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总、王主任、朱市长、财政部陈先生（外三则）

一、

星期天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长安街上。

我坐在表哥的车里，赴一个推不掉的饭局。

表哥指着北京饭店路旁的那些树，问我：你看枝头的黑点，知道那是什么吗？

冬天的树没有叶子，枯枝上，一排排黑点，密密麻麻。

忽然间，这黑点组成的矩阵开始动，跟天上更多个黑色矩阵连在一起，又呼啦一下子散开了。

是乌鸦。

“长安街上多乌鸦，尤以北京饭店一带为甚。”表哥这样说。

“为什么偏偏是长安街呢？”我问的语气，甚至有些故意。

“因为乌鸦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在这里，他们从小这里长大，习惯在这里生活了。”

“哦，钉子户啊。”

不是答案的答案，不是回应的回应。

回来上网，发现百度知道上还专门有人问这个问题。答案自然五花八门，读者恐怕也各有所思。

二、

上午刚看新闻说要撤销近千所驻京办，晚上就要在驻京办吃饭。

原来，驻京办不会撤，至少这个不会。现在正在盖更新更好的楼，迎接新的主任。

一进饭厅，服务员就热情地迎上来，问我们这拨人是谁订的席。

“二楼一共四个包厢，袁总、王主任、朱市长、财政部陈先生——您看您是哪位的客人？”

席间众人消灭了很多从徐霞客故乡空运来的鲥鱼、河豚、田螺，大人们不停地敬酒敬烟，我就把自己当个小孩儿，闷头吃东西，显得极为不配合。

临走的时候，我怅然地看见走廊里那尊汉白玉的徐霞客像——哦，一个骨灰级驴友，他竹杖芒鞋，极目远眺；他剑眉虬髯，好不潇洒。

三、

昨天看虎年属猪人的运程，说属猪的人虎年合太岁，会有很多高朋满座的机会，要小心饭局太多，控制吃喝。

我已经隐隐约约感到这种趋势。

今天中午参加了一个喜筵。可我总觉得喜筵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几百人的场合，大部分人都互相不认识，热闹过后，就成了几个人小范围的吃喝，和更多人沉闷的走过场。大多数客人只认识新娘或新郎其中一方，对于这对新人如何相知相爱知之甚少，可也要表现出由衷的祝福和喜悦，也要拼命地鼓掌，并多少做羡慕状，感动状。我不是抵触热闹，我是承受不了这种热闹下面，凉薄的实质。

倒不如教堂里的西式婚礼，庄严肃穆，大家安静地凝视、默默祝愿即可。不需要在不care里制造出一种貌似care的热闹，以至于给人一种很强的泡沫感。

我们的婚礼仪式是农业文明的残渍，适合在一个村庄里平日十分熟稔的邻里间进行。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新人不得不在好几地办好几次的原因。毕竟一路长大，我们住过好几多“村”，而很多“村”与“村”之间，又是地球和火星般地隔膜。

四、

在地铁五号线惠新西街北口A出口，第一次见到了胡导。

胡导不是胡玫，大家不要乱扔西红柿。

胡导背一个书包，穿一双旅游鞋，手里拎着一个雪碧瓶子，晃晃悠悠走过来，好像只有十九岁。

这多不像一个已经工作了的男士从上海到北京出差的样子。

胡导从他鼓鼓囊囊的大书包里拿出一本《亲历历史》送我。不是希拉里那本，是收获杂志的专栏集，记着杨宪益和戴乃迭的文革岁月。

这已经是第一次见面的胡导，在过去三年里，送我的第三本书。在他还是复旦门口光与影书店老板的日子里，我曾经许愿一本子不要见到他，然后等我真当了作家，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中国版的《查令十字街84号》了。

然后我放弃了作家梦，胡导书店关张，我们在惠新西街北口见面了。

那也不错。

请胡导吃阳坊涮肉。我送他一小瓶白葡萄酒，他很惬意地抽着红双喜——那是他为坐火车的时候方便搭讪专门买的。

把胡导送到五道口地铁站，我又买了一串糖葫芦，就着西北风吃下去，眼里带笑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