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December 30, 201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哪,你们过得好不好

豆瓣很好玩儿,主动帮人总结一年的观影记录,算是创新吧?有点儿算命、相面、跳大神的风采。别告诉我这又是脸书先想出来的。

豆瓣算道:

这一年,你在豆瓣电影"看过"39部电影--其中12部是2010年新上映的,如果不眠不休大约需要2天19小时1分钟看完。写了4篇长评,还写了12篇短评,为喜爱的电影与影人上传了0张图片。 打出了7.4的平均分,看来你只是基本满意。

我心血来潮,把这段话改编了一下,数据不变,贴了出来:

这一年你在人间"约会过"39位异性,其中12个是gay,如果不算gay,你和每人平均约会次数是2.19次。你与其中4人约会时间超过2hrs,还有12个超过1hr,你和他们中间喜欢或不喜欢你的人共度了0个夜晚.你给他们打出了7.4的平均分,看来你只是基本满意

结果骗到了两个人。一个雷锋型,愿意"帮助实现零突破",一个是celine师妹,问我在哪里可以测。

唉,难道我的心里真住了一个妖怪,净喜欢整幺蛾子。

我不喜欢按年份来总结人生,是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自由它自己的节奏。有时候是十年八年才翻过一个单元,有时候一宿就是一个世纪。以365个日出日落为一个时间单位算账,就像用筛子淘洗青春,漏下来的,都是破碎的脸,不端庄,也不妩媚。

但是如果一点都不去总结,好像又缺了什么似的。其实,我们只是需要一个表达的机会罢了。而年末,正适合抒情。

最近读了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中文版,其中有段这样写江苏的秦村:

"大多数农户仅能维持温饱水平。他们通常一日三餐,早晚两顿食粥,午餐则是掺有蔬菜的米饭,炒素菜之外,间有鱼虾相佐。而在农闲时节或者收成不好的时候,每天仅吃两顿。村民们只在农历新年和重要的节日,如婚嫁、送葬或在已故父母、祖父母的祭日,使用猪肉作为祭品的一部分时,才吃得上肉。秦村的大部分房子是草茅顶、泥土墙做成的泥草房。"

作者并没有给这段描述加上具体的时间,放在上下文中理解,这应该是49年前、和平时期的某种常态。其实,我们并非麻木健忘到只有看到这种叙述,才想起他人的生存状态。但是,即便是几年前还去山村支教睡草垛的我,在眼睁睁看到这些段落的时候,才心里猛的一紧,眼眶湿润。

想想看,revolution一词,本来只是a turn around的意思,但经kakumei再到"革命",就被赋予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神权政治色彩,到了老百姓心里,便是赤膊上阵与命斗、与天斗,只为过上天天有肉吃的"共产"生活。

革命一词,在豆瓣,已经不能用作小组名了。

我的2010年,便是这样蛰伏中,带着某种危险和欲望的一年。我不再理会平面上,大多数人的误解,而对纵深的视野感到吸引。

但是障碍很多,能见度很差。我还什么都没看清,什么都没想明白。

我需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做怎样的自己?我和过去、未来、当下的关系。

都不清楚。因为不清楚,所以表达也有所退化。

但是我能感受到一种蜕变,金蝉可能就快脱壳了,南海来的菩萨,他要渡的人是我。一定是我。

彼岸是什么?终点是哪里。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了解了一笔十年的债,知道很多羁绊,都是假想的。真正的危险,在不经意已经降临,他笑里藏刀,躲是没有用的。

我不比任何人金贵,也不比任何人卑微。

所以,对自己,适度的保护足以,该来的总是要来。

这样暧昧缠杂不清的思绪,竟然幻化出如此累赘的遗骸,铺陈一路,混淆试听。

语言果然不能承载人类对自己的忠诚。

当你在社交网站的主页上晒幸福的时候,一切都是表演。可惜,观众都散场了。

真羡慕那些真正的艺术家,可以通过精湛的技艺,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理解。

Angela,我也在找寻出口。

2011,是出走的一年。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Friday, December 24, 2010

转载马世芳写的罗大佑

南周的文章,转自网易。http://focus.news.163.com/10/1024/11/6JONCSDB00011SM9_7.html

杂色的文艺:从"亚细亚的孤儿"说起

东洋风、西洋风、大陆风、本土风,杂糅混血;二十年,一首歌,两句词,多少曲折。要理解台岛文艺之上的创造,我们从罗大佑的那支歌开始吧。

文_马世芳

从甲午战争算起,百余年来,台湾不断接受外来文化与新移民的刺激,也渐渐习惯了"混血"式的文化形态。近当代的台湾庶民文化,其实是日治五十年遗留的"东洋风"、战后驻台美军带来的"西洋风"、新移民带来的"大陆风"与"香港风"以及民间自为的"本土风",杂糅一处,混成独特的文化风景。

台湾曾经戒严近四十年(1949-1987),不过相比政治体制的压抑,针对文化内容的管制还是相对宽松一些,舶来文化商品繁多,各方影响之下,电影、电视、唱片、读物等皆受熏染。上世纪七十年代"寻根"风起,青年一代重新寻求"身分认同",首先要面对的也是这个盘根错节的"混血"情结。要理解台湾庶民文化,或许应当先认识这一点。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青年的创作能量,通过一连串指标性事件展现出来:1971年奚淞、黄永松、吴美云、姚孟嘉创办《汉声》杂志英文版,1977年改为中文版,深入探讨古迹保护、民间艺术与庶民文化;1973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高信疆接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大力推行报导文学,引介素人画家洪通、恒春老歌手陈达;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深化、普及了"寻根意识";1975年歌手杨弦在中山堂开演唱会、出版专辑,替余光中的现代诗谱曲,点燃"民歌运动";1976年李双泽在淡江大学演唱会手持可口可乐,怒道"走遍世界,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都是洋文歌",令"唱自己的歌"成为广为流传的精神口号,其后"金韵奖"、"民谣风"推波助澜,"青年创作歌谣"风潮彻底改变了华语乐坛的走向。

这些事件,都有一股纯粹到近乎天真的底气。事起之初,都未必去想象以后会引起多么大的效应,更未必有"运动"的自觉。当时,台湾外交处境节节败退,青年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危机感,也有巨大的使命感。他们没经历过父辈叨念的战乱岁月,却拥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和闲暇时间可以探索兴趣,并将兴趣发展成专业。在那个当局高喊"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时代,青年人一方面深受舶来文化的"混血"影响,对西洋与东洋的青年文化深深向往,一方面又体会到台湾仰"上国"鼻息之可悲,从而生出民族主义的意气和"寻根"的焦虑。

要理解这样的纠结,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一首歌来说起: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

罗大佑的父亲是苗栗客家人,母亲是台南人,他从小在台北长大。1983年,罗大佑发行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A面第二首歌便是《亚细亚的孤儿》: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当年的歌词页上,《亚细亚的孤儿》有一行副标"致中南半岛难民"──上世纪七十年代越战结束,许多民众从海路出逃,舢板、渔船搁浅在南中国海的珊瑚礁,饿死、渴死者众,甚至还发生过人相食的惨剧。那样的故事,也成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对岛内最好使的"敌对教材"。

不过,只要你知道"亚细亚的孤儿"的出处,就会明白那"致难民"的副标其实是个障眼法:《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作家吴浊流(1900-1976)1945年完稿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叫胡太明的台湾青年,在家乡时受日本殖民者欺压,日本留学归来又被乡人排挤,赴大陆亦被视为外人,最终被逼疯了。罗大佑借用这个意象,开篇的四行歌词,彷佛已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一路走到了国共内战与岛内长年的戒严。

罗大佑是在做医师的父亲书架上看到这本书的。罗大佑的父亲曾在日治时代被派去南洋当军医,一千个台湾兵最后只有三百人活着回来。后来国府败退迁台,政权危殆之际又下重手镇压异己,开启了漫长的"白色恐怖"时期。他的父辈大半生都在承受不同政权更迭的时代动荡,"胡太明"的命运既是不堪回首的集体记忆,也预告了后来苦涩的历史。

如果不加遮饰,仅凭"白色的恐惧"一句,在戒严时代,罗大佑很可能就从此无法再出唱片──那"致难民"的副标,表面上是迎合了执政者的"主旋律",暗地里却为所有懂得"解码"的人,"偷渡"了一则国族历史的大叙述。

这首歌背后的曲折,其实也浓缩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创作人的集体处境:严密的审查制度之下,创作人必须苦心设计"偷渡"路线,埋藏"暗号",气味相投的听众还必须设法从字里行间"嗅出"那密码。当一首这样的歌通过电波向四方播送,那"启蒙"的暗号,便可能改变不只是一小撮人的生命: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这是早期罗大佑最好的歌词,语言直白而不失诗的质地,一洗"民歌"常见的学生腔、文艺腔,正如"民歌"一洗早年流行歌词的"歌厅气"、"江湖腔"一样。事实上,罗大佑在开创中文歌词新局面的同时,也曾陆续为余光中、郑愁予、吴晟的诗作谱曲,继承"民歌"时代"以诗入歌"的传统。那一辈"知识青年"背景的音乐人常以"文艺青年"自居,他们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为这一拨新兴起的"歌坛"铺垫了起码的"文化教养"。

《亚细亚的孤儿》不仅歌词反映了那个特殊的时代,音乐同样也值得推敲。这首歌用的是拖沓的三拍,拉长了的华尔兹节奏,就像沉重行进的行伍。它并未沿用摇滚乐习见的架子鼓,而是流行歌少见的"军用大小鼓"──鼓手是徐崇宪,他并不是职业乐手,而是这张专辑的录音师。

徐崇宪从"校园民歌"时代便是著名的录音师,也是"丽风录音室"的老板──再过几年,他将会为一位唱歌走音的奇怪歌手录制并投资首张专辑,其人名叫陈。徐崇宪建议"亚细亚的孤儿"撤掉架子鼓改打军鼓,罗大佑问谁会打军鼓,徐崇宪当仁不让,亲自下去示范,从此名留青史。

罗大佑一直都是英美摇滚的乐迷,学生时代就组建了摇滚乐队在饭店驻唱,挣零用钱,唱的也都是西洋摇滚曲。他一身黑衣、蓬发墨镜的造型,就像1966年鲍勃·迪伦(Bob Dylan)摇滚时期的翻版。除了西洋摇滚,罗大佑还从班上日籍同学那儿认识了东洋的摇滚与民谣乐手:吉田拓郎、井上阳水、山下达郎、冈林信康……他向父亲借钱筹录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时,因为台湾录不出他想要的音场,他就托同学把部分作品带到日本做编曲。早期罗大佑专辑音场之所以如此透亮、饱满,便是结合了东西洋影响的"混血"成果。

"亚细亚的孤儿"在军鼓轰然击响的同时,扬起了儿童合唱团的歌声,那是当年经常主唱电视卡通主题曲的《松江儿童合唱团》。孩子们清澈的歌喉唱着: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儿童合唱团置入摇滚曲,制作"高反差"的震撼,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英国乐队平克·弗罗伊德(Pink Floyd)1979年《墙》(The Wall)专辑中的畅销曲《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罗大佑或许从中得到了灵感。"亚细亚的孤儿"在曲势上受西洋影响,还不只在此:它三拍的节奏、木吉他刷弦的开场、军乐队的行进、大合唱的设计,神似1977年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畅销名曲《Mull of Kintyre》,只是旋律各有千秋:麦卡特尼明朗壮阔,罗大佑沈郁悲凉。麦卡特尼为了这首颂赞苏格兰风光的歌谣、安排的风笛吹奏,成了这首歌的招牌,到了罗大佑这儿,风笛换成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样乐器:唢呐。

唢呐,是《亚细亚的孤儿》这首歌里唯一的独奏乐器,取代了摇滚乐常见的电吉他、钢琴、萨克斯。当然,它并不是结合民乐与摇滚的最早尝试,早在1981年,李寿全和陈扬就在《天水乐集》做过类似的实验,不过当年民乐器的演奏,大多仍是以民乐的方式原味呈现。是"亚细亚的孤儿"的唢呐,第一次让我们听到了真正吹出"摇滚线条"的民乐器。那位唢呐手叫萧东山,他也吹了《现象七十二变》的萨克斯独奏,更是实况专辑《青春舞曲》挑大梁的乐手。

三年后的1986年5月,崔健在北京工体"让世界充满爱"现场首度演唱《一无所有》,唱到激昂处,刘元抄起唢呐对着镜头狠狠吹了一段破空而出的独奏。1989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我们彷佛听到了"亚细亚的孤儿"从海峡对岸传来的回声。1999年,几位客家青年组成的"交工乐队",以唢呐手作为主奏,我们也知道,这隔代的致意由何而来。

重听这首歌,我们会发现:在全新的时代,全新的市场生态下,骤临了无穷的机会与风险,创作人在几乎没有前例的状况下,仍企图以"大众娱乐"为载体,"偷渡"理念、实现理想。禁忌松动、民智渐开,我们对任何新鲜的文化产品都充满好奇、近乎饥渴,还来不及体会和畅想后来"信息过剩"导致的饱胀、厌烦与虚无。对跃跃欲试的创作者,那是最好的时代。

"流行歌曲"作为"创作门类"的潜能获得社会共识,音乐人也得以拥有"文化人"的自尊与气魄。这样的作品一旦多起来,台湾流行音乐就能挟其跨界混搭之杂色,以庶民文化"火车头"的姿态向整个汉语文化圈辐射,终于成就了这片岛屿有史以来影响最深最巨的"文化输出"。

1987年台湾"解严",禁忌不再,《亚细亚的孤儿》那行"致中南半岛难民"的副标,在后来的再版中也被拿下了。但故事并未结束:2003年,罗大佑作品首度在大陆发行正版,"亚细亚的孤儿"却从唱片和歌词内页消失,只剩一行标题。整整二十年前触动国民党神经的"白色的恐惧"显然不是问题,这次惹祸的,恐怕是"红色的污泥"──二十年,一首歌,两句词,多少曲折。

(本文作者是广播人、文字工作者,长居台北,著有散文辑《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等。)

Saturday, December 11, 2010

忏悔一下

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在家集中精力做事,所以一到夜幕降临,我就往街上逃亡,流窜在中关村/成府路一带的咖啡馆。当然去的最多的,还是醒客。

结果,以缓解焦躁情绪为目的的出逃,又平添许多distraction,从而也没有什么效率可言。这件事,到此为止吧。倘若真的开始field study,也要从明年节后开始!

把这几天的新浪微博抄录下来,博各位看官一笑。

12月9日

星巴克邻座是社科院旅欧海归女,学哲学。男的搞文化/影视公司的(?)。男:中国的问题都怪老毛,他说男女都一样,搞得天下大乱。不能光讲权利不讲义务。日本女的都在家,劳动力价值反而升高,多好。你还算是明白人。做女人该做的事儿。女的就应该搞学术,别追求什么事业。女的:学术不是事业么?

男的说:做学术自己写书就行了,不需要看别人脸色。最好就是嫁个能养活自己的老公,然后在家爱写啥写啥。(大意)我觉得哲学女被他郁闷到了,一直没咋说话。我一边看《异乡记》一边窃听,很欢乐。

12月11日

咖啡厅隔壁座男说:我,我要是李嘉诚的儿子,我早不是今天这样了。谁让我生在农村呢,其实我早有一个很伟大的计划,那就是把喜马拉雅山炸平了,填到太平洋里,这样就可以解决咱中国人的住房问题了!可惜我没有资金啊。你看不出来么?我很有才的!这些年四处去找风投,无奈才信佛了——上辈子积德不够啊

我很淡定地把这段话敲到微薄上,若无其事。。。我心里以为到了德云社吧。。。应了人家说,"把日子过成段子"。。。

一会儿没听,隔壁"炸平喜马拉雅山"的谈话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女说,我小时候遭受过性侵犯……我现在对我的性别和身份的认识都很模糊,我从来不敢看别人的眼睛。男说,哦,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讲这些事与别人说吧。如果我是弗洛伊德,我会说,隔壁座一直在进行oral sex。

在"佛教"这个禁欲的主题下,身体的欲望无限扩大,那强势的力比多,要炸平喜马拉雅山。而且男主主动提出平掉地球最高的"阳具"把它填到海沟里,这本身就是一种性的metaphor嘛~典型的castration anxiety,哈哈

回复@XXX: 好像有点儿伦理问题哈,但据说很多人类学家都是在咖啡馆里偷听做田野的。。。而且我也是匿名的嘛。。。 //@XXX:这个直播简直了。。

最极品的是,隔壁桌其实一直是三个人。。刚才,第三个人终于不能忍了,说,我去书店逛会儿,你俩慢慢聊。。喜马拉雅山男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继续道:"性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东西……没有什么可耻的……这咖啡厅里这么多男人,哪个没有需求?你不承认这个事,对你心理没有任何好处……"赵忠祥附体吗?

要不我就留在清华念博士班,每天来醒客自习,论文题目就是《"民主的细节"——后奥斯陆时代北京书店咖啡馆的微观权力(biopower)与圆型监狱视角(panopticon)》。反正我现在已然每天在醒客自习,并孜孜不倦地记录field notes了。

@北京万圣一醒客:遥远的朋友来信:"要对抗,最好的途徑還是在社會上實現與惡人硬是不同的價值,並且讓新一代人認識到世間是可以有這種價值的。底層窮苦人沒有這種機會與能力,只能「吾與汝偕亡」,可是你们已經得天獨厚,有更多餘裕去施展的。" 原文转发(3)|原文评论(4)

Friday, November 19, 2010

两年前居然还写过这个

按:最近有人咨询我到底是考港大社会心理学还是中大健康心理学研究生的问题。我其实已经不学心理学好多年。我觉得自己当年真是入错行。心理学,要么不搞,要搞就搞最微观的,神经认知这种,发展和教育,也可以搞搞。千万别往文化和跨文化上扯(不幸这就是我的老路,弯路,荆棘路,55555)

然后就想起来我在豆瓣上,还是社会心理学小组的小组长,跑去看看,组员都快4000个了。然后还发现自己两年多前在芝加哥作茧自缚时候写的文章。居然跟AD上一讲的argument有很多契合。回复也有意思。哦也,看来我碰到AD,也不是偶然的。气味有点儿相投。

我想说,对于那些对这个社会有着现世关怀和批评精神的人,劝君莫以心里学的角度去approach你的人文关怀。一学心理误终身。文化心理学神马的,最反动了。

失学儿童就是我啦。欢迎大家豆瓣加我。

为什么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立场趋于保守

008-03-20 08:47:02 来自: 失学儿童要复学(梳洗罢,独倚望江楼)

暑假有幸拜见了翟学伟老师,谦谦君子,谈到本土社会心理学的未来,充满了执著和严肃——这不是一条秉着"功成名就好还乡"的心理的人能轻易走下去的路。有一种路正长,夜更长的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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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华人本土心理学的主要著作 

包括杨国枢系列 
黄光国系列 
杨中芳的一些研究 
C.Y.Chiu and Y.Y.Hong提出的的social cognitive paradigm 
比较新的《世道人心》,北大光华张志学的华人正义观研究 

也在同时读钱穆的《中国文化导论》和《国史大纲》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文革红卫兵精神状态分析》 


一个直觉性的认识: 

本土心理学讨论的问题,总是跳不开孝道、道德观、权威、面子等话题。最近组织管理心理学界比较多讨论的是CEO研究等。诚然,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在想,为什么偏偏是这些问题先被涉及?为什么没有人研究中国女性的温柔与暴力的矛盾(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中学老师是在师大女附中遇难的,打手全部是红楼梦里本应该温柔如水的少女);为什么没有人研究中国农民的心理特质和中国历代农民运动的关系? 

我粗浅的认为,这主要归结于两个原因: 

第一,从本土心理学视角出发做实证,其实还脱离不开一种对the otherness的强调,强调本土,就还是强调"异文化",换句话说,当我们面对一组实验数据的时候,我们要想法设法解释显著差异的产生原因,最容易想到的,当然是那些与西方文化对立的"本土概念",于是就用来做Ad Hoc的解释。至于这些概念到底是一种儒家理想,还是一种社会现实,没有人做严谨的论证,没有人真的钻进历史里面,做一些历史人类学的考察。 

第二,不难发现,现在做出成果比较多的本土心理学家,都是那些港台出身,留美的研究者。内地重点大学的学者,也都和他们一脉相承,很多是师徒关系。有理由相信,这些没有经历过内地巨大的文化变迁的港台学者,他们本人还是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的moral appraisals,更容易传统的视角思考问题,立场趋于保守。 

我不反对这种视角,但是,我很质疑:对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的概念研究,在今天有多少实际价值?至少对于我个人,一个80后,我对这些概念很生疏,倒不比诸如"美国的个人主义消费文化和小时候的集体主义政治学教育是如何影响我成长"这样的命题,来得更让我困惑和好奇。 

讽刺的是,Markus and Kitayama二十年前提出来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框架,至今已经蔓延到了全球商学院二流学者的各种publication里面——我在07年的hotel management里面看到如何用这个框架来handle某太平洋岛国的旅游业。 

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开篇就讲——中国人是个人主义的——松散的农耕社会和契约社会究竟哪一个更强调communion?若说雷锋叔叔的那种"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那更多的是49以降的新玩艺儿吧? 

暂时说这些。欢迎切磋。推荐杨中芳在《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一辑里面的文章:中国人真的是集体主义的吗?


2008-07-17 19:15:00 密斯Green (温水里煮的青蛙。)

个人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但也只是刚刚学了一个学期,很粗浅的。 

确实,中国的研究者好像没有能真正开辟出我们自己的社会心理学。而且,我发现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犯楼主提到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科在国内还是比较年轻吧。

2008-09-04 15:36:02 飞之鸿

也有相似的感觉。

008-09-04 15:47:05 Kathy

我看过杨中芳那一篇。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是,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操作性定义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使用怎样的指标来确定,我看到的一些跨文化研究中提到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划分,都很牵强,比如彭凯平的研究结果,就存在一个解释力的问题,他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区分,但问题是,语言本身带来思维方式的差异,又可以以各种其他角度来解释,最终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会迷失在这个立不住的定义里

2008-10-27 00:30:54 橙子拉拉

社会学家也是社会中人,无法摆脱社会大环境。 而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大环境就是边缘的。 没有言论真正的自由,人都为世俗饭碗活着,我想也会抑制社会学者的研究愿望,灵感,韧性。 社会制度觉得社会动物,人的自我是受左右环境塑造的。对否?呵呵

2008-10-27 13:45:47 minisoda (请来针给力的鸡血加份Offer!)

关于操作性定义 我个人觉得 实证派的理论有其局限性 并且关于每一种概念的定义众说纷纭 没有一个标准 那么研究起来也是会非常麻烦

2008-11-02 09:33:41 失学儿童要复学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

回应0509:你的看法我基本同意。在中国,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选择的自由度。很多时候,学术研究都是带着脚镣的舞蹈。甚至是从国外来的学者在中国做研究,一旦进入国内,就也变得束手束脚。很多时候不得不改变研究题目。例如我所知道的,家庭教会问题,三峡移民问题,都很难进行。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研究者遇到的这些cencorship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这些课题是禁区,而另一些不是?最主流的解释当然是敏感课题破坏社会安定,但是,这种想象中的破坏,会是怎样执行开来呢?这中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分别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全球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所谓"neoliberalism"又是怎样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作用呢?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呢? 

如果我们在抱怨制度的同时,可以更上一层楼地看待他,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Monday, November 15, 2010

消磨

我的博客上,用的是林姑娘的版本:"尘世几逢开口笑,山花须插满头归。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

昨天收到化之老弟的ppt,是杜先生的版本。很应心。

江涵秋影雁初飞, 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 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 不用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 牛山何必独沾衣? 

起个大早去亮马桥办公事,背着电脑,在10号线里做沙丁鱼。

结果昨晚五方院吃的不对,胃里像火烧,讨论数字的时候,有些分神。中午走之前,给E留了个字条,谢谢她让我用她的电脑。然后就跟Wenhua师姐去吃一坐一忘了,她照顾我的胃,点了清淡的米线和芦笋南瓜,后来又添了一个洋芋炖鸡。饭后WH师姐坚持买单,说是为了我生日。听她讲在云南边境的田野奇事,和欧游的经历。一边赞叹她求学生涯的烟波浩渺,一边有点儿疲惫地想,这一路走下去,茫茫没有边际,我会不会有一天就累了,走不动了,只坐在那里,嘤嘤地哭。

席间,往窗外一瞥,亮马河畔的银杏树,黄澄澄的,阳光正好,像岁月的笑脸。

后来发现把U盘忘在了E电脑上,又回去取,E还给我留了一份小礼物。

其实,如果能每天精神抖擞去上班,朝九晚六,偶尔看窗外发呆,也可以在内心平静的同时,获得很多生命深层次的体验。毕竟,唯一能够成全自我放逐的,不是时空的挪移,而是心理上对权力的抗拒和警惕。

我好像到了某种生命历程的边境,大概能看清来路,也能看清对面。不是什么太平洋对面,是另一个自己。我老了,我觉得。激情能够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更多选择不做。可见可不见的人,最好不见。

我似乎还有梦未实现啊。可是梦是巨大而无形的妖怪,压迫人,却避而不见。

下午回来,很难受,躺在床上着了。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友邦人士,让我莫名惊诧。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收到朋友们的祝福。谢谢。

我想说,我仍是有很多爱,有很多眷恋。可是,我怕这日复一日的消磨,让我变成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Angela说她在博客上,已经找不到出口。

我也没有出口。

我亦没有退路。

Wednesday, November 10, 2010

神马 鸭梨 杯具 浮云

神马东西,在鸭梨的笼罩下,都无外乎变做杯具与浮云。

我们的文化,的确有象形化的取向。

一切抽象的意义,在一个名字和豆科植物子房有关的网站上,都转化为世间的具象。

当然,像"神马"和"浮云",还有那么一层朴素的诗意,总让人想到"白驹过隙"的匆促。

不懂为什么大家要在意11.11这个日子,还把他定成自我安慰式的节日。

也不懂为什么有人进入一段关系,就要立即改变脸书上的status状态,唯恐天下不知。

进入一段关系有那么美好么,值得我们如此投入地去欢庆。

正如许鞍华说,为什么要紧跟时代?这个世界有那么美好么,值得我们去如此紧跟。


很幸运有生之年,能结识和走近一个真正给予我启迪的人,在每一个方面。

做人、做事、思考、表达。

已经不能用完美形容。用完美是埋没了他的美德。有脾气、有缺点的人生,如果再次套用大家的话,才应该叫做给力。

我想,如果他被迫要过11.11,他一定会说:

异性恋与婚姻合谋的霸权——去死吧。

Wednesday, October 27, 2010

干过这一票,我们就退隐江湖吧

前一段写的几句, no points. just for fun.

武侠小说里常有的桥段,是男女主人公在准备重要行动之前的紧张气氛下,感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乱世儿女,情不自禁。最后女猪深情款款地抱着男猪,说,干完这一单,我们就金盆洗手,从此退隐江湖,过神仙眷侣的日子吧。(参见新龙门客栈周淮安、邱莫言couple,英雄残剑飞雪couple,卧虎藏龙李慕白couple,乃至天下无则刘若英couple……)

但无一例外地,大家都栽在最后一单上,退出不了江湖,转而进化成一个传说。(笑傲江湖是个例外。。。)

我也想退隐江湖啊。

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不能闲下来的人。倒不是说我有多enjoy忙的生活,只是闲下来过的更拧巴。忙的时候,月亮如霜也只是归家路上,另一盏路灯;闲的时候,好风如水却可以搞得人黯然神伤。忙的时候,阴雨晴照,都是大时代后的desktop background,一旦闲下来,再远的风景也能扰动心里最深的秘密。

世界大得很哪,如果要闯荡,可以永远不必落脚。

可人心却深不见底,我走过所有的风景,没有发现金玉良缘,也无念木石前盟。

这条路,究竟还要一个人走多久。

Tuesday, October 26, 2010

瑞典回来第二稿

"我们不是普通的警察局"
——细节处看瑞典家庭暴力接待中心
日期:2010-10-26      中国妇女报  
 
 

图为不穿制服的家暴处女警长在介绍卡琳计划。

瑞典马尔默市多特宁卡琳街18号是一幢样貌奇异的建筑,铁灰色的四方轮廓、厚重的水泥墙、铝合金的窗棱和外露的粗大钢管,似乎暗示着作为瑞典最大工业城市之一的马尔默的过去。如今,这座现代主义风格浓厚的建筑,既不是先锋艺术馆,也不是厂房,而是被改建成了一处不挂牌的家庭暴力接待中心。

二楼的接待中心使用单独的通道,且需要预约才能进入,这是这个中心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的全方位安全保护的第一步:它不容施暴者踏足,问讯他们的场所与这里严格分隔。走进内部,完全感觉不到警察机构特有的肃穆甚至压迫感。这里为受暴者提供的是一个综合了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考量的全栖港湾。在视觉方面,所有房间的用色都有心理学依据,比如紫色墙壁的房间更利于消除嫉妒情绪,而橙色房间更能消除焦虑烦躁、放松心情;在听觉方面,适宜冥想的音乐轻轻地在公共空间缭绕;味觉方面,瑞典经典小吃肉桂面包和香薰的味道淡淡飘散——这里还有一个厨房,可以为受暴者提供食物,因为她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触觉对心灵的抚慰也很重要——这便是那些沙发上散落的靠枕和羊毛地毯的作用。

难免会有受害者带着子女过来,这里也有专门为儿童准备的房间。当母亲陈述案情时,孩子可以到一个有很多玩具的房间游戏。另一方面,在很多家暴案中,儿童是目睹者或直接受害者,有些案件还涉及对儿童的性暴力,所以,有必要为儿童准备独立的问询空间,这种房间同样经过精心设计,特别准备了小动物图案的靠枕和积木玩具,但数量又不会太多,保证让孩子在回答问题时,既放松又不至于过于分心。

由于15岁以下儿童不会出庭,所以须使用录像证据,因此问询儿童的房间中必备摄像头,问询者只有一人,而且必须经过严格训练。在邻近的另外一个房间,则会有警察、检察官和律师监控询问。

电脑时代长大的年轻一代可能更愿意与人用聊天软件倾诉心声,于是这里设置了一间专门的电脑聊天室,它一样温馨舒适,只多出一台电脑,供受害者与问询者打字聊天,所有聊天内容都会有电脑记录,可以像其他口供一样用作司法证据。

"我们不是普通的警察局,这里所有的设施和安排的目的都是使妇女有安全感,增加信任,为她们提供心理和社会支持。"克里斯蒂娜·梅耶如是说。这位身着宽松衬衣、快要生产的母亲,是一名正在当职的警长,带领着30名男女同事,负责全城28万人口的家庭暴力及性别暴力案件处理。她说,不穿制服上班,是马尔默警察局家暴处的"特权",这是为了避免制服会给精神已经脆弱不堪的受害人更大的压力。

这里制作的小册子也有细节。它们非常小巧,十分便于携带,并有瑞典语、英语、阿拉伯语和塞尔维亚语四种语言,以适应马尔默多种族移民的需求。它还有男女两个版本———在给妇女的小册子上带有警察局的标志,而在给男性的小册子上则只有政府的标志,以避免男性对宣传产生抗拒心理。

据瑞典政府2007年颁布的《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压迫、以及荣誉暴力行动计划》显示,在瑞典16~79岁的妇女中,有1.8%的女性表示她们在过去一年里遭受过骚扰或暴力,而这其中的70%来自家庭成员、朋友或者熟人。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瑞典妇女对暴力、骚扰的投诉逐年增加,仅2006年一年,15岁以上女性遭受暴力或骚扰的报告就有2.5万多件,警察局接到的性侵犯报案就有1.2万多件,死于暴力的妇女则每年有30人,其中17人殒于亲密男性伴侣之手。据瑞典国家健康与福利委员会估算,暴力造成的损失每年共约合30亿瑞典克朗(约30亿人民币),其中包括暴力后果直接导致的医疗成本、司法和社会服务成本,以及间接造成的生产损失成本,和相应所消耗的义务工作成本。

针对持续严重的对妇女暴力,近10年来,瑞典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实施、支持了一系列政策和方案,卡琳计划就是其中之一。它最早于1997年启动,1999年在马尔默市议会获得通过,成为市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它联合了警察局家暴处、马尔默大学医院的妇女诊所、瑞典国家法庭医药委员会、家暴受害妇女/目睹儿童危机干预中心以及荣誉暴力庇护所等多家机构,致力于用更有效的多机构合作模式来干预家庭暴力,它的宣言是:"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一次性见到警察、社工、妇科医生以及法庭专家。"至于"卡琳"(Karin)之名,既来自家庭暴力接警中心的地址,同时也是瑞典的一个常用女性名,类似于英语中的"安娜"。

2008年9月,卡琳计划由瑞典政府推广至全国,在瑞典各个政府、非政府的反暴力机构中,对服务细节的重视也像在卡琳街18号那样随处可见。造就了这种重视的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呢?或许是因为,这些工作中贯穿着一切从受害者出发的思路,而这种思路的缘起,又跟瑞典反家暴运动的起源分不开。30年前,瑞典政府尚未为反家庭暴力投入资源时,对受暴妇女的民间服务完全依靠社会捐助,只有保持"以人为本"、"从细节出发"的品质,才能得到受暴妇女的肯定和资助者的持续支持。在政府主导家庭暴力干预并提供拨款之后,卡琳计划和其他政府项目仍然继承了早期民间服务的高品质。

(董一格 文/图)

Sunday, October 24, 2010

Re: 只是十五年一遇的人就不错

上一篇blog的唯一留言说:"这种文章别写了。"

我没有明白这位匿名读者的意思。您是想说民主这话题很恶俗,您看了腻歪,还是说我作为一个业余blogger这么多年重复自己没长进,您看了心疼?

不管哪种意图,劳驾您下次留个名字,或者解释一下自己的assertion。我不是公众人物,这里留言的朋友,无论是不是现实中认识,都很和气友善,留言娓娓道来的同时,不忘记介绍自己一下。

再者说,我写什么想怎样写,是我的权利吧?你不让我写我就不写了呀?倘若是出于爱护,更请您留下尊姓大名,我日后发达了,感谢国家的同时也会记得感谢您的。我认真的。

为什么要谈这件小事?因为我又要写一点看起来比较没长进,很自作的感想了。不喜勿继续看。

------------------小感想的分界线--------------------

周末有一万件事等着我做,而我却跑去了车协十五周年会庆慕田峪拉练。当然,比较没出息,坐车上去,又坐车下来。

萧瑟秋风今又是——晚秋的雨从迷雾里来,在凌晨开始敲打残长城山脚下的小楼。几周前还苍翠的怀柔山间,已经有一丛丛的黄与赤。这一晚的慕田峪,没有星星,可还是在烧着篝火。三四十个新会员,和历年残留的一些老家伙们,围着火,讲那过去的事情。新任的理事长是个瘦高的小伙子,分明有电脑、麦克风、大屏幕和投影仪,可他坚持从兜里掏出来一张纸,说,"我不善言语表达,所以提前写好了十五周年致辞,现在念给大家。我也不想用麦克风。"

这篇演说,是我听到过的最动人的学生演说了吧。大概一千来字,没有一句口号,没有一点"官样"文章的调调。

"协会成立十五年,一共组织过十二次慕田峪拉练。请允许我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十二次拉练——1996年春天,1997年秋天,1998年春天,1998年秋天……2003年春天,2003年秋天,2005年春天,2005年秋天……2009年秋天……"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关于慕田峪的记忆。我实在不忍心将你们的记忆抽象成这一串数字;正如我不愿意在介绍协会的时候,将那些十五年来为协会做出过贡献的一个个新鲜活泼的人物,抽象成协会历史里一行简短的文字。我的不愿意,并非因为害怕有一天我自己也终将成为那一行简短的字,而在于当宏大叙事将过去压缩成抽象的'历史',我们就永远地失去了过去岁月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不可复制的时刻。" (大意)

"所以,我更愿意用一种非常个人的视角,去理解这走过的十五年。十五年前,当北京大学的几位学子在远方的召唤下,骑上单车,开始了远游的壮举的时候,我正坐在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念着这样的课文,'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十五年后,我会在这里,在同样的一种精神的感召下,完成了自己的远游的壮举,并把这种精神继续传递。" (大意)

"在这一刻我明白,他们的青春,也是我的青春,也会是你们的青春。就是这样年复一年的具体而微的延续,最终汇合成了我们所有人共同拥有的青春。" (大意)

我感同身受。

我们共同拥有的、紧握而不自知的青春。

如今这青春在车协人年复一年的追寻与分享中,越来越早地觉醒。我们不再不自知了。而一众老家伙们的出现,是在凭吊自己最灿烂的华年呢。而那些十八九岁的娃娃们,谁说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不透着无法打败的骄傲呢。

那时候的我们,便是他们的模样。以至于当我们看历年暑期视频剪辑的时候,好几次把07、08的孩子,看成自己。那崇山大江与戈壁荒漠上,奋力前行的小小身影,几乎都是一样的发束,一样的行囊,一样的风雨中飘摇的黄雨衣。

那时候的我们,见面还不谈京城的房价和装修,腰上还没有救生圈,一顿饭可以吃五个馒头,单速车在山林深处慢慢爬升,十五的月亮为我们悄悄升上了云端。

后来,大屏幕上就忽然打出来几句话,说是一个老会员对慕田峪拉练的感受,主持人选的,要和新会员分享。


那个乍暖还寒的慕田峪

我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一年年的篝火燃烧在从前的灰烬上

长城上的瓦砾细碎分明是时光在流淌

星星眨着眼睛他们不说话

暗中偷换的流年    我们在长大


一开始,我是在笑几句话稚气而酸腐。
又一会儿,我觉得这几句似曾相识。
最后,我想起来,这是我写的。

再下一张ppt,还是几句类似风格的话。

原来这几段真的是我写的。


2003年3月,我上一次来慕田峪拉练的日子。回来便写了这些吧,具体时间真的想不起来了。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这几句都不算上乘文字。

可是,会庆的组织者,挑来挑去,可能也只有这几句最应景,最贴切地说出了慕田峪的意味吧。

十五年有无数CAPUer来过慕田峪,其中最多的是少爷,他来过十次了。

少爷留下了他写的《会歌》和《尘埃》,我自是无法企及。

可十五年,也就是挑出这几句,来书写慕田峪了啊。

我能很骄傲地跟自己说,十五年车协,也只有一个格格么?她没有去过暑期,却牵挂了这里许多年。在飘洋过海几番之后,仍然敢用最原始的蹬踏与汗水,丈量她陷于此地的爱情。

在这份情感上,我是一个纠结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集合体。

我不断谴责自己,自我更新能力低,不能做到真正的future-oriented,一方面,我又不舍得割下这份其实也越来越稀薄的情感依托。


假如我写一辈子这样松散、无条理的小忧伤,我也已经是一个十五年一遇的人了。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谁也求不得不朽。不如让你爱上我的此刻。

Wednesday, October 20, 2010

民主 墙

天气特别冷,情绪低落。

好像自己跟自己治气似的,决定下班去大悦城吃多纳圈。结果发现,两个月不来西单,路边多了家Apple店,里面自然是人头攒动,如菜场,如早市,如泣如诉,不绝如缕。

天气真的特别冷。一个Wellesley的来访者说,"啊,幸亏我带了我的North Face来,否则冻惨了。Btw,我发现中国也有人穿TNF,我想一定是从小店淘来的吧。"

我说,呵呵,我们每个shopping mall里都有TNF专卖店。

我心里说,不好意思,我们都穿始祖鸟了好伐。这是真的,中学校庆回去,师兄穿着绣着Arcteryx的衬衣,款款走来,很淡定。

我上大学之前,只在中关村附近活动,一共可能来过两次西单。只有一次,骑车去北海,路过官园花鸟鱼虫市场、白塔寺、梅兰芳故居、新街口新华书店神马的,比春游还惊诧。那时候,我看着从新街口豁口过来,开往香山的331从家门口使过,觉得"新街口豁口"便是世界的尽头。后来,331被附会了一个著名的鬼故事,说是某一辆末班车,载着奇怪的人,开到西山里,再没回来。

这个夏天最热的几个星期,下班以后去听CR史的课。讲到1966年的北京江湖,"小坏蛋"的事儿。那年夏天,从西单,一直到西直门,都有不同帮派的人出没,从胡同窜子,到"西纠"、"海纠"。听课上一个学历史地理的老北京介绍,更久以前,新街口一代还有城墙,进城出城,要饶到西直门,很不方便。后来一段城墙被掏了个洞,人们行走方便了,管那儿叫"新街口豁口"。

原来,331,玩儿的不光是寂寞,更是穿越。

传说西单,还有面民主墙。

我走在宽阔的西单南大街,看着巨大的雅诗兰黛广告、婚庆大楼和不走寻常路的美特斯.邦威旗舰店,不知道民主墙是在哪儿倒下去的。或者,就像企鹅不是鹅,鲸鱼不是鱼,民主墙它也并非一面墙。又或者,顶多象港大那样,一个宣传栏而已。

Friday, October 1, 2010

长平: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我


长平: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我

2010-08-30 21:39:29

长平,资深的媒体工作者和媒体管理者,曾先后任《成都商报》编辑部主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兼总主笔。现就职于南都传播研究院。 他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时事评论专栏作家,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文章。他曾经说,与其说时评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曾有人这样评价他的风格:"从容淡定,声色俱敛;静观幽微,发乎情理。似乎游离事态之外,却又无不深临现场。节制的文锋,良知的重量,在这个话语过剩的时代,以寥寥数语之丰、字字珠玑之功,将那些行于兹而不堪其重的灵魂俘获。" 他曾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专栏作者等荣誉。 长平的职业生涯曾几遭顿挫,2001年,他因对"张君案"的报道而失去在南方周末社的工作,2008年,他关于西藏骚乱的一篇招来网络上的狂热围剿,最终导致他离开南都周刊社。就在最近,他突然接到通知:《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都将不再发表他的任何文章。在中国当代言论自由史的晦暗中,他的遭遇虽非个别,却相当典型。 长平谢绝关于这桩最新公案的采访,女声的访谈也不直接涉及这一事件。如他自己所说,女权主义从未给他带来过什么"好处",尽管我们希望表达对这位难得的同道者的支持,但支持的力量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本次访谈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一份男性亲近和寻求女权主义的真实成长样本,并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知名媒体工作者,也有认同女权主义的另一面,而且这另一面已经深深融会于他的媒体实践及批判性的媒体思考中。 ※语录 从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到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十多年中我都是独自在暗夜中摸索。  女权主义让我更理解妇女的境遇,它给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满足了我的公平正义感。掌握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识,这让我有一种优越感。 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2006年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认同某种身份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这是我对女权主义举手之劳的贡献。 媒体权力和媒体管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原因都是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狭义的政治体制和广义的男性体制。 "媚俗"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单就它的本义而言,仍然可以用于批评大众媒体对政治、男性、市场这三种权力的谄媚。 时间:2010年8月27日 地点:广州 采访:女声电子报 ※成长 在当时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观念,但非常空洞,关于什么是平等、怎样才能平等,这些知识极其贫乏,基本没有解释。如果没有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在精神世界中就会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体人一样。 妇女权益本来就是一种体制内的话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这从来都有合法性。但在媒体和学校里,妇女权益从来都是被当作成就来报道和宣传,你看到的都是过去不好、现在好;过去没有、现在有,这让你在成长中一直为这个制度自豪。 在当时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观念,但非常空洞,关于什么是平等、怎样才能平等,这些知识极其贫乏,基本没有解释。 当时的宣传中有一种"文学性"的倾向,以同情口吻将妇女的遭遇归因于传统的、"封建"的观念没有清除干净,文学作品和电影里会表现妇女的悲惨命运,采用同样的解释,而同情就是结尾。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自己也写过这样的小说:一个姑娘没有机会上学,一起玩的男孩上学去了,他很喜欢她、同情她,拿书给她看,这女孩珍藏着这本书。但她嫁人后,却把书毫无意识地撕了给孩子擦屁股。这种虚构里没有男女平等的角度,我关心的是命运压迫对人的粗鄙化,"少女情怀"的被洗劫。 还有一种教育就是来自朱德《我的母亲》那样的课文:传统女性是伟大的,她们为人类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是值得赞美的,而我们很多人忽略了。"勤劳的母亲"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作文题目,从小学到大学,我也写了一次又一次。 我母亲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她理所当然地包下一切家务劳动,忙得没有时间吃饭。我的父亲的衣服脏了,他自己不在乎,我母亲在乎:"别人会以为你的老婆很懒,不给你换衣服。" 但母亲也会一再强调,她因为是女孩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她一直给我们讲,她的小学成绩很好。虽然她把失学的原因归为父母早逝,但她显然觉得自己本来应该有上学的权利,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农村,夏天男人不仅穿短裤,甚至可以穿内裤,而女人连较短的裤子都不能穿,更不能穿裙子,那是违反传统习俗的。但我母亲就会穿,把它当作城里人的时尚,也给我妹妹穿。 我的家庭中没有重男轻女,而是"重女轻男",妹妹是独生女,极其受宠,这个不知道怎样解释。父母对妹妹的宠爱让我感到女孩的体验是重要的。但我奶奶——更传统的妇女,对这事是极其反感的,她认为女孩不应该得到这种宠爱。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很多人最崇拜的明星是刘晓庆,她有一种反叛:"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她演了一些有意识地呈现人和女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电影,比如《原野》和《欲望的金苹果》,"欲望的金苹果"是那时评论界的一个流行词。 80年代的文化热潮自然地带来了各种西方理论,也包含着女权主义。当时的人们寻求思想上的突破,一方面认识到应该更加重视人和女人的个体权利,一方面把女人的命运描述为男性斗争的工具。当时把从《红高粱》到《菊豆》的那些张艺谋电影,都理解为以欲望、本能、野性为力量的反叛,而没有意识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甚至利用了女人。 大学毕业的那年,我读到《第二性》,它带给我颠覆性的全新知识,从书的名字开始,还有"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的"那句名言。波伏娃的著作有一种既不同于男性写作、也不同于传统女性写作的"女性气质"。她关注女性的经验和内心生活,但不柔弱"优雅",有一种敏锐的哲学的思辨力。 如果没有接触女权主义理论,我就不会知道有《为女权辩护》、《女人的奥秘》、《性政治》这样的书,也不会理解和认真对待一些男性思想家的主张,比如穆勒写的《妇女的屈从地位》,更不会批判性地阅读卢梭的教育论。我会以为这些思想家根本就不存在,在精神世界中就会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体人一样。 ※寻找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 原来有"女性缺失"这样一种病,像记忆缺失,她们不在,却丝毫不被知觉。 95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其程度不亚于后来北京奥运会对某些人的震动。和奥运会一样,当年的世妇会被当作一个中国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的象征,但它带给我的喜悦与此无关。关于它的消息让我意识到,男女平等原来是一个世界性的、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它不是附属于"社会发展"的,应该独立解决。
我在《成都商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何为男女平等》,它提出一个问题:各种行业中性别比例的相等,是不是就等于男女平等了?这是我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章之一,很欣慰于自己看到了比官方宣传更深刻的东西。现在看来其中的思考是粗浅和混乱的,当时我有的还只是"解放妇女"的观念而不是妇女自主的意识,而且在价值判断上还是非此即彼的。 那年晚些时候我去了北京,在长安街上坐车看到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以为那就是世妇会会址,很激动,很想下车去参观。也许这种愿望中包含着一种文学化的态度:对妇女集体抗争场面的想象和欣赏。 世界妇女大会让我意识到传统的男女平等宣传不但是肤浅和简单的,而且还有一种屏蔽的作用,让我们无法深入了解女性和性别关系。所以我想知道更多。 后来我买了一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编注: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经典著作,第六版于1998年在大陆翻译出版),还推荐给很多人。在王小波出名之前,我读到了他的手稿,虽然他并不想宣传女权主义,但他的小说在性和性别关系方面探讨得很远,在杂文中他经常提到自己有一个女权主义的妻子。 李银河做了很多教科书式的介绍工作,通过她,我认识到女权主义是一个有来源、有体系的思想系统,而且了解了女权主义在很多基本问题上的讨论。 我在寻找……2003年到2004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伯克利最光荣的历史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它的传统和氛围让我对民权运动产生了兴趣,在那场运动中,女权运动的争议是无可回避的。 伯克利带来的启示太多了。原来有"女性缺失"这样一种病,像记忆缺失,她们不在,却丝毫不被知觉。在那里,我第一次结识了女权主义者,她们当中有学生,也有老师,原来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一位女权主义者推荐我去看了《阴道独白》,我震惊、欣喜:原来女人造反这样让人高兴!而且女权主义可以这样有创造性和艺术魅力。 那个演出非常成功,结尾是全场一起高喊"Cunt",也许大家起初有些难为情,但放开之后就体会到一种抗争的欣喜感,完全没有暧昧和色情的色彩。当然对我来说这完全没有挑战,但它的中文词在中国好像几乎没办法喊出来。 一位教徒听说我看了这个戏,她对我说:"妇女权利可以谈,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来谈呢?"但我当时认为这是必要的,神秘化和污名化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或或控制。 我还读到德沃金(编注:美国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色情产品和对妇女的暴力)一篇激烈控诉男人的文章。我觉得真好!我们真该骂。我意识到自己也在其中,但这并没有让我尴尬,也许是因为和其他一些男性相比,我占到的便宜其实很少吧。 当时我是一个时事新闻编辑,我们总是以宪政、民主、自由解读中国政治中的一些问题,女权主义让我对极权政治批判有了新的理解。现代政治理论其实是开放的,男人往往认为对很多问题已有既定结论,其实没有谁是真理掌握者,对民主、宪政这些问题,不应该有刻板简单的答案。 德沃金认为色情作品是对妇女的损害,而我此前认为色情是一种言论自由,甚至是对禁锢的反抗,她提供了另外的思路,不过她没有完全说服我。所以,或许女权主义对我的改造并不彻底。比如香港明星的所谓"艳照门",我为"了解真相"而看了,这似乎是个"更重要"的理由,但"兽兽门"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克制了自己窥淫的欲望,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张柏芝对我的吸引力大于兽兽? ※认同 如果有人说我还不够女权主义者的资格,我不反对,这是一个提醒,但这不会使我受打击、从此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图:2009年11月25日,长平在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组织的反性别暴力活动上讲演:"性别报道之大惊小怪"。  
从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到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没有女性经验,只能努力理解女性的境遇;我没受过系统的女权主义教育,除了那点传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其中有些还需要后来的学习去修正;我没有机会和其他女权主义者和她们的活动更早地建立联系;在我的日常精神生活中也没有女权主义的资源——如果想讨论民主宪政或诗歌,那周围会有很多资源,也可以有很多朋友一起讨论,但在女权主义这方面,我几乎得不到支持。所以这十多年来,我都是在暗夜中独自摸索。      
女权主义让我更理解妇女的境遇,它给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满足了我的公平正义感。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选择。掌握了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识,这让我有一种优越感。     
2006年之后,我认识到认同某种身份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于是我想,假如有人问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那么我应该有一个回答,这是我对女权主义举手之劳的贡献。强调身份可能有副作用,比如自我设限、自我膨胀、拉帮结派。如果不以有意义、有贡献为前提,我不会说我是什么"者"。      
有人会说我们这些男人是"同情"女权主义或对女权主义"友好"的,这种说法是把我们当成了"别人"。我对女权主义感兴趣时没觉得自己是"别人",没觉得自己像外星人看地球,我是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类的一分子。      
你可以说我对女权主义了解不多,或者做得不多,我应该慢慢地了解得更多,做得更多。你也可以说我不够资格,我不反对,这对我是一个提醒,但这不会使我受打击、从此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当进入到一个女权主义的活动或话语场,我不会感觉自己是"他者",虽然可能会被提醒是。当我要去为女人说些什么的时候,包括现在接受这个访谈的时候,则是不自信的。我觉得我应该以反省的精神、倾听的姿态来面对女权主义。      
我写女权主义的文章,比写一个纯粹"男性"的话题更谨慎,我怕成为为女性"代言"的男性。有人说过:男性占领的论坛已经够多了,至少要把女权主义的论坛交给女人。我一直记得这句话。甚至也许我不写,而是先看别人怎么说。比如关于歌曲《常回家看看》和性别歧视的话题,我当时很想写,但我认为女权主义者会写得更好;对邓玉娇事件,我也认识到了从女性权利的角度,但我也没写。——在这方面我有很多关注的话题,但因为类似的原因,都没写。      
我定位是一个通过文字自我表达从而影响别人的人。有些时评作者很看重市场,要就最热门的话题发声,我不完全是这样。我希望带给读者新的东西,假如他们有一定局限的话,希望能帮他们打开,在他们认同了我别的观点之后,也可能"顺带"通过我理解女权主义。我正想写一篇关于张艺谋的男性霸权主义的文章,准备发到有影响的地方——有"男性气质"的媒体上。这些都不是策略,而是我现在能做的。      
我从来没进入"圈子",也没想过"投诚"。我对女权主义的观念、行动感兴趣,但不一定要和她们一起干什么。不党不群是我的原则,希望以此在男权社会中保持遗世独立。   
※工作     
到南都周刊之后,我开始基于妇女权利去营造编辑部的工作环境。我的编辑可以把女权主义作为一个公开的主张。性别报道是不符合主流媒体的市场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别报道,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我只是出于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场考量。  

左图:2007年3月30日的《南都》周刊周年答谢会。一位女编辑这样形容长平在该周刊的管理风格:他让每个人慢慢绽放出最美的一面。 在《成都商报》和《南方周末》,我写了一些关于妇女和儿童权益的文章,那时我们把妇女和儿童放在一起。还记得,有个替成都商报社提供快餐的妇女是我的忠实读者。 在《南方周末》,我做过关于拐卖妇女的调查报道,这类报道的传统模式都是男性解救—女性被解救,而我直觉地认识到应该重视妇女的感受和选择,被拐卖是一种伤害,被解救可能又是一次伤害。 2004年我从美国回来,在《外滩画报》工作。那年出现饶颖与赵忠祥的纠葛事件,大部分媒体都是"看热闹"的,讽刺赵和饶的都不少。我就自己拟了一个题目:"每个女人都姓饶",并通过介绍找到了一位作者写出了这篇文章。看了之后,我的感觉是:哇,真好!就像我自己写的一样。 当时我还不了解,虽然有些妇女权利报道也能得到男性的支持,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却并不是。后来我才知道女权主义的哪些方面是容易说的,哪些是被认为不重要的,哪些是会被排斥和抵制的。 当时外滩画报社只有两位女编辑,在那里,以及后来在《南都周刊》,我都会考虑编辑部的性别比例,这首先是出于工作效果的考虑,如果编辑部只由男性主导,对报道的认识会有偏颇,会忽略一些报道类型,比如生活报道——这样想似乎也有些二元论。 到南都周刊之后,我开始基于妇女权利去营造编辑部的工作环境。我会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告诉编辑记者们,办公室里不能出现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语言,不能用"婆婆妈妈"或"娘娘腔"这类词。我会告诉自己的领导,抱怨女员工要休产假是错的,而且会尽量替她们争取一点待遇。 在我当时的工作环境中,女权主义可以作为一个公开的主张。有些编辑对女权主义不陌生,也知道我认同,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办公室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我们组织了一些女权主义的报道,一些女权主义者集中几次出现在《南都周刊》的话题里,这是我的作用。有一次编辑报选题说,有个女权主义者写了一个经常"骂男人"的博客,我当即说好!做人物报道。 但这些报道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当时我对那个杂志整体上都没有信心,更没有野心去创造一个怎样的阵地,虽然想做点贡献。 我没有那个权力,去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工作制度,也许当时有些编辑只是屈服于我的"淫威"。在我离开之后,有人抱怨说办公室里又重新出现了性别歧视的语言。 性别报道是不符合主流媒体的市场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别报道,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我只是出于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场考量。 性别报道既没有读者,又没有广告。按说它应该有女性消费品的广告市场,但这些广告恰恰都到那些歧视性的媒体上去了,因为女权主义也不符合消费主义,这是一个很难摆脱的圈套。 对女权主义话题,大多数时评编辑不感兴趣。我得靠我积累的名声,和与他们的长期合作,塞些"私货"给他们。读者的反响也远没有其他题材大,有些人会这样给我留言:"长平老师,你最近怎么总关心这些琐事?" 什么是媒体的价值?我认为媒体就是:保证意见的自由市场——展示事实,揭示观点,在辩论中寻找真相,探求真理;监督公权力,体现民主政治;提供自我表达空间,特别是那些少数边缘人群的自我表达,即使这种表达不为大多数人了解和支持。 大众媒体的话语权力已经太大,以至让它失去了反省意识。媒体霸权和媒体管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原因都是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狭义的政治体制和广义的男性体制。 大众媒体需要批判。学校和职业教育中都缺乏性别意识,导致媒体经常犯一些错误。话语权力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了解一切,能调查清楚所有事情,能解决所有问题。迎合市场,被商业操控,还以为敬业。"媚俗"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单就它的本义来说,仍然可以用于批评媒体对政治、男性和市场这三种权力的谄媚。 没有市场的时候,市场是反抗;有市场的时候,市场就成为权力。如果你已经很商业化,还觉得自己是在反抗,那就是矫情了,装不懂了。 ※前途 人和社会、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关系都是那么不安。大自然中本来就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恐惧,社会还在制造更多恐惧。我愿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即使我们不能战胜它,也要去战斗。
左图:2009年11月23日,长平在反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集体散步"活动中通过手机发布现场消息。后来他在专栏中详细记录了散步过程。 我没有很好地筹划过自己的前途。当《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的时候,应该小心报道,争取当副主编、主编,但我没有。如果说当时年轻不懂事,后来又有了几次当副总编的机会,那我应该汲取教训,但还是没有。 我也不在乎自己在这行业中的前途。我在乎的是:我想写的写出来了没有,很遗憾,很多时候都没有。 客观地说,我的前途要看媒体的发展。也可能将来有一天我会完全没有地方发表文章,也有可能会变得有很多人争抢我的文章,这都不重要。所以女权主义没有兑换成我在这行业中的利益,也不重要。 这个行业从来没给过我安全感。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但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注定没有安全感。我们的社会在给人安全感方面做得很差,人和社会、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关系都是那么不安。大自然中本来就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恐惧,社会还在制造更多恐惧,比如说"女人是魔鬼",比如说男人和女人是无法沟通的不同物种,这都是不安全感的来源。 人的生命有很多飘零的、脆弱的成分。安全感来自更开放的舆论,更开放的心灵,更多交流的可能。 前一阵我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说"我愿意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有些人认为,要说出勇敢才能激励别人,这是对的,但不说出恐惧却是不尊重普通人的感受。不能真正面对恐惧,就不能真正寻到克服它的办法,只能在原地打转。这还容易导致自大和自欺——相信"我们都是不怕的,专制制度是胆小的",用"愚民"这个词会有点严重,但可能导致愚民。而且这在自我鼓劲之余未免有些功利性,仿佛是因为我们能战胜它,所以我们才去战斗。——即使我们不能战胜它,我们也要去战斗。 这也是女权主义令我欣赏的地方,她们主张把真实的生活经验叙述出来,无论那是好的还是坏的,而男性文化会主张只讲好的——"只做正面报道"。 原文来自女声电子报第49期 订阅可致信 genderwatchina@gmail.com

Tuesday, September 21, 2010

瑞典“好爸爸”背后

瑞典回来后写的一篇小文,原载于《女声》电子报第51期。在此特别感谢《女声》主编吕频女士对原稿的修改,和她一起工作是非常愉快的学习过程。也借机向大家宣传《女声》,女声的豆瓣主页在这里

瑞典"好爸爸"的背后

                                     

"达拉木马"是瑞典的象征之一,这种手工木刻小马多为红色,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据说,最早的达拉木马是森林深处的伐木工人为孩子随手制作的玩具。今天,无论是在南部小城隆德,还是首都斯德哥尔摩,街头和商场里都能不时看见一些"超级奶爸",他们或是把小婴儿放在背包里昂首阔步,或是陪伴在妻子身边,手推童车,笑容可掬,慈父的温柔与淡定,从他们的眼神中一览无余。从"达拉木马"到今天司空见惯的"奶爸",瑞典"好爸爸"的传统为什么能够延续呢?

其实,瑞典"奶爸"之司空见惯,与瑞典的产假津贴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夫妇或伴侣每生一个孩子,就可以拥有共计16个月的带薪产假,其中父母任一方的休假都不得少于两个月,这等于强制父亲拿出两个月来照顾孩子,它有个温馨的名字:"老爸月"(Daddy's Months)

    与反对家庭暴力、反对性骚扰的法令相比,"产假法"听上去温和许多,似乎只是社会福利中不足道的一项,但在瑞典社会融合与性别平等部资深顾问Lars Wittenmark先生说来,产假法的通过和实施,却是瑞典近40年男女平权运动中至为关键的一步。瑞典妇女自20世纪初开始投入民权运动,直至上世纪70年代,发生在立法领域的三次变革,才真正为瑞典今天有目共睹的的性别平等打下基础。这三次改革分别是:1971的税收改革,规定"以个人单独计税制取代夫妇共同计税制",从而确保妻子的经济地位;1974的产假改革,父母津贴自此开始发放,使父母可以分享亲子假期;同样是1974年的托儿改革,规定"凡满一周岁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公共托幼服务"。这三项法律保证了已婚妇女和母亲外出工作的条件,使她们可以不依附于丈夫,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而《反对家庭暴力法》则在7年后的1981年才"姗姗来迟",可见产假法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的先锋性。

            "三项改革的共同效果,是让劳动市场对妇女更有吸引力,因为瑞典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瑞典社会融合与性别平等部反歧视部门的副主任Camilla Goldbeck-Löwe女士说。政府并不否认性别平等法律背后的经济动因,但这种经济驱动是以权力平等为前提的,"男人和女人应享有平等的权力以建设社会和自己的生活"20年来,无论哪个党派执政,瑞典的这一性别平等国家目标都没有改变。

    性别平等法律得到财政投入的坚定支持,在共计16个月的产假中,父亲或母亲有13个月可得到相当于薪水80%的津贴,另三个月每天补助20欧元。公立托幼服务对每对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仅收费每月1200克朗(约合130欧元),第二第三个孩子还有减免。所有这些政策对社会性别关系和父母亲角色的影响是深刻的。虽然到2009年,政府提供的产假福利只有22.3%被父亲使用,但这已经比1974年的3%有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瑞典16岁儿童的入托率从1972年的12%达到2009年的70%;瑞典妇女的就业率也从1970年的60%上升到2009年的81%,与男性的差距大大的缩小。——政府和男性更多承担照顾的责任,就意味着妇女不再需要在家庭和工作间两难选择。

瑞典的新一轮大选将于919日举行,街头随处可见的竞选海报中,有候选人专门摆出"好爸爸"的姿态。从"达拉木马"的年代走来,令人赞赏的或许远不仅是瑞典男人的柔情,还有决策者们培育这份柔情的自觉性。

    参考:瑞典的女人与男人——事实与数据2010(英文)http://tinyurl.com/2vm2d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