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胡杰去香港，我们旧浪潮一伙人一起去湾仔看这个片子，和胡杰一起。那时候，这个片子留给我的是悲伤、唏嘘、和无尽的恐惧。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连海鸥相机的镜头都不敢直视，连开头秒针滴答的声音都不敢听。当时买了胡杰亲笔签名的VCD，回到北京送给了一位叔叔，他是师大的校友。因为觉得自己此生不能有勇气再看一遍这片子。
不想今天又看了一遍。而且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害怕。原来回忆是会骗人的，也许我从来没有真的那么害怕过，只是在后来，这种恐惧被慢慢放大了。
当然情绪还是很难控制好。胡杰是一个太powerful的用影像和声音说话的人。
八十五岁的爷爷说起发妻凄惨的死亡非常镇定，可是说到她走后，自己每天望着窗口盼她归来，却一下子老泪纵横。
老爷爷给导演看妻子的血衣，还有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借给新华社的一块金表。胡杰忽然问，卞老师最喜欢什么音乐。——《黄河大合唱》里的《保卫黄河》，还有《在太行山上》。
于是片子里《在太行山上》的音乐就响起。
在用"为党工作十七年"，"牺牲"，"生于梦想，死于梦想"这样的词语述说故事的主线的时候，渡尽劫波的老人一次次谈起耶稣的受难，谈起他自己身上背负的十字架。
我觉得胡杰通过这个片子想讨论的，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为什么发生，红卫兵打死老师的惨剧为什么发生，暴力是如何在特殊的条件下合理化的……他在讲故事之前，已经设定好了这些前提，并把一段不短的时间轴里的许多背景，叠放在一起。
在那些被有意叠加的背景前，是这样一个故事，它讲述了人类个体，是如何借助精神信仰，用不能解构的品质，来走出极端的苦难，并在苦难里永生。
单这样看，这是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故事。它的力量，足以打动每一个有良知的人。
但是当我们走进或者走近那些背景，分层次地看那并不遥远的过去，还有很多事情要去问what, why, and how。今天，主流话语对于那段历史的去历史化处理，并不是一个足以告慰亡灵的解答。单纯的否定，控诉，甚至是草率的"反思"，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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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半，我走在没有几个人的中关村大街上。入伏头一天的雨水，让心情不那么焦躁。
白天还在为工作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生闷气。此刻，已经能感到自己因为那些事而情绪波动，是多么滑稽可笑。
爸爸总跟我说，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小事，都要把它们，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
抹去该抹去的，我要看我想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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