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December 30, 201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哪,你们过得好不好
Friday, December 24, 2010
转载马世芳写的罗大佑
南周的文章,转自网易。http://focus.news.163.com/10/1024/11/6JONCSDB00011SM9_7.html
杂色的文艺:从"亚细亚的孤儿"说起
东洋风、西洋风、大陆风、本土风,杂糅混血;二十年,一首歌,两句词,多少曲折。要理解台岛文艺之上的创造,我们从罗大佑的那支歌开始吧。
文_马世芳
从甲午战争算起,百余年来,台湾不断接受外来文化与新移民的刺激,也渐渐习惯了"混血"式的文化形态。近当代的台湾庶民文化,其实是日治五十年遗留的"东洋风"、战后驻台美军带来的"西洋风"、新移民带来的"大陆风"与"香港风"以及民间自为的"本土风",杂糅一处,混成独特的文化风景。
台湾曾经戒严近四十年(1949-1987),不过相比政治体制的压抑,针对文化内容的管制还是相对宽松一些,舶来文化商品繁多,各方影响之下,电影、电视、唱片、读物等皆受熏染。上世纪七十年代"寻根"风起,青年一代重新寻求"身分认同",首先要面对的也是这个盘根错节的"混血"情结。要理解台湾庶民文化,或许应当先认识这一点。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青年的创作能量,通过一连串指标性事件展现出来:1971年奚淞、黄永松、吴美云、姚孟嘉创办《汉声》杂志英文版,1977年改为中文版,深入探讨古迹保护、民间艺术与庶民文化;1973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高信疆接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大力推行报导文学,引介素人画家洪通、恒春老歌手陈达;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深化、普及了"寻根意识";1975年歌手杨弦在中山堂开演唱会、出版专辑,替余光中的现代诗谱曲,点燃"民歌运动";1976年李双泽在淡江大学演唱会手持可口可乐,怒道"走遍世界,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都是洋文歌",令"唱自己的歌"成为广为流传的精神口号,其后"金韵奖"、"民谣风"推波助澜,"青年创作歌谣"风潮彻底改变了华语乐坛的走向。
这些事件,都有一股纯粹到近乎天真的底气。事起之初,都未必去想象以后会引起多么大的效应,更未必有"运动"的自觉。当时,台湾外交处境节节败退,青年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危机感,也有巨大的使命感。他们没经历过父辈叨念的战乱岁月,却拥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和闲暇时间可以探索兴趣,并将兴趣发展成专业。在那个当局高喊"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时代,青年人一方面深受舶来文化的"混血"影响,对西洋与东洋的青年文化深深向往,一方面又体会到台湾仰"上国"鼻息之可悲,从而生出民族主义的意气和"寻根"的焦虑。
要理解这样的纠结,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一首歌来说起: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
罗大佑的父亲是苗栗客家人,母亲是台南人,他从小在台北长大。1983年,罗大佑发行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A面第二首歌便是《亚细亚的孤儿》: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当年的歌词页上,《亚细亚的孤儿》有一行副标"致中南半岛难民"──上世纪七十年代越战结束,许多民众从海路出逃,舢板、渔船搁浅在南中国海的珊瑚礁,饿死、渴死者众,甚至还发生过人相食的惨剧。那样的故事,也成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对岛内最好使的"敌对教材"。
不过,只要你知道"亚细亚的孤儿"的出处,就会明白那"致难民"的副标其实是个障眼法:《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作家吴浊流(1900-1976)1945年完稿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叫胡太明的台湾青年,在家乡时受日本殖民者欺压,日本留学归来又被乡人排挤,赴大陆亦被视为外人,最终被逼疯了。罗大佑借用这个意象,开篇的四行歌词,彷佛已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一路走到了国共内战与岛内长年的戒严。
罗大佑是在做医师的父亲书架上看到这本书的。罗大佑的父亲曾在日治时代被派去南洋当军医,一千个台湾兵最后只有三百人活着回来。后来国府败退迁台,政权危殆之际又下重手镇压异己,开启了漫长的"白色恐怖"时期。他的父辈大半生都在承受不同政权更迭的时代动荡,"胡太明"的命运既是不堪回首的集体记忆,也预告了后来苦涩的历史。
如果不加遮饰,仅凭"白色的恐惧"一句,在戒严时代,罗大佑很可能就从此无法再出唱片──那"致难民"的副标,表面上是迎合了执政者的"主旋律",暗地里却为所有懂得"解码"的人,"偷渡"了一则国族历史的大叙述。
这首歌背后的曲折,其实也浓缩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创作人的集体处境:严密的审查制度之下,创作人必须苦心设计"偷渡"路线,埋藏"暗号",气味相投的听众还必须设法从字里行间"嗅出"那密码。当一首这样的歌通过电波向四方播送,那"启蒙"的暗号,便可能改变不只是一小撮人的生命: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这是早期罗大佑最好的歌词,语言直白而不失诗的质地,一洗"民歌"常见的学生腔、文艺腔,正如"民歌"一洗早年流行歌词的"歌厅气"、"江湖腔"一样。事实上,罗大佑在开创中文歌词新局面的同时,也曾陆续为余光中、郑愁予、吴晟的诗作谱曲,继承"民歌"时代"以诗入歌"的传统。那一辈"知识青年"背景的音乐人常以"文艺青年"自居,他们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为这一拨新兴起的"歌坛"铺垫了起码的"文化教养"。
《亚细亚的孤儿》不仅歌词反映了那个特殊的时代,音乐同样也值得推敲。这首歌用的是拖沓的三拍,拉长了的华尔兹节奏,就像沉重行进的行伍。它并未沿用摇滚乐习见的架子鼓,而是流行歌少见的"军用大小鼓"──鼓手是徐崇宪,他并不是职业乐手,而是这张专辑的录音师。
徐崇宪从"校园民歌"时代便是著名的录音师,也是"丽风录音室"的老板──再过几年,他将会为一位唱歌走音的奇怪歌手录制并投资首张专辑,其人名叫陈。徐崇宪建议"亚细亚的孤儿"撤掉架子鼓改打军鼓,罗大佑问谁会打军鼓,徐崇宪当仁不让,亲自下去示范,从此名留青史。
罗大佑一直都是英美摇滚的乐迷,学生时代就组建了摇滚乐队在饭店驻唱,挣零用钱,唱的也都是西洋摇滚曲。他一身黑衣、蓬发墨镜的造型,就像1966年鲍勃·迪伦(Bob Dylan)摇滚时期的翻版。除了西洋摇滚,罗大佑还从班上日籍同学那儿认识了东洋的摇滚与民谣乐手:吉田拓郎、井上阳水、山下达郎、冈林信康……他向父亲借钱筹录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时,因为台湾录不出他想要的音场,他就托同学把部分作品带到日本做编曲。早期罗大佑专辑音场之所以如此透亮、饱满,便是结合了东西洋影响的"混血"成果。
"亚细亚的孤儿"在军鼓轰然击响的同时,扬起了儿童合唱团的歌声,那是当年经常主唱电视卡通主题曲的《松江儿童合唱团》。孩子们清澈的歌喉唱着: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儿童合唱团置入摇滚曲,制作"高反差"的震撼,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英国乐队平克·弗罗伊德(Pink Floyd)1979年《墙》(The Wall)专辑中的畅销曲《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罗大佑或许从中得到了灵感。"亚细亚的孤儿"在曲势上受西洋影响,还不只在此:它三拍的节奏、木吉他刷弦的开场、军乐队的行进、大合唱的设计,神似1977年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畅销名曲《Mull of Kintyre》,只是旋律各有千秋:麦卡特尼明朗壮阔,罗大佑沈郁悲凉。麦卡特尼为了这首颂赞苏格兰风光的歌谣、安排的风笛吹奏,成了这首歌的招牌,到了罗大佑这儿,风笛换成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样乐器:唢呐。
唢呐,是《亚细亚的孤儿》这首歌里唯一的独奏乐器,取代了摇滚乐常见的电吉他、钢琴、萨克斯。当然,它并不是结合民乐与摇滚的最早尝试,早在1981年,李寿全和陈扬就在《天水乐集》做过类似的实验,不过当年民乐器的演奏,大多仍是以民乐的方式原味呈现。是"亚细亚的孤儿"的唢呐,第一次让我们听到了真正吹出"摇滚线条"的民乐器。那位唢呐手叫萧东山,他也吹了《现象七十二变》的萨克斯独奏,更是实况专辑《青春舞曲》挑大梁的乐手。
三年后的1986年5月,崔健在北京工体"让世界充满爱"现场首度演唱《一无所有》,唱到激昂处,刘元抄起唢呐对着镜头狠狠吹了一段破空而出的独奏。1989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我们彷佛听到了"亚细亚的孤儿"从海峡对岸传来的回声。1999年,几位客家青年组成的"交工乐队",以唢呐手作为主奏,我们也知道,这隔代的致意由何而来。
重听这首歌,我们会发现:在全新的时代,全新的市场生态下,骤临了无穷的机会与风险,创作人在几乎没有前例的状况下,仍企图以"大众娱乐"为载体,"偷渡"理念、实现理想。禁忌松动、民智渐开,我们对任何新鲜的文化产品都充满好奇、近乎饥渴,还来不及体会和畅想后来"信息过剩"导致的饱胀、厌烦与虚无。对跃跃欲试的创作者,那是最好的时代。
"流行歌曲"作为"创作门类"的潜能获得社会共识,音乐人也得以拥有"文化人"的自尊与气魄。这样的作品一旦多起来,台湾流行音乐就能挟其跨界混搭之杂色,以庶民文化"火车头"的姿态向整个汉语文化圈辐射,终于成就了这片岛屿有史以来影响最深最巨的"文化输出"。
1987年台湾"解严",禁忌不再,《亚细亚的孤儿》那行"致中南半岛难民"的副标,在后来的再版中也被拿下了。但故事并未结束:2003年,罗大佑作品首度在大陆发行正版,"亚细亚的孤儿"却从唱片和歌词内页消失,只剩一行标题。整整二十年前触动国民党神经的"白色的恐惧"显然不是问题,这次惹祸的,恐怕是"红色的污泥"──二十年,一首歌,两句词,多少曲折。
(本文作者是广播人、文字工作者,长居台北,著有散文辑《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等。)
Saturday, December 11, 2010
忏悔一下
Friday, November 19, 2010
两年前居然还写过这个
为什么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立场趋于保守
2008-07-17 19:15:00 密斯Green (温水里煮的青蛙。)
个人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但也只是刚刚学了一个学期,很粗浅的。
确实,中国的研究者好像没有能真正开辟出我们自己的社会心理学。而且,我发现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犯楼主提到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科在国内还是比较年轻吧。
2008-09-04 15:36:02 飞之鸿
也有相似的感觉。
008-09-04 15:47:05 Kathy
我看过杨中芳那一篇。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是,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操作性定义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使用怎样的指标来确定,我看到的一些跨文化研究中提到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划分,都很牵强,比如彭凯平的研究结果,就存在一个解释力的问题,他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区分,但问题是,语言本身带来思维方式的差异,又可以以各种其他角度来解释,最终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会迷失在这个立不住的定义里
2008-10-27 00:30:54 橙子拉拉
社会学家也是社会中人,无法摆脱社会大环境。 而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大环境就是边缘的。 没有言论真正的自由,人都为世俗饭碗活着,我想也会抑制社会学者的研究愿望,灵感,韧性。 社会制度觉得社会动物,人的自我是受左右环境塑造的。对否?呵呵
2008-10-27 13:45:47 minisoda (请来针给力的鸡血加份Offer!)
关于操作性定义 我个人觉得 实证派的理论有其局限性 并且关于每一种概念的定义众说纷纭 没有一个标准 那么研究起来也是会非常麻烦
2008-11-02 09:33:41 失学儿童要复学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
回应0509:你的看法我基本同意。在中国,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选择的自由度。很多时候,学术研究都是带着脚镣的舞蹈。甚至是从国外来的学者在中国做研究,一旦进入国内,就也变得束手束脚。很多时候不得不改变研究题目。例如我所知道的,家庭教会问题,三峡移民问题,都很难进行。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研究者遇到的这些cencorship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这些课题是禁区,而另一些不是?最主流的解释当然是敏感课题破坏社会安定,但是,这种想象中的破坏,会是怎样执行开来呢?这中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分别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全球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所谓"neoliberalism"又是怎样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作用呢?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呢?
如果我们在抱怨制度的同时,可以更上一层楼地看待他,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Monday, November 15, 2010
消磨
Wednesday, November 10, 2010
神马 鸭梨 杯具 浮云
Wednesday, October 27, 2010
干过这一票,我们就退隐江湖吧
武侠小说里常有的桥段,是男女主人公在准备重要行动之前的紧张气氛下,感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乱世儿女,情不自禁。最后女猪深情款款地抱着男猪,说,干完这一单,我们就金盆洗手,从此退隐江湖,过神仙眷侣的日子吧。(参见新龙门客栈周淮安、邱莫言couple,英雄残剑飞雪couple,卧虎藏龙李慕白couple,乃至天下无则刘若英couple……)
这条路,究竟还要一个人走多久。
Tuesday, October 26, 2010
瑞典回来第二稿
"我们不是普通的警察局" | |
——细节处看瑞典家庭暴力接待中心 | |
日期:2010-10-26 中国妇女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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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October 24, 2010
Re: 只是十五年一遇的人就不错
Wednesday, October 20, 2010
民主 墙
Friday, October 1, 2010
长平: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我
长平: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我
长平,资深的媒体工作者和媒体管理者,曾先后任《成都商报》编辑部主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兼总主笔。现就职于南都传播研究院。 他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时事评论专栏作家,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文章。他曾经说,与其说时评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曾有人这样评价他的风格:"从容淡定,声色俱敛;静观幽微,发乎情理。似乎游离事态之外,却又无不深临现场。节制的文锋,良知的重量,在这个话语过剩的时代,以寥寥数语之丰、字字珠玑之功,将那些行于兹而不堪其重的灵魂俘获。" 他曾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专栏作者等荣誉。 长平的职业生涯曾几遭顿挫,2001年,他因对"张君案"的报道而失去在南方周末社的工作,2008年,他关于西藏骚乱的一篇招来网络上的狂热围剿,最终导致他离开南都周刊社。就在最近,他突然接到通知:《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都将不再发表他的任何文章。在中国当代言论自由史的晦暗中,他的遭遇虽非个别,却相当典型。 长平谢绝关于这桩最新公案的采访,女声的访谈也不直接涉及这一事件。如他自己所说,女权主义从未给他带来过什么"好处",尽管我们希望表达对这位难得的同道者的支持,但支持的力量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本次访谈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一份男性亲近和寻求女权主义的真实成长样本,并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知名媒体工作者,也有认同女权主义的另一面,而且这另一面已经深深融会于他的媒体实践及批判性的媒体思考中。 ※语录 从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到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十多年中我都是独自在暗夜中摸索。 女权主义让我更理解妇女的境遇,它给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满足了我的公平正义感。掌握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识,这让我有一种优越感。 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2006年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认同某种身份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这是我对女权主义举手之劳的贡献。 媒体权力和媒体管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原因都是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狭义的政治体制和广义的男性体制。 "媚俗"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单就它的本义而言,仍然可以用于批评大众媒体对政治、男性、市场这三种权力的谄媚。 时间:2010年8月27日 地点:广州 采访:女声电子报 ※成长 在当时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观念,但非常空洞,关于什么是平等、怎样才能平等,这些知识极其贫乏,基本没有解释。如果没有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在精神世界中就会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体人一样。 妇女权益本来就是一种体制内的话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这从来都有合法性。但在媒体和学校里,妇女权益从来都是被当作成就来报道和宣传,你看到的都是过去不好、现在好;过去没有、现在有,这让你在成长中一直为这个制度自豪。 在当时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观念,但非常空洞,关于什么是平等、怎样才能平等,这些知识极其贫乏,基本没有解释。 当时的宣传中有一种"文学性"的倾向,以同情口吻将妇女的遭遇归因于传统的、"封建"的观念没有清除干净,文学作品和电影里会表现妇女的悲惨命运,采用同样的解释,而同情就是结尾。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自己也写过这样的小说:一个姑娘没有机会上学,一起玩的男孩上学去了,他很喜欢她、同情她,拿书给她看,这女孩珍藏着这本书。但她嫁人后,却把书毫无意识地撕了给孩子擦屁股。这种虚构里没有男女平等的角度,我关心的是命运压迫对人的粗鄙化,"少女情怀"的被洗劫。 还有一种教育就是来自朱德《我的母亲》那样的课文:传统女性是伟大的,她们为人类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是值得赞美的,而我们很多人忽略了。"勤劳的母亲"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作文题目,从小学到大学,我也写了一次又一次。 我母亲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她理所当然地包下一切家务劳动,忙得没有时间吃饭。我的父亲的衣服脏了,他自己不在乎,我母亲在乎:"别人会以为你的老婆很懒,不给你换衣服。" 但母亲也会一再强调,她因为是女孩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她一直给我们讲,她的小学成绩很好。虽然她把失学的原因归为父母早逝,但她显然觉得自己本来应该有上学的权利,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农村,夏天男人不仅穿短裤,甚至可以穿内裤,而女人连较短的裤子都不能穿,更不能穿裙子,那是违反传统习俗的。但我母亲就会穿,把它当作城里人的时尚,也给我妹妹穿。 我的家庭中没有重男轻女,而是"重女轻男",妹妹是独生女,极其受宠,这个不知道怎样解释。父母对妹妹的宠爱让我感到女孩的体验是重要的。但我奶奶——更传统的妇女,对这事是极其反感的,她认为女孩不应该得到这种宠爱。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很多人最崇拜的明星是刘晓庆,她有一种反叛:"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她演了一些有意识地呈现人和女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电影,比如《原野》和《欲望的金苹果》,"欲望的金苹果"是那时评论界的一个流行词。 80年代的文化热潮自然地带来了各种西方理论,也包含着女权主义。当时的人们寻求思想上的突破,一方面认识到应该更加重视人和女人的个体权利,一方面把女人的命运描述为男性斗争的工具。当时把从《红高粱》到《菊豆》的那些张艺谋电影,都理解为以欲望、本能、野性为力量的反叛,而没有意识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甚至利用了女人。 大学毕业的那年,我读到《第二性》,它带给我颠覆性的全新知识,从书的名字开始,还有"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的"那句名言。波伏娃的著作有一种既不同于男性写作、也不同于传统女性写作的"女性气质"。她关注女性的经验和内心生活,但不柔弱"优雅",有一种敏锐的哲学的思辨力。 如果没有接触女权主义理论,我就不会知道有《为女权辩护》、《女人的奥秘》、《性政治》这样的书,也不会理解和认真对待一些男性思想家的主张,比如穆勒写的《妇女的屈从地位》,更不会批判性地阅读卢梭的教育论。我会以为这些思想家根本就不存在,在精神世界中就会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体人一样。 ※寻找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 原来有"女性缺失"这样一种病,像记忆缺失,她们不在,却丝毫不被知觉。 95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其程度不亚于后来北京奥运会对某些人的震动。和奥运会一样,当年的世妇会被当作一个中国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的象征,但它带给我的喜悦与此无关。关于它的消息让我意识到,男女平等原来是一个世界性的、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它不是附属于"社会发展"的,应该独立解决。
我在《成都商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何为男女平等》,它提出一个问题:各种行业中性别比例的相等,是不是就等于男女平等了?这是我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章之一,很欣慰于自己看到了比官方宣传更深刻的东西。现在看来其中的思考是粗浅和混乱的,当时我有的还只是"解放妇女"的观念而不是妇女自主的意识,而且在价值判断上还是非此即彼的。 那年晚些时候我去了北京,在长安街上坐车看到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以为那就是世妇会会址,很激动,很想下车去参观。也许这种愿望中包含着一种文学化的态度:对妇女集体抗争场面的想象和欣赏。 世界妇女大会让我意识到传统的男女平等宣传不但是肤浅和简单的,而且还有一种屏蔽的作用,让我们无法深入了解女性和性别关系。所以我想知道更多。 后来我买了一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编注: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经典著作,第六版于1998年在大陆翻译出版),还推荐给很多人。在王小波出名之前,我读到了他的手稿,虽然他并不想宣传女权主义,但他的小说在性和性别关系方面探讨得很远,在杂文中他经常提到自己有一个女权主义的妻子。 李银河做了很多教科书式的介绍工作,通过她,我认识到女权主义是一个有来源、有体系的思想系统,而且了解了女权主义在很多基本问题上的讨论。 我在寻找……2003年到2004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伯克利最光荣的历史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它的传统和氛围让我对民权运动产生了兴趣,在那场运动中,女权运动的争议是无可回避的。 伯克利带来的启示太多了。原来有"女性缺失"这样一种病,像记忆缺失,她们不在,却丝毫不被知觉。在那里,我第一次结识了女权主义者,她们当中有学生,也有老师,原来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一位女权主义者推荐我去看了《阴道独白》,我震惊、欣喜:原来女人造反这样让人高兴!而且女权主义可以这样有创造性和艺术魅力。 那个演出非常成功,结尾是全场一起高喊"Cunt",也许大家起初有些难为情,但放开之后就体会到一种抗争的欣喜感,完全没有暧昧和色情的色彩。当然对我来说这完全没有挑战,但它的中文词在中国好像几乎没办法喊出来。 一位教徒听说我看了这个戏,她对我说:"妇女权利可以谈,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来谈呢?"但我当时认为这是必要的,神秘化和污名化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或或控制。 我还读到德沃金(编注:美国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色情产品和对妇女的暴力)一篇激烈控诉男人的文章。我觉得真好!我们真该骂。我意识到自己也在其中,但这并没有让我尴尬,也许是因为和其他一些男性相比,我占到的便宜其实很少吧。 当时我是一个时事新闻编辑,我们总是以宪政、民主、自由解读中国政治中的一些问题,女权主义让我对极权政治批判有了新的理解。现代政治理论其实是开放的,男人往往认为对很多问题已有既定结论,其实没有谁是真理掌握者,对民主、宪政这些问题,不应该有刻板简单的答案。 德沃金认为色情作品是对妇女的损害,而我此前认为色情是一种言论自由,甚至是对禁锢的反抗,她提供了另外的思路,不过她没有完全说服我。所以,或许女权主义对我的改造并不彻底。比如香港明星的所谓"艳照门",我为"了解真相"而看了,这似乎是个"更重要"的理由,但"兽兽门"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克制了自己窥淫的欲望,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张柏芝对我的吸引力大于兽兽? ※认同 如果有人说我还不够女权主义者的资格,我不反对,这是一个提醒,但这不会使我受打击、从此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图:2009年11月25日,长平在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组织的反性别暴力活动上讲演:"性别报道之大惊小怪"。
从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到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没有女性经验,只能努力理解女性的境遇;我没受过系统的女权主义教育,除了那点传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其中有些还需要后来的学习去修正;我没有机会和其他女权主义者和她们的活动更早地建立联系;在我的日常精神生活中也没有女权主义的资源——如果想讨论民主宪政或诗歌,那周围会有很多资源,也可以有很多朋友一起讨论,但在女权主义这方面,我几乎得不到支持。所以这十多年来,我都是在暗夜中独自摸索。
女权主义让我更理解妇女的境遇,它给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满足了我的公平正义感。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选择。掌握了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识,这让我有一种优越感。
2006年之后,我认识到认同某种身份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于是我想,假如有人问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那么我应该有一个回答,这是我对女权主义举手之劳的贡献。强调身份可能有副作用,比如自我设限、自我膨胀、拉帮结派。如果不以有意义、有贡献为前提,我不会说我是什么"者"。
有人会说我们这些男人是"同情"女权主义或对女权主义"友好"的,这种说法是把我们当成了"别人"。我对女权主义感兴趣时没觉得自己是"别人",没觉得自己像外星人看地球,我是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类的一分子。
你可以说我对女权主义了解不多,或者做得不多,我应该慢慢地了解得更多,做得更多。你也可以说我不够资格,我不反对,这对我是一个提醒,但这不会使我受打击、从此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当进入到一个女权主义的活动或话语场,我不会感觉自己是"他者",虽然可能会被提醒是。当我要去为女人说些什么的时候,包括现在接受这个访谈的时候,则是不自信的。我觉得我应该以反省的精神、倾听的姿态来面对女权主义。
我写女权主义的文章,比写一个纯粹"男性"的话题更谨慎,我怕成为为女性"代言"的男性。有人说过:男性占领的论坛已经够多了,至少要把女权主义的论坛交给女人。我一直记得这句话。甚至也许我不写,而是先看别人怎么说。比如关于歌曲《常回家看看》和性别歧视的话题,我当时很想写,但我认为女权主义者会写得更好;对邓玉娇事件,我也认识到了从女性权利的角度,但我也没写。——在这方面我有很多关注的话题,但因为类似的原因,都没写。
我定位是一个通过文字自我表达从而影响别人的人。有些时评作者很看重市场,要就最热门的话题发声,我不完全是这样。我希望带给读者新的东西,假如他们有一定局限的话,希望能帮他们打开,在他们认同了我别的观点之后,也可能"顺带"通过我理解女权主义。我正想写一篇关于张艺谋的男性霸权主义的文章,准备发到有影响的地方——有"男性气质"的媒体上。这些都不是策略,而是我现在能做的。
我从来没进入"圈子",也没想过"投诚"。我对女权主义的观念、行动感兴趣,但不一定要和她们一起干什么。不党不群是我的原则,希望以此在男权社会中保持遗世独立。
※工作
到南都周刊之后,我开始基于妇女权利去营造编辑部的工作环境。我的编辑可以把女权主义作为一个公开的主张。性别报道是不符合主流媒体的市场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别报道,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我只是出于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场考量。
左图:2007年3月30日的《南都》周刊周年答谢会。一位女编辑这样形容长平在该周刊的管理风格:他让每个人慢慢绽放出最美的一面。 在《成都商报》和《南方周末》,我写了一些关于妇女和儿童权益的文章,那时我们把妇女和儿童放在一起。还记得,有个替成都商报社提供快餐的妇女是我的忠实读者。 在《南方周末》,我做过关于拐卖妇女的调查报道,这类报道的传统模式都是男性解救—女性被解救,而我直觉地认识到应该重视妇女的感受和选择,被拐卖是一种伤害,被解救可能又是一次伤害。 2004年我从美国回来,在《外滩画报》工作。那年出现饶颖与赵忠祥的纠葛事件,大部分媒体都是"看热闹"的,讽刺赵和饶的都不少。我就自己拟了一个题目:"每个女人都姓饶",并通过介绍找到了一位作者写出了这篇文章。看了之后,我的感觉是:哇,真好!就像我自己写的一样。 当时我还不了解,虽然有些妇女权利报道也能得到男性的支持,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却并不是。后来我才知道女权主义的哪些方面是容易说的,哪些是被认为不重要的,哪些是会被排斥和抵制的。 当时外滩画报社只有两位女编辑,在那里,以及后来在《南都周刊》,我都会考虑编辑部的性别比例,这首先是出于工作效果的考虑,如果编辑部只由男性主导,对报道的认识会有偏颇,会忽略一些报道类型,比如生活报道——这样想似乎也有些二元论。 到南都周刊之后,我开始基于妇女权利去营造编辑部的工作环境。我会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告诉编辑记者们,办公室里不能出现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语言,不能用"婆婆妈妈"或"娘娘腔"这类词。我会告诉自己的领导,抱怨女员工要休产假是错的,而且会尽量替她们争取一点待遇。 在我当时的工作环境中,女权主义可以作为一个公开的主张。有些编辑对女权主义不陌生,也知道我认同,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办公室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我们组织了一些女权主义的报道,一些女权主义者集中几次出现在《南都周刊》的话题里,这是我的作用。有一次编辑报选题说,有个女权主义者写了一个经常"骂男人"的博客,我当即说好!做人物报道。 但这些报道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当时我对那个杂志整体上都没有信心,更没有野心去创造一个怎样的阵地,虽然想做点贡献。 我没有那个权力,去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工作制度,也许当时有些编辑只是屈服于我的"淫威"。在我离开之后,有人抱怨说办公室里又重新出现了性别歧视的语言。 性别报道是不符合主流媒体的市场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别报道,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我只是出于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场考量。 性别报道既没有读者,又没有广告。按说它应该有女性消费品的广告市场,但这些广告恰恰都到那些歧视性的媒体上去了,因为女权主义也不符合消费主义,这是一个很难摆脱的圈套。 对女权主义话题,大多数时评编辑不感兴趣。我得靠我积累的名声,和与他们的长期合作,塞些"私货"给他们。读者的反响也远没有其他题材大,有些人会这样给我留言:"长平老师,你最近怎么总关心这些琐事?" 什么是媒体的价值?我认为媒体就是:保证意见的自由市场——展示事实,揭示观点,在辩论中寻找真相,探求真理;监督公权力,体现民主政治;提供自我表达空间,特别是那些少数边缘人群的自我表达,即使这种表达不为大多数人了解和支持。 大众媒体的话语权力已经太大,以至让它失去了反省意识。媒体霸权和媒体管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原因都是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狭义的政治体制和广义的男性体制。 大众媒体需要批判。学校和职业教育中都缺乏性别意识,导致媒体经常犯一些错误。话语权力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了解一切,能调查清楚所有事情,能解决所有问题。迎合市场,被商业操控,还以为敬业。"媚俗"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单就它的本义来说,仍然可以用于批评媒体对政治、男性和市场这三种权力的谄媚。 没有市场的时候,市场是反抗;有市场的时候,市场就成为权力。如果你已经很商业化,还觉得自己是在反抗,那就是矫情了,装不懂了。 ※前途 人和社会、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关系都是那么不安。大自然中本来就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恐惧,社会还在制造更多恐惧。我愿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即使我们不能战胜它,也要去战斗。
左图:2009年11月23日,长平在反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集体散步"活动中通过手机发布现场消息。后来他在专栏中详细记录了散步过程。 我没有很好地筹划过自己的前途。当《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的时候,应该小心报道,争取当副主编、主编,但我没有。如果说当时年轻不懂事,后来又有了几次当副总编的机会,那我应该汲取教训,但还是没有。 我也不在乎自己在这行业中的前途。我在乎的是:我想写的写出来了没有,很遗憾,很多时候都没有。 客观地说,我的前途要看媒体的发展。也可能将来有一天我会完全没有地方发表文章,也有可能会变得有很多人争抢我的文章,这都不重要。所以女权主义没有兑换成我在这行业中的利益,也不重要。 这个行业从来没给过我安全感。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但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注定没有安全感。我们的社会在给人安全感方面做得很差,人和社会、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关系都是那么不安。大自然中本来就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恐惧,社会还在制造更多恐惧,比如说"女人是魔鬼",比如说男人和女人是无法沟通的不同物种,这都是不安全感的来源。 人的生命有很多飘零的、脆弱的成分。安全感来自更开放的舆论,更开放的心灵,更多交流的可能。 前一阵我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说"我愿意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有些人认为,要说出勇敢才能激励别人,这是对的,但不说出恐惧却是不尊重普通人的感受。不能真正面对恐惧,就不能真正寻到克服它的办法,只能在原地打转。这还容易导致自大和自欺——相信"我们都是不怕的,专制制度是胆小的",用"愚民"这个词会有点严重,但可能导致愚民。而且这在自我鼓劲之余未免有些功利性,仿佛是因为我们能战胜它,所以我们才去战斗。——即使我们不能战胜它,我们也要去战斗。 这也是女权主义令我欣赏的地方,她们主张把真实的生活经验叙述出来,无论那是好的还是坏的,而男性文化会主张只讲好的——"只做正面报道"。 原文来自女声电子报第49期 订阅可致信 genderwatchina@gmail.com
Tuesday, September 21, 2010
瑞典“好爸爸”背后
瑞典回来后写的一篇小文,原载于《女声》电子报第51期。在此特别感谢《女声》主编吕频女士对原稿的修改,和她一起工作是非常愉快的学习过程。也借机向大家宣传《女声》,女声的豆瓣主页在这里。
在瑞典"好爸爸"的背后
"达拉木马"是瑞典的象征之一,这种手工木刻小马多为红色,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据说,最早的达拉木马是森林深处的伐木工人为孩子随手制作的玩具。今天,无论是在南部小城隆德,还是首都斯德哥尔摩,街头和商场里都能不时看见一些"超级奶爸",他们或是把小婴儿放在背包里昂首阔步,或是陪伴在妻子身边,手推童车,笑容可掬,慈父的温柔与淡定,从他们的眼神中一览无余。从"达拉木马"到今天司空见惯的"奶爸",瑞典"好爸爸"的传统为什么能够延续呢?
其实,瑞典"奶爸"之司空见惯,与瑞典的产假津贴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夫妇或伴侣每生一个孩子,就可以拥有共计16个月的带薪产假,其中父母任一方的休假都不得少于两个月,这等于强制父亲拿出两个月来照顾孩子,它有个温馨的名字:"老爸月"(Daddy's Months)。
与反对家庭暴力、反对性骚扰的法令相比,"产假法"听上去温和许多,似乎只是社会福利中不足道的一项,但在瑞典社会融合与性别平等部资深顾问Lars Wittenmark先生说来,产假法的通过和实施,却是瑞典近40年男女平权运动中至为关键的一步。瑞典妇女自20世纪初开始投入民权运动,直至上世纪70年代,发生在立法领域的三次变革,才真正为瑞典今天有目共睹的的性别平等打下基础。这三次改革分别是:1971年的税收改革,规定"以个人单独计税制取代夫妇共同计税制",从而确保妻子的经济地位;1974的产假改革,父母津贴自此开始发放,使父母可以分享亲子假期;同样是1974年的托儿改革,规定"凡满一周岁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公共托幼服务"。这三项法律保证了已婚妇女和母亲外出工作的条件,使她们可以不依附于丈夫,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而《反对家庭暴力法》则在7年后的1981年才"姗姗来迟",可见产假法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的先锋性。
"三项改革的共同效果,是让劳动市场对妇女更有吸引力,因为瑞典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瑞典社会融合与性别平等部反歧视部门的副主任Camilla Goldbeck-Löwe女士说。政府并不否认性别平等法律背后的经济动因,但这种经济驱动是以权力平等为前提的,"男人和女人应享有平等的权力以建设社会和自己的生活",20年来,无论哪个党派执政,瑞典的这一性别平等国家目标都没有改变。
性别平等法律得到财政投入的坚定支持,在共计16个月的产假中,父亲或母亲有13个月可得到相当于薪水80%的津贴,另三个月每天补助20欧元。公立托幼服务对每对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仅收费每月1200克朗(约合130欧元),第二第三个孩子还有减免。所有这些政策对社会性别关系和父母亲角色的影响是深刻的。虽然到2009年,政府提供的产假福利只有22.3%被父亲使用,但这已经比1974年的3%有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瑞典1—6岁儿童的入托率从1972年的12%达到2009年的70%;瑞典妇女的就业率也从1970年的60%上升到2009年的81%,与男性的差距大大的缩小。——政府和男性更多承担照顾的责任,就意味着妇女不再需要在家庭和工作间两难选择。
瑞典的新一轮大选将于9月19日举行,街头随处可见的竞选海报中,有候选人专门摆出"好爸爸"的姿态。从"达拉木马"的年代走来,令人赞赏的或许远不仅是瑞典男人的柔情,还有决策者们培育这份柔情的自觉性。
参考:瑞典的女人与男人——事实与数据2010(英文)http://tinyurl.com/2vm2d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