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资深的媒体工作者和媒体管理者,曾先后任《成都商报》编辑部主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兼总主笔。现就职于南都传播研究院。 他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时事评论专栏作家,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文章。他曾经说,与其说时评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曾有人这样评价他的风格:"从容淡定,声色俱敛;静观幽微,发乎情理。似乎游离事态之外,却又无不深临现场。节制的文锋,良知的重量,在这个话语过剩的时代,以寥寥数语之丰、字字珠玑之功,将那些行于兹而不堪其重的灵魂俘获。" 他曾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专栏作者等荣誉。
长平的职业生涯曾几遭顿挫,2001年,他因对"张君案"的报道而失去在南方周末社的工作,2008年,他关于西藏骚乱的一篇招来网络上的狂热围剿,最终导致他离开南都周刊社。就在最近,他突然接到通知:《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都将不再发表他的任何文章。在中国当代言论自由史的晦暗中,他的遭遇虽非个别,却相当典型。
长平谢绝关于这桩最新公案的采访,女声的访谈也不直接涉及这一事件。如他自己所说,女权主义从未给他带来过什么"好处",尽管我们希望表达对这位难得的同道者的支持,但支持的力量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本次访谈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一份男性亲近和寻求女权主义的真实成长样本,并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知名媒体工作者,也有认同女权主义的另一面,而且这另一面已经深深融会于他的媒体实践及批判性的媒体思考中。
※语录
从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到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十多年中我都是独自在暗夜中摸索。
女权主义让我更理解妇女的境遇,它给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满足了我的公平正义感。掌握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识,这让我有一种优越感。
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2006年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认同某种身份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这是我对女权主义举手之劳的贡献。
媒体权力和媒体管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原因都是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狭义的政治体制和广义的男性体制。
"媚俗"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单就它的本义而言,仍然可以用于批评大众媒体对政治、男性、市场这三种权力的谄媚。
时间:2010年8月27日
地点:广州
采访:女声电子报
※成长
在当时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观念,但非常空洞,关于什么是平等、怎样才能平等,这些知识极其贫乏,基本没有解释。如果没有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在精神世界中就会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体人一样。
妇女权益本来就是一种体制内的话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这从来都有合法性。但在媒体和学校里,妇女权益从来都是被当作成就来报道和宣传,你看到的都是过去不好、现在好;过去没有、现在有,这让你在成长中一直为这个制度自豪。
在当时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观念,但非常空洞,关于什么是平等、怎样才能平等,这些知识极其贫乏,基本没有解释。
当时的宣传中有一种"文学性"的倾向,以同情口吻将妇女的遭遇归因于传统的、"封建"的观念没有清除干净,文学作品和电影里会表现妇女的悲惨命运,采用同样的解释,而同情就是结尾。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自己也写过这样的小说:一个姑娘没有机会上学,一起玩的男孩上学去了,他很喜欢她、同情她,拿书给她看,这女孩珍藏着这本书。但她嫁人后,却把书毫无意识地撕了给孩子擦屁股。这种虚构里没有男女平等的角度,我关心的是命运压迫对人的粗鄙化,"少女情怀"的被洗劫。
还有一种教育就是来自朱德《我的母亲》那样的课文:传统女性是伟大的,她们为人类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是值得赞美的,而我们很多人忽略了。"勤劳的母亲"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作文题目,从小学到大学,我也写了一次又一次。
我母亲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她理所当然地包下一切家务劳动,忙得没有时间吃饭。我的父亲的衣服脏了,他自己不在乎,我母亲在乎:"别人会以为你的老婆很懒,不给你换衣服。"
但母亲也会一再强调,她因为是女孩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她一直给我们讲,她的小学成绩很好。虽然她把失学的原因归为父母早逝,但她显然觉得自己本来应该有上学的权利,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农村,夏天男人不仅穿短裤,甚至可以穿内裤,而女人连较短的裤子都不能穿,更不能穿裙子,那是违反传统习俗的。但我母亲就会穿,把它当作城里人的时尚,也给我妹妹穿。
我的家庭中没有重男轻女,而是"重女轻男",妹妹是独生女,极其受宠,这个不知道怎样解释。父母对妹妹的宠爱让我感到女孩的体验是重要的。但我奶奶——更传统的妇女,对这事是极其反感的,她认为女孩不应该得到这种宠爱。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很多人最崇拜的明星是刘晓庆,她有一种反叛:"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她演了一些有意识地呈现人和女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电影,比如《原野》和《欲望的金苹果》,"欲望的金苹果"是那时评论界的一个流行词。
80年代的文化热潮自然地带来了各种西方理论,也包含着女权主义。当时的人们寻求思想上的突破,一方面认识到应该更加重视人和女人的个体权利,一方面把女人的命运描述为男性斗争的工具。当时把从《红高粱》到《菊豆》的那些张艺谋电影,都理解为以欲望、本能、野性为力量的反叛,而没有意识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甚至利用了女人。
大学毕业的那年,我读到《第二性》,它带给我颠覆性的全新知识,从书的名字开始,还有"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的"那句名言。波伏娃的著作有一种既不同于男性写作、也不同于传统女性写作的"女性气质"。她关注女性的经验和内心生活,但不柔弱"优雅",有一种敏锐的哲学的思辨力。
如果没有接触女权主义理论,我就不会知道有《为女权辩护》、《女人的奥秘》、《性政治》这样的书,也不会理解和认真对待一些男性思想家的主张,比如穆勒写的《妇女的屈从地位》,更不会批判性地阅读卢梭的教育论。我会以为这些思想家根本就不存在,在精神世界中就会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体人一样。
※寻找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
原来有"女性缺失"这样一种病,像记忆缺失,她们不在,却丝毫不被知觉。
95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其程度不亚于后来北京奥运会对某些人的震动。和奥运会一样,当年的世妇会被当作一个中国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的象征,但它带给我的喜悦与此无关。关于它的消息让我意识到,男女平等原来是一个世界性的、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它不是附属于"社会发展"的,应该独立解决。
我在《成都商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何为男女平等》,它提出一个问题:各种行业中性别比例的相等,是不是就等于男女平等了?这是我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章之一,很欣慰于自己看到了比官方宣传更深刻的东西。现在看来其中的思考是粗浅和混乱的,当时我有的还只是"解放妇女"的观念而不是妇女自主的意识,而且在价值判断上还是非此即彼的。
那年晚些时候我去了北京,在长安街上坐车看到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以为那就是世妇会会址,很激动,很想下车去参观。也许这种愿望中包含着一种文学化的态度:对妇女集体抗争场面的想象和欣赏。
世界妇女大会让我意识到传统的男女平等宣传不但是肤浅和简单的,而且还有一种屏蔽的作用,让我们无法深入了解女性和性别关系。所以我想知道更多。
后来我买了一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编注: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经典著作,第六版于1998年在大陆翻译出版),还推荐给很多人。在王小波出名之前,我读到了他的手稿,虽然他并不想宣传女权主义,但他的小说在性和性别关系方面探讨得很远,在杂文中他经常提到自己有一个女权主义的妻子。
李银河做了很多教科书式的介绍工作,通过她,我认识到女权主义是一个有来源、有体系的思想系统,而且了解了女权主义在很多基本问题上的讨论。
我在寻找……2003年到2004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伯克利最光荣的历史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它的传统和氛围让我对民权运动产生了兴趣,在那场运动中,女权运动的争议是无可回避的。
伯克利带来的启示太多了。原来有"女性缺失"这样一种病,像记忆缺失,她们不在,却丝毫不被知觉。在那里,我第一次结识了女权主义者,她们当中有学生,也有老师,原来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一位女权主义者推荐我去看了《阴道独白》,我震惊、欣喜:原来女人造反这样让人高兴!而且女权主义可以这样有创造性和艺术魅力。
那个演出非常成功,结尾是全场一起高喊"Cunt",也许大家起初有些难为情,但放开之后就体会到一种抗争的欣喜感,完全没有暧昧和色情的色彩。当然对我来说这完全没有挑战,但它的中文词在中国好像几乎没办法喊出来。
一位教徒听说我看了这个戏,她对我说:"妇女权利可以谈,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来谈呢?"但我当时认为这是必要的,神秘化和污名化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或或控制。
我还读到德沃金(编注:美国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色情产品和对妇女的暴力)一篇激烈控诉男人的文章。我觉得真好!我们真该骂。我意识到自己也在其中,但这并没有让我尴尬,也许是因为和其他一些男性相比,我占到的便宜其实很少吧。
当时我是一个时事新闻编辑,我们总是以宪政、民主、自由解读中国政治中的一些问题,女权主义让我对极权政治批判有了新的理解。现代政治理论其实是开放的,男人往往认为对很多问题已有既定结论,其实没有谁是真理掌握者,对民主、宪政这些问题,不应该有刻板简单的答案。
德沃金认为色情作品是对妇女的损害,而我此前认为色情是一种言论自由,甚至是对禁锢的反抗,她提供了另外的思路,不过她没有完全说服我。所以,或许女权主义对我的改造并不彻底。比如香港明星的所谓"艳照门",我为"了解真相"而看了,这似乎是个"更重要"的理由,但"兽兽门"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克制了自己窥淫的欲望,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张柏芝对我的吸引力大于兽兽?
※认同
如果有人说我还不够女权主义者的资格,我不反对,这是一个提醒,但这不会使我受打击、从此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图:2009年11月25日,长平在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组织的反性别暴力活动上讲演:"性别报道之大惊小怪"。
从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到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没有女性经验,只能努力理解女性的境遇;我没受过系统的女权主义教育,除了那点传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其中有些还需要后来的学习去修正;我没有机会和其他女权主义者和她们的活动更早地建立联系;在我的日常精神生活中也没有女权主义的资源——如果想讨论民主宪政或诗歌,那周围会有很多资源,也可以有很多朋友一起讨论,但在女权主义这方面,我几乎得不到支持。所以这十多年来,我都是在暗夜中独自摸索。
女权主义让我更理解妇女的境遇,它给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满足了我的公平正义感。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选择。掌握了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识,这让我有一种优越感。
2006年之后,我认识到认同某种身份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于是我想,假如有人问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那么我应该有一个回答,这是我对女权主义举手之劳的贡献。强调身份可能有副作用,比如自我设限、自我膨胀、拉帮结派。如果不以有意义、有贡献为前提,我不会说我是什么"者"。
有人会说我们这些男人是"同情"女权主义或对女权主义"友好"的,这种说法是把我们当成了"别人"。我对女权主义感兴趣时没觉得自己是"别人",没觉得自己像外星人看地球,我是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类的一分子。
你可以说我对女权主义了解不多,或者做得不多,我应该慢慢地了解得更多,做得更多。你也可以说我不够资格,我不反对,这对我是一个提醒,但这不会使我受打击、从此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当进入到一个女权主义的活动或话语场,我不会感觉自己是"他者",虽然可能会被提醒是。当我要去为女人说些什么的时候,包括现在接受这个访谈的时候,则是不自信的。我觉得我应该以反省的精神、倾听的姿态来面对女权主义。
我写女权主义的文章,比写一个纯粹"男性"的话题更谨慎,我怕成为为女性"代言"的男性。有人说过:男性占领的论坛已经够多了,至少要把女权主义的论坛交给女人。我一直记得这句话。甚至也许我不写,而是先看别人怎么说。比如关于歌曲《常回家看看》和性别歧视的话题,我当时很想写,但我认为女权主义者会写得更好;对邓玉娇事件,我也认识到了从女性权利的角度,但我也没写。——在这方面我有很多关注的话题,但因为类似的原因,都没写。
我定位是一个通过文字自我表达从而影响别人的人。有些时评作者很看重市场,要就最热门的话题发声,我不完全是这样。我希望带给读者新的东西,假如他们有一定局限的话,希望能帮他们打开,在他们认同了我别的观点之后,也可能"顺带"通过我理解女权主义。我正想写一篇关于张艺谋的男性霸权主义的文章,准备发到有影响的地方——有"男性气质"的媒体上。这些都不是策略,而是我现在能做的。
我从来没进入"圈子",也没想过"投诚"。我对女权主义的观念、行动感兴趣,但不一定要和她们一起干什么。不党不群是我的原则,希望以此在男权社会中保持遗世独立。
※工作
到南都周刊之后,我开始基于妇女权利去营造编辑部的工作环境。我的编辑可以把女权主义作为一个公开的主张。性别报道是不符合主流媒体的市场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别报道,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我只是出于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场考量。
左图:2007年3月30日的《南都》周刊周年答谢会。一位女编辑这样形容长平在该周刊的管理风格:他让每个人慢慢绽放出最美的一面。
在《成都商报》和《南方周末》,我写了一些关于妇女和儿童权益的文章,那时我们把妇女和儿童放在一起。还记得,有个替成都商报社提供快餐的妇女是我的忠实读者。
在《南方周末》,我做过关于拐卖妇女的调查报道,这类报道的传统模式都是男性解救—女性被解救,而我直觉地认识到应该重视妇女的感受和选择,被拐卖是一种伤害,被解救可能又是一次伤害。
2004年我从美国回来,在《外滩画报》工作。那年出现饶颖与赵忠祥的纠葛事件,大部分媒体都是"看热闹"的,讽刺赵和饶的都不少。我就自己拟了一个题目:"每个女人都姓饶",并通过介绍找到了一位作者写出了这篇文章。看了之后,我的感觉是:哇,真好!就像我自己写的一样。
当时我还不了解,虽然有些妇女权利报道也能得到男性的支持,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却并不是。后来我才知道女权主义的哪些方面是容易说的,哪些是被认为不重要的,哪些是会被排斥和抵制的。
当时外滩画报社只有两位女编辑,在那里,以及后来在《南都周刊》,我都会考虑编辑部的性别比例,这首先是出于工作效果的考虑,如果编辑部只由男性主导,对报道的认识会有偏颇,会忽略一些报道类型,比如生活报道——这样想似乎也有些二元论。
到南都周刊之后,我开始基于妇女权利去营造编辑部的工作环境。我会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告诉编辑记者们,办公室里不能出现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语言,不能用"婆婆妈妈"或"娘娘腔"这类词。我会告诉自己的领导,抱怨女员工要休产假是错的,而且会尽量替她们争取一点待遇。
在我当时的工作环境中,女权主义可以作为一个公开的主张。有些编辑对女权主义不陌生,也知道我认同,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办公室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我们组织了一些女权主义的报道,一些女权主义者集中几次出现在《南都周刊》的话题里,这是我的作用。有一次编辑报选题说,有个女权主义者写了一个经常"骂男人"的博客,我当即说好!做人物报道。
但这些报道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当时我对那个杂志整体上都没有信心,更没有野心去创造一个怎样的阵地,虽然想做点贡献。
我没有那个权力,去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工作制度,也许当时有些编辑只是屈服于我的"淫威"。在我离开之后,有人抱怨说办公室里又重新出现了性别歧视的语言。
性别报道是不符合主流媒体的市场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别报道,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我只是出于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场考量。
性别报道既没有读者,又没有广告。按说它应该有女性消费品的广告市场,但这些广告恰恰都到那些歧视性的媒体上去了,因为女权主义也不符合消费主义,这是一个很难摆脱的圈套。
对女权主义话题,大多数时评编辑不感兴趣。我得靠我积累的名声,和与他们的长期合作,塞些"私货"给他们。读者的反响也远没有其他题材大,有些人会这样给我留言:"长平老师,你最近怎么总关心这些琐事?"
什么是媒体的价值?我认为媒体就是:保证意见的自由市场——展示事实,揭示观点,在辩论中寻找真相,探求真理;监督公权力,体现民主政治;提供自我表达空间,特别是那些少数边缘人群的自我表达,即使这种表达不为大多数人了解和支持。
大众媒体的话语权力已经太大,以至让它失去了反省意识。媒体霸权和媒体管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原因都是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狭义的政治体制和广义的男性体制。
大众媒体需要批判。学校和职业教育中都缺乏性别意识,导致媒体经常犯一些错误。话语权力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了解一切,能调查清楚所有事情,能解决所有问题。迎合市场,被商业操控,还以为敬业。"媚俗"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单就它的本义来说,仍然可以用于批评媒体对政治、男性和市场这三种权力的谄媚。
没有市场的时候,市场是反抗;有市场的时候,市场就成为权力。如果你已经很商业化,还觉得自己是在反抗,那就是矫情了,装不懂了。
※前途
人和社会、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关系都是那么不安。大自然中本来就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恐惧,社会还在制造更多恐惧。我愿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即使我们不能战胜它,也要去战斗。
左图:2009年11月23日,长平在反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集体散步"活动中通过手机发布现场消息。后来他在专栏中详细记录了散步过程。
我没有很好地筹划过自己的前途。当《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的时候,应该小心报道,争取当副主编、主编,但我没有。如果说当时年轻不懂事,后来又有了几次当副总编的机会,那我应该汲取教训,但还是没有。
我也不在乎自己在这行业中的前途。我在乎的是:我想写的写出来了没有,很遗憾,很多时候都没有。
客观地说,我的前途要看媒体的发展。也可能将来有一天我会完全没有地方发表文章,也有可能会变得有很多人争抢我的文章,这都不重要。所以女权主义没有兑换成我在这行业中的利益,也不重要。
这个行业从来没给过我安全感。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但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注定没有安全感。我们的社会在给人安全感方面做得很差,人和社会、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关系都是那么不安。大自然中本来就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恐惧,社会还在制造更多恐惧,比如说"女人是魔鬼",比如说男人和女人是无法沟通的不同物种,这都是不安全感的来源。
人的生命有很多飘零的、脆弱的成分。安全感来自更开放的舆论,更开放的心灵,更多交流的可能。
前一阵我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说"我愿意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有些人认为,要说出勇敢才能激励别人,这是对的,但不说出恐惧却是不尊重普通人的感受。不能真正面对恐惧,就不能真正寻到克服它的办法,只能在原地打转。这还容易导致自大和自欺——相信"我们都是不怕的,专制制度是胆小的",用"愚民"这个词会有点严重,但可能导致愚民。而且这在自我鼓劲之余未免有些功利性,仿佛是因为我们能战胜它,所以我们才去战斗。——即使我们不能战胜它,我们也要去战斗。
这也是女权主义令我欣赏的地方,她们主张把真实的生活经验叙述出来,无论那是好的还是坏的,而男性文化会主张只讲好的——"只做正面报道"。
原文来自女声电子报第49期 订阅可致信 genderwatchin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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