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圈报
文/一格
涵溟约稿让我谈谈旧浪潮的事。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欣喜。好像不论时光、地域怎样变幻，青年的血脉总是喷张，眼睛总是澄明。然而旧浪潮活跃的时期已经过去，该从何谈起，才能在最简练的语言里说出最深的心事呢？不如先讲讲我现在做的事情。
收到涵溟信的深夜，我刚从"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回来。这个"交展会"是国内首届非公募基金与草根非政府组织的交流，而 我的身份，是北京一家NGO的代表。这是我第一次脱离学生角色，作为社会分工中正式的一员，来做些事情。去年汶川地震后，随着政府部门一起进入灾区展 开救援与重建的，还有不少草根NGO以及大量志愿者。他们活跃在川北、甘南，治病、教书、修厕所、拉投资……一年多过去，还有至少五万人在那里坚持着。
都说威权国家下的公民社会发育不良，但这一次，我们的政府和民间同时意识到了民间NGO组织所蕴含的巨大潜能。在为期三天的参与式论坛上，各大公益基金会的负责人与草根NGO的骨干你来我往，提出了对彼此的要求和期望。其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披露，汶川地震的767亿元捐款中，58.1%流向可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３６％流向半官方的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系统，而流向非公募基金会的只有5.9％。 也就是说，来自民间的善款最终无法顺畅地用之于民。而另一方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代表则坦言，他们之所以手上仍有2000万的灾款无处拨给，是出于对民间的不信任——"多数草根NGO还不具备完成一个招标项目的条件"，这其中包括规范、完善的管理与评估制度，以及高水平的团队等等。
于 是，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良性流通渠道尚未成形的情况下，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困难重重。由于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畸形，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常常面临 来自民间力量的威胁；这让政府部门很难信任处于起步阶段、正在发育、方向不明朗的各种民间组织；这又造成政府拿着大笔资金不往下拨，救人救命的善款反倒成了高悬在头顶 的堰塞湖；最后，这一阻滞现象又进一步加深了民间对于政府的质疑。如此恶性循环，何处是破解问题的切入口呢？
抱着和我同样的疑问，论坛参与者 们各抒己见。于是，我听到如下两组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一、"竞争"、"效率"、"市场"、"规范化"、"财务透明"、"双赢"。二、"合作"、"公益精 神"、"激情"、"慈善事业"。略微熟悉现代社会理论的读者都明白，这些话语意味着什么——无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笼罩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公民社会"有 多么让人失望，中国还是在150年来的现代化到路上义无反顾地朝着市场、资本、效率、与规范化，朝着公民社会及其文化奔去了。
以上这些与旧浪潮何干？简单说，正是此时此刻沉浸在民间组织霎那间爆发出的热情里，我才猛然发现这种时代所呼唤的公民意识，我早在大学本科就具备了。而旧浪潮便是这种强烈的意识的一种具体表现。
坦白说，这种意识对我来讲，绝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也不掺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潜藏的权力欲，而是一种朴素的常识——现代社会的个人对 于她所生存的社会享有绝对权力，亦负有绝对义务。而成全了我对于这一常识的笃信的，是母校香港大学，乃至整个香港社会为言论、出版、以及合法的自组织团体提供的恰当环境。
当年旧浪潮的成员，就是这样一群常识多于专识、见闻多于见解的青年公民。我们中间学文、理、工、商、法的都有。大家背离内地，浮在楼阁里，未见得对社会有多少真知灼见，可是幸运的是，没有人阻挡我们的独立思考与理想主义。
如 今，当年的"弄潮儿"们天各一方。仅我所知的，行动力一流的Yol 投奔了令人敬佩的港大新闻学院硕士班；同样留在港大读书的石见主持起教会的团契；学法律的Gill和Cho要念哲学，学哲学的Luke要当律师；已经或即将去美国的周书、浮云、某子、欣然会继续念各自专业的博士班；胡坤先是开书店、拍电影，现在又在上海做起了出版。今年三月，海子忌日那天， 我跟周书、浮云在哈佛大学附近的一间面馆聊天。时空挪移，唇齿间爆破的，依旧是属于旧浪潮的那些薄扶林、齐克果、万历十五年。
这篇小文送给《圈报》的各位作者和读者。
—— 白驹过隙间，有些东西是不变的。
2 comments:
真巧我昨天还给人show了旧浪潮博客。
咱俩是不是当初就争过到底是“卷首语”还是“首卷语”。。。？
我报名，我报名。给我个什么公关对外联络的头衔吧，哈哈。
或者有活动通知我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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