有负罪感，很多事情，我认为，不是一句“缺乏自律”就可以说清楚的。就像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太爱这个世界，如此用力，以致受伤，不是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