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思维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想说些什么，又没有焦点。生活里每天都发生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小事儿，不值一提，可是如果记录下来，也会记很久。比如我现在发现，我跟朋友聊天讲起的anecdotes，大部分都来源于我的blog。好像真的是：书写下来的，才是记忆。

做了一年NGO工作，感到自己何其幸运，因为我正在经历的，正是中国NGO纪元第一世的终结，第二世的开端。为什么这样说？就在这几年，大量欧洲官方的对华发展援助机构从中国NGO领域撤资，长期资助中国NGO项目的福特基金会总资产缩水到1979年的水平。所有外国捐助者都在或强或弱地给中国民间发出一个信号：长远看，你们恐怕是要自谋生路了。

今天听做公共卫生的朋友说起中国现在的医疗外交，讲起我们的战略主要是对非洲的医疗援助，和金砖四国的合作。现在非洲真的是大热，无论从政治、经贸，还是学术上，都有很多资源。可是真正称得上懂非洲的学者，十个手指头都能掰得过来。这里面自然大有文章可做，就拿做妇女问题来说，研究一下中国对非洲的公共医疗援助，和帮助非洲实现MDG(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妇女发展政策的关系，不就很有意义吗？这是一个public policy的题目，这也可以是一个人类学的题目。就算不懂非洲史，只是受过基本的后殖民理论训练，不是也能更快地上手这些新的问题，而少走弯路吗？

今天在看王希老师主编的《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史学者反思录》，刚好看到叶维丽的文章，她说到80年代以后赴美的史学者，出去的时候很多是要做美国史、欧洲史等非中国史的题目的，但为了饭碗，更重要的是，由于无法致一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剧烈社会动荡于不顾，他们中的大多，还是转向了关注中国本身。我想，这种转变，可能是一种必然。大概就像当年胡适抛弃了绮色佳农学系的苹果，投奔了杜威，所经历的心路历程。

近当代中国，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是一个puzzle, 是要去identify和solve的；而对于中国学者，更是一个symptom，是要去diagnose和cure的。于是，在我们解读他，研究他的过程里，充满了各种困惑和无解。随着一种新形式革命（Deng's reform）的发生和发展，我们的病症不是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如果说以前的病症是虚弱和疯狂，那么现在，好像是基因变异以后，花样百出的疑难杂症。"不可救药"可能还不至于，但谈起任何问题，好像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如何下手。

现在，这个"symptom"要带着"病体"去施展拳脚了。在新的全球版图的铰合中，留给它单纯困惑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很多。在巨大的利益分割程序面前，反思的空间也并不大。对于我们年轻一代每个个体来讲，进入那个大转轮，向漩涡的中心无限靠近，充满了冒险，也充满了诱惑。谁能安于边缘，冷眼向世，又保存一支生花笔，一副好性情呢？

我不愿去想大问题的答案，只能计划一下自己的小天地。想到自己脑子里还能想想以上种种，就不得不感激身边的一些师友，那些夜里十二点半发短信让我去听讲座的人，那些寄来论文和书单的人，那些发来manuscript的人。那些在某一个边缘，安心做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