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过这一票，我们就退隐江湖吧

前一段写的几句, no points. just for fun.

武侠小说里常有的桥段，是男女主人公在准备重要行动之前的紧张气氛下，感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乱世儿女，情不自禁。最后女猪深情款款地抱着男猪，说，干完这一单，我们就金盆洗手，从此退隐江湖，过神仙眷侣的日子吧。（参见新龙门客栈周淮安、邱莫言couple，英雄残剑飞雪couple，卧虎藏龙李慕白couple，乃至天下无则刘若英couple……）

但无一例外地，大家都栽在最后一单上，退出不了江湖，转而进化成一个传说。（笑傲江湖是个例外。。。）

我也想退隐江湖啊。

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不能闲下来的人。倒不是说我有多enjoy忙的生活，只是闲下来过的更拧巴。忙的时候，月亮如霜也只是归家路上，另一盏路灯；闲的时候，好风如水却可以搞得人黯然神伤。忙的时候，阴雨晴照，都是大时代后的desktop background，一旦闲下来，再远的风景也能扰动心里最深的秘密。

世界大得很哪，如果要闯荡，可以永远不必落脚。

可人心却深不见底，我走过所有的风景，没有发现金玉良缘，也无念木石前盟。

这条路，究竟还要一个人走多久。

瑞典回来第二稿

"我们不是普通的警察局"

——细节处看瑞典家庭暴力接待中心

日期：2010-10-26      中国妇女报

图为不穿制服的家暴处女警长在介绍卡琳计划。 瑞典马尔默市多特宁卡琳街18号是一幢样貌奇异的建筑，铁灰色的四方轮廓、厚重的水泥墙、铝合金的窗棱和外露的粗大钢管，似乎暗示着作为瑞典最大工业城市之一的马尔默的过去。如今，这座现代主义风格浓厚的建筑，既不是先锋艺术馆，也不是厂房，而是被改建成了一处不挂牌的家庭暴力接待中心。 二楼的接待中心使用单独的通道，且需要预约才能进入，这是这个中心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的全方位安全保护的第一步：它不容施暴者踏足，问讯他们的场所与这里严格分隔。走进内部，完全感觉不到警察机构特有的肃穆甚至压迫感。这里为受暴者提供的是一个综合了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考量的全栖港湾。在视觉方面，所有房间的用色都有心理学依据，比如紫色墙壁的房间更利于消除嫉妒情绪，而橙色房间更能消除焦虑烦躁、放松心情；在听觉方面，适宜冥想的音乐轻轻地在公共空间缭绕；味觉方面，瑞典经典小吃肉桂面包和香薰的味道淡淡飘散——这里还有一个厨房，可以为受暴者提供食物，因为她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触觉对心灵的抚慰也很重要——这便是那些沙发上散落的靠枕和羊毛地毯的作用。 难免会有受害者带着子女过来，这里也有专门为儿童准备的房间。当母亲陈述案情时，孩子可以到一个有很多玩具的房间游戏。另一方面，在很多家暴案中，儿童是目睹者或直接受害者，有些案件还涉及对儿童的性暴力，所以，有必要为儿童准备独立的问询空间，这种房间同样经过精心设计，特别准备了小动物图案的靠枕和积木玩具，但数量又不会太多，保证让孩子在回答问题时，既放松又不至于过于分心。 由于15岁以下儿童不会出庭，所以须使用录像证据，因此问询儿童的房间中必备摄像头，问询者只有一人，而且必须经过严格训练。在邻近的另外一个房间，则会有警察、检察官和律师监控询问。 电脑时代长大的年轻一代可能更愿意与人用聊天软件倾诉心声，于是这里设置了一间专门的电脑聊天室，它一样温馨舒适，只多出一台电脑，供受害者与问询者打字聊天，所有聊天内容都会有电脑记录，可以像其他口供一样用作司法证据。 "我们不是普通的警察局，这里所有的设施和安排的目的都是使妇女有安全感，增加信任，为她们提供心理和社会支持。"克里斯蒂娜·梅耶如是说。这位身着宽松衬衣、快要生产的母亲，是一名正在当职的警长，带领着30名男女同事，负责全城28万人口的家庭暴力及性别暴力案件处理。她说，不穿制服上班，是马尔默警察局家暴处的"特权"，这是为了避免制服会给精神已经脆弱不堪的受害人更大的压力。 这里制作的小册子也有细节。它们非常小巧，十分便于携带，并有瑞典语、英语、阿拉伯语和塞尔维亚语四种语言，以适应马尔默多种族移民的需求。它还有男女两个版本———在给妇女的小册子上带有警察局的标志，而在给男性的小册子上则只有政府的标志，以避免男性对宣传产生抗拒心理。 据瑞典政府2007年颁布的《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压迫、以及荣誉暴力行动计划》显示，在瑞典16～79岁的妇女中，有1.8%的女性表示她们在过去一年里遭受过骚扰或暴力，而这其中的70%来自家庭成员、朋友或者熟人。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瑞典妇女对暴力、骚扰的投诉逐年增加，仅2006年一年，15岁以上女性遭受暴力或骚扰的报告就有2.5万多件，警察局接到的性侵犯报案就有1.2万多件，死于暴力的妇女则每年有30人，其中17人殒于亲密男性伴侣之手。据瑞典国家健康与福利委员会估算，暴力造成的损失每年共约合30亿瑞典克朗（约30亿人民币），其中包括暴力后果直接导致的医疗成本、司法和社会服务成本，以及间接造成的生产损失成本，和相应所消耗的义务工作成本。 针对持续严重的对妇女暴力，近10年来，瑞典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实施、支持了一系列政策和方案，卡琳计划就是其中之一。它最早于1997年启动，1999年在马尔默市议会获得通过，成为市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它联合了警察局家暴处、马尔默大学医院的妇女诊所、瑞典国家法庭医药委员会、家暴受害妇女/目睹儿童危机干预中心以及荣誉暴力庇护所等多家机构，致力于用更有效的多机构合作模式来干预家庭暴力，它的宣言是："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一次性见到警察、社工、妇科医生以及法庭专家。"至于"卡琳"（Karin）之名，既来自家庭暴力接警中心的地址，同时也是瑞典的一个常用女性名，类似于英语中的"安娜"。 2008年9月，卡琳计划由瑞典政府推广至全国，在瑞典各个政府、非政府的反暴力机构中，对服务细节的重视也像在卡琳街18号那样随处可见。造就了这种重视的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呢？或许是因为，这些工作中贯穿着一切从受害者出发的思路，而这种思路的缘起，又跟瑞典反家暴运动的起源分不开。30年前，瑞典政府尚未为反家庭暴力投入资源时，对受暴妇女的民间服务完全依靠社会捐助，只有保持"以人为本"、"从细节出发"的品质，才能得到受暴妇女的肯定和资助者的持续支持。在政府主导家庭暴力干预并提供拨款之后，卡琳计划和其他政府项目仍然继承了早期民间服务的高品质。 (董一格 文／图)

Re: 只是十五年一遇的人就不错

上一篇blog的唯一留言说："这种文章别写了。"

我没有明白这位匿名读者的意思。您是想说民主这话题很恶俗，您看了腻歪，还是说我作为一个业余blogger这么多年重复自己没长进，您看了心疼?

不管哪种意图，劳驾您下次留个名字，或者解释一下自己的assertion。我不是公众人物，这里留言的朋友，无论是不是现实中认识，都很和气友善，留言娓娓道来的同时，不忘记介绍自己一下。

再者说，我写什么想怎样写，是我的权利吧？你不让我写我就不写了呀？倘若是出于爱护，更请您留下尊姓大名，我日后发达了，感谢国家的同时也会记得感谢您的。我认真的。

为什么要谈这件小事？因为我又要写一点看起来比较没长进，很自作的感想了。不喜勿继续看。

------------------小感想的分界线--------------------

周末有一万件事等着我做，而我却跑去了车协十五周年会庆慕田峪拉练。当然，比较没出息，坐车上去，又坐车下来。

萧瑟秋风今又是——晚秋的雨从迷雾里来，在凌晨开始敲打残长城山脚下的小楼。几周前还苍翠的怀柔山间，已经有一丛丛的黄与赤。这一晚的慕田峪，没有星星，可还是在烧着篝火。三四十个新会员，和历年残留的一些老家伙们，围着火，讲那过去的事情。新任的理事长是个瘦高的小伙子，分明有电脑、麦克风、大屏幕和投影仪，可他坚持从兜里掏出来一张纸，说，"我不善言语表达，所以提前写好了十五周年致辞，现在念给大家。我也不想用麦克风。"

这篇演说，是我听到过的最动人的学生演说了吧。大概一千来字，没有一句口号，没有一点"官样"文章的调调。

"协会成立十五年，一共组织过十二次慕田峪拉练。请允许我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十二次拉练——1996年春天，1997年秋天，1998年春天，1998年秋天……2003年春天，2003年秋天，2005年春天，2005年秋天……2009年秋天……"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关于慕田峪的记忆。我实在不忍心将你们的记忆抽象成这一串数字；正如我不愿意在介绍协会的时候，将那些十五年来为协会做出过贡献的一个个新鲜活泼的人物，抽象成协会历史里一行简短的文字。我的不愿意，并非因为害怕有一天我自己也终将成为那一行简短的字，而在于当宏大叙事将过去压缩成抽象的'历史'，我们就永远地失去了过去岁月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不可复制的时刻。" (大意)

"所以，我更愿意用一种非常个人的视角，去理解这走过的十五年。十五年前，当北京大学的几位学子在远方的召唤下，骑上单车，开始了远游的壮举的时候，我正坐在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念着这样的课文，'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十五年后，我会在这里，在同样的一种精神的感召下，完成了自己的远游的壮举，并把这种精神继续传递。" (大意)

"在这一刻我明白，他们的青春，也是我的青春，也会是你们的青春。就是这样年复一年的具体而微的延续，最终汇合成了我们所有人共同拥有的青春。" (大意)

我感同身受。

我们共同拥有的、紧握而不自知的青春。

如今这青春在车协人年复一年的追寻与分享中，越来越早地觉醒。我们不再不自知了。而一众老家伙们的出现，是在凭吊自己最灿烂的华年呢。而那些十八九岁的娃娃们，谁说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不透着无法打败的骄傲呢。

那时候的我们，便是他们的模样。以至于当我们看历年暑期视频剪辑的时候，好几次把07、08的孩子，看成自己。那崇山大江与戈壁荒漠上，奋力前行的小小身影，几乎都是一样的发束，一样的行囊，一样的风雨中飘摇的黄雨衣。

那时候的我们，见面还不谈京城的房价和装修，腰上还没有救生圈，一顿饭可以吃五个馒头，单速车在山林深处慢慢爬升，十五的月亮为我们悄悄升上了云端。

后来，大屏幕上就忽然打出来几句话，说是一个老会员对慕田峪拉练的感受，主持人选的，要和新会员分享。

那个乍暖还寒的慕田峪

我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一年年的篝火燃烧在从前的灰烬上

长城上的瓦砾细碎分明是时光在流淌

星星眨着眼睛他们不说话

暗中偷换的流年    我们在长大

一开始，我是在笑几句话稚气而酸腐。

又一会儿，我觉得这几句似曾相识。

最后，我想起来，这是我写的。

再下一张ppt，还是几句类似风格的话。

原来这几段真的是我写的。

2003年3月，我上一次来慕田峪拉练的日子。回来便写了这些吧，具体时间真的想不起来了。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这几句都不算上乘文字。

可是，会庆的组织者，挑来挑去，可能也只有这几句最应景，最贴切地说出了慕田峪的意味吧。

十五年有无数CAPUer来过慕田峪，其中最多的是少爷，他来过十次了。

少爷留下了他写的《会歌》和《尘埃》，我自是无法企及。

可十五年，也就是挑出这几句，来书写慕田峪了啊。

我能很骄傲地跟自己说，十五年车协，也只有一个格格么？她没有去过暑期，却牵挂了这里许多年。在飘洋过海几番之后，仍然敢用最原始的蹬踏与汗水，丈量她陷于此地的爱情。

在这份情感上，我是一个纠结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集合体。

我不断谴责自己，自我更新能力低，不能做到真正的future-oriented，一方面，我又不舍得割下这份其实也越来越稀薄的情感依托。

假如我写一辈子这样松散、无条理的小忧伤，我也已经是一个十五年一遇的人了。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谁也求不得不朽。不如让你爱上我的此刻。

民主 墙

天气特别冷，情绪低落。

好像自己跟自己治气似的，决定下班去大悦城吃多纳圈。结果发现，两个月不来西单，路边多了家Apple店，里面自然是人头攒动，如菜场，如早市，如泣如诉，不绝如缕。

天气真的特别冷。一个Wellesley的来访者说，"啊，幸亏我带了我的North Face来，否则冻惨了。Btw，我发现中国也有人穿TNF，我想一定是从小店淘来的吧。"

我说，呵呵，我们每个shopping mall里都有TNF专卖店。

我心里说，不好意思，我们都穿始祖鸟了好伐。这是真的，中学校庆回去，师兄穿着绣着Arcteryx的衬衣，款款走来，很淡定。

我上大学之前，只在中关村附近活动，一共可能来过两次西单。只有一次，骑车去北海，路过官园花鸟鱼虫市场、白塔寺、梅兰芳故居、新街口新华书店神马的，比春游还惊诧。那时候，我看着从新街口豁口过来，开往香山的331从家门口使过，觉得"新街口豁口"便是世界的尽头。后来，331被附会了一个著名的鬼故事，说是某一辆末班车，载着奇怪的人，开到西山里，再没回来。

这个夏天最热的几个星期，下班以后去听CR史的课。讲到1966年的北京江湖，"小坏蛋"的事儿。那年夏天，从西单，一直到西直门，都有不同帮派的人出没，从胡同窜子，到"西纠"、"海纠"。听课上一个学历史地理的老北京介绍，更久以前，新街口一代还有城墙，进城出城，要饶到西直门，很不方便。后来一段城墙被掏了个洞，人们行走方便了，管那儿叫"新街口豁口"。

原来，331，玩儿的不光是寂寞，更是穿越。

传说西单，还有面民主墙。

我走在宽阔的西单南大街，看着巨大的雅诗兰黛广告、婚庆大楼和不走寻常路的美特斯.邦威旗舰店，不知道民主墙是在哪儿倒下去的。或者，就像企鹅不是鹅，鲸鱼不是鱼，民主墙它也并非一面墙。又或者，顶多象港大那样，一个宣传栏而已。

长平：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我

长平：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我

2010-08-30 21:39:29

      长平，资深的媒体工作者和媒体管理者，曾先后任《成都商报》编辑部主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兼总主笔。现就职于南都传播研究院。      他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时事评论专栏作家，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文章。他曾经说，与其说时评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曾有人这样评价他的风格："从容淡定，声色俱敛；静观幽微，发乎情理。似乎游离事态之外，却又无不深临现场。节制的文锋，良知的重量，在这个话语过剩的时代，以寥寥数语之丰、字字珠玑之功，将那些行于兹而不堪其重的灵魂俘获。"  他曾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专栏作者等荣誉。     

长平的职业生涯曾几遭顿挫，2001年，他因对"张君案"的报道而失去在南方周末社的工作，2008年，他关于西藏骚乱的一篇招来网络上的狂热围剿，最终导致他离开南都周刊社。就在最近，他突然接到通知：《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都将不再发表他的任何文章。在中国当代言论自由史的晦暗中，他的遭遇虽非个别，却相当典型。     

长平谢绝关于这桩最新公案的采访，女声的访谈也不直接涉及这一事件。如他自己所说，女权主义从未给他带来过什么"好处"，尽管我们希望表达对这位难得的同道者的支持，但支持的力量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本次访谈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一份男性亲近和寻求女权主义的真实成长样本，并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知名媒体工作者，也有认同女权主义的另一面，而且这另一面已经深深融会于他的媒体实践及批判性的媒体思考中。 

※语录    

从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到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十多年中我都是独自在暗夜中摸索。      

女权主义让我更理解妇女的境遇，它给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满足了我的公平正义感。掌握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识，这让我有一种优越感。     

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2006年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认同某种身份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这是我对女权主义举手之劳的贡献。    

媒体权力和媒体管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原因都是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狭义的政治体制和广义的男性体制。

"媚俗"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单就它的本义而言，仍然可以用于批评大众媒体对政治、男性、市场这三种权力的谄媚。     

时间：2010年8月27日    
地点：广州    
采访：女声电子报 

※成长     

在当时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观念，但非常空洞，关于什么是平等、怎样才能平等，这些知识极其贫乏，基本没有解释。如果没有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在精神世界中就会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体人一样。     

妇女权益本来就是一种体制内的话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这从来都有合法性。但在媒体和学校里，妇女权益从来都是被当作成就来报道和宣传，你看到的都是过去不好、现在好；过去没有、现在有，这让你在成长中一直为这个制度自豪。     

在当时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观念，但非常空洞，关于什么是平等、怎样才能平等，这些知识极其贫乏，基本没有解释。    

当时的宣传中有一种"文学性"的倾向，以同情口吻将妇女的遭遇归因于传统的、"封建"的观念没有清除干净，文学作品和电影里会表现妇女的悲惨命运，采用同样的解释，而同情就是结尾。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自己也写过这样的小说：一个姑娘没有机会上学，一起玩的男孩上学去了，他很喜欢她、同情她，拿书给她看，这女孩珍藏着这本书。但她嫁人后，却把书毫无意识地撕了给孩子擦屁股。这种虚构里没有男女平等的角度，我关心的是命运压迫对人的粗鄙化，"少女情怀"的被洗劫。     

还有一种教育就是来自朱德《我的母亲》那样的课文：传统女性是伟大的，她们为人类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是值得赞美的，而我们很多人忽略了。"勤劳的母亲"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作文题目，从小学到大学，我也写了一次又一次。     

我母亲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她理所当然地包下一切家务劳动，忙得没有时间吃饭。我的父亲的衣服脏了，他自己不在乎，我母亲在乎："别人会以为你的老婆很懒，不给你换衣服。"   

但母亲也会一再强调，她因为是女孩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她一直给我们讲，她的小学成绩很好。虽然她把失学的原因归为父母早逝，但她显然觉得自己本来应该有上学的权利，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农村，夏天男人不仅穿短裤，甚至可以穿内裤，而女人连较短的裤子都不能穿，更不能穿裙子，那是违反传统习俗的。但我母亲就会穿，把它当作城里人的时尚，也给我妹妹穿。     

我的家庭中没有重男轻女，而是"重女轻男"，妹妹是独生女，极其受宠，这个不知道怎样解释。父母对妹妹的宠爱让我感到女孩的体验是重要的。但我奶奶——更传统的妇女，对这事是极其反感的，她认为女孩不应该得到这种宠爱。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很多人最崇拜的明星是刘晓庆，她有一种反叛："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她演了一些有意识地呈现人和女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电影，比如《原野》和《欲望的金苹果》，"欲望的金苹果"是那时评论界的一个流行词。     

80年代的文化热潮自然地带来了各种西方理论，也包含着女权主义。当时的人们寻求思想上的突破，一方面认识到应该更加重视人和女人的个体权利，一方面把女人的命运描述为男性斗争的工具。当时把从《红高粱》到《菊豆》的那些张艺谋电影，都理解为以欲望、本能、野性为力量的反叛，而没有意识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甚至利用了女人。     

大学毕业的那年，我读到《第二性》，它带给我颠覆性的全新知识，从书的名字开始，还有"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的"那句名言。波伏娃的著作有一种既不同于男性写作、也不同于传统女性写作的"女性气质"。她关注女性的经验和内心生活，但不柔弱"优雅"，有一种敏锐的哲学的思辨力。     

如果没有接触女权主义理论，我就不会知道有《为女权辩护》、《女人的奥秘》、《性政治》这样的书，也不会理解和认真对待一些男性思想家的主张，比如穆勒写的《妇女的屈从地位》，更不会批判性地阅读卢梭的教育论。我会以为这些思想家根本就不存在，在精神世界中就会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体人一样。  

※寻找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     

原来有"女性缺失"这样一种病，像记忆缺失，她们不在，却丝毫不被知觉。     

95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其程度不亚于后来北京奥运会对某些人的震动。和奥运会一样，当年的世妇会被当作一个中国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的象征，但它带给我的喜悦与此无关。关于它的消息让我意识到，男女平等原来是一个世界性的、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它不是附属于"社会发展"的，应该独立解决。


      我在《成都商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何为男女平等》，它提出一个问题：各种行业中性别比例的相等，是不是就等于男女平等了？这是我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章之一，很欣慰于自己看到了比官方宣传更深刻的东西。现在看来其中的思考是粗浅和混乱的，当时我有的还只是"解放妇女"的观念而不是妇女自主的意识，而且在价值判断上还是非此即彼的。    

那年晚些时候我去了北京，在长安街上坐车看到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以为那就是世妇会会址，很激动，很想下车去参观。也许这种愿望中包含着一种文学化的态度：对妇女集体抗争场面的想象和欣赏。     

世界妇女大会让我意识到传统的男女平等宣传不但是肤浅和简单的，而且还有一种屏蔽的作用，让我们无法深入了解女性和性别关系。所以我想知道更多。     

后来我买了一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编注：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经典著作，第六版于1998年在大陆翻译出版），还推荐给很多人。在王小波出名之前，我读到了他的手稿，虽然他并不想宣传女权主义，但他的小说在性和性别关系方面探讨得很远，在杂文中他经常提到自己有一个女权主义的妻子。     

李银河做了很多教科书式的介绍工作，通过她，我认识到女权主义是一个有来源、有体系的思想系统，而且了解了女权主义在很多基本问题上的讨论。     

我在寻找……2003年到2004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伯克利最光荣的历史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它的传统和氛围让我对民权运动产生了兴趣，在那场运动中，女权运动的争议是无可回避的。     

伯克利带来的启示太多了。原来有"女性缺失"这样一种病，像记忆缺失，她们不在，却丝毫不被知觉。在那里，我第一次结识了女权主义者，她们当中有学生，也有老师，原来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一位女权主义者推荐我去看了《阴道独白》，我震惊、欣喜：原来女人造反这样让人高兴！而且女权主义可以这样有创造性和艺术魅力。     

那个演出非常成功，结尾是全场一起高喊"Cunt"，也许大家起初有些难为情，但放开之后就体会到一种抗争的欣喜感，完全没有暧昧和色情的色彩。当然对我来说这完全没有挑战，但它的中文词在中国好像几乎没办法喊出来。     

一位教徒听说我看了这个戏，她对我说："妇女权利可以谈，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来谈呢？"但我当时认为这是必要的，神秘化和污名化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或或控制。     

我还读到德沃金（编注：美国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色情产品和对妇女的暴力）一篇激烈控诉男人的文章。我觉得真好！我们真该骂。我意识到自己也在其中，但这并没有让我尴尬，也许是因为和其他一些男性相比，我占到的便宜其实很少吧。     

当时我是一个时事新闻编辑，我们总是以宪政、民主、自由解读中国政治中的一些问题，女权主义让我对极权政治批判有了新的理解。现代政治理论其实是开放的，男人往往认为对很多问题已有既定结论，其实没有谁是真理掌握者，对民主、宪政这些问题，不应该有刻板简单的答案。    

德沃金认为色情作品是对妇女的损害，而我此前认为色情是一种言论自由，甚至是对禁锢的反抗，她提供了另外的思路，不过她没有完全说服我。所以，或许女权主义对我的改造并不彻底。比如香港明星的所谓"艳照门"，我为"了解真相"而看了，这似乎是个"更重要"的理由，但"兽兽门"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克制了自己窥淫的欲望，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张柏芝对我的吸引力大于兽兽？ 

※认同     

如果有人说我还不够女权主义者的资格，我不反对，这是一个提醒，但这不会使我受打击、从此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图：2009年11月25日，长平在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组织的反性别暴力活动上讲演："性别报道之大惊小怪"。      

从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到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没有女性经验，只能努力理解女性的境遇；我没受过系统的女权主义教育，除了那点传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其中有些还需要后来的学习去修正；我没有机会和其他女权主义者和她们的活动更早地建立联系；在我的日常精神生活中也没有女权主义的资源——如果想讨论民主宪政或诗歌，那周围会有很多资源，也可以有很多朋友一起讨论，但在女权主义这方面，我几乎得不到支持。所以这十多年来，我都是在暗夜中独自摸索。      

女权主义让我更理解妇女的境遇，它给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满足了我的公平正义感。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选择。掌握了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识，这让我有一种优越感。     

2006年之后，我认识到认同某种身份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于是我想，假如有人问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那么我应该有一个回答，这是我对女权主义举手之劳的贡献。强调身份可能有副作用，比如自我设限、自我膨胀、拉帮结派。如果不以有意义、有贡献为前提，我不会说我是什么"者"。      

有人会说我们这些男人是"同情"女权主义或对女权主义"友好"的，这种说法是把我们当成了"别人"。我对女权主义感兴趣时没觉得自己是"别人"，没觉得自己像外星人看地球，我是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类的一分子。      

你可以说我对女权主义了解不多，或者做得不多，我应该慢慢地了解得更多，做得更多。你也可以说我不够资格，我不反对，这对我是一个提醒，但这不会使我受打击、从此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当进入到一个女权主义的活动或话语场，我不会感觉自己是"他者"，虽然可能会被提醒是。当我要去为女人说些什么的时候，包括现在接受这个访谈的时候，则是不自信的。我觉得我应该以反省的精神、倾听的姿态来面对女权主义。      

我写女权主义的文章，比写一个纯粹"男性"的话题更谨慎，我怕成为为女性"代言"的男性。有人说过：男性占领的论坛已经够多了，至少要把女权主义的论坛交给女人。我一直记得这句话。甚至也许我不写，而是先看别人怎么说。比如关于歌曲《常回家看看》和性别歧视的话题，我当时很想写，但我认为女权主义者会写得更好；对邓玉娇事件，我也认识到了从女性权利的角度，但我也没写。——在这方面我有很多关注的话题，但因为类似的原因，都没写。      

我定位是一个通过文字自我表达从而影响别人的人。有些时评作者很看重市场，要就最热门的话题发声，我不完全是这样。我希望带给读者新的东西，假如他们有一定局限的话，希望能帮他们打开，在他们认同了我别的观点之后，也可能"顺带"通过我理解女权主义。我正想写一篇关于张艺谋的男性霸权主义的文章，准备发到有影响的地方——有"男性气质"的媒体上。这些都不是策略，而是我现在能做的。      

我从来没进入"圈子"，也没想过"投诚"。我对女权主义的观念、行动感兴趣，但不一定要和她们一起干什么。不党不群是我的原则，希望以此在男权社会中保持遗世独立。   

※工作     

到南都周刊之后，我开始基于妇女权利去营造编辑部的工作环境。我的编辑可以把女权主义作为一个公开的主张。性别报道是不符合主流媒体的市场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别报道，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我只是出于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场考量。  

 左图：2007年3月30日的《南都》周刊周年答谢会。一位女编辑这样形容长平在该周刊的管理风格：他让每个人慢慢绽放出最美的一面。     

在《成都商报》和《南方周末》，我写了一些关于妇女和儿童权益的文章，那时我们把妇女和儿童放在一起。还记得，有个替成都商报社提供快餐的妇女是我的忠实读者。     

在《南方周末》，我做过关于拐卖妇女的调查报道，这类报道的传统模式都是男性解救—女性被解救，而我直觉地认识到应该重视妇女的感受和选择，被拐卖是一种伤害，被解救可能又是一次伤害。     

2004年我从美国回来，在《外滩画报》工作。那年出现饶颖与赵忠祥的纠葛事件，大部分媒体都是"看热闹"的，讽刺赵和饶的都不少。我就自己拟了一个题目："每个女人都姓饶"，并通过介绍找到了一位作者写出了这篇文章。看了之后，我的感觉是：哇，真好！就像我自己写的一样。      

当时我还不了解，虽然有些妇女权利报道也能得到男性的支持，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却并不是。后来我才知道女权主义的哪些方面是容易说的，哪些是被认为不重要的，哪些是会被排斥和抵制的。      

当时外滩画报社只有两位女编辑，在那里，以及后来在《南都周刊》，我都会考虑编辑部的性别比例，这首先是出于工作效果的考虑，如果编辑部只由男性主导，对报道的认识会有偏颇，会忽略一些报道类型，比如生活报道——这样想似乎也有些二元论。      

到南都周刊之后，我开始基于妇女权利去营造编辑部的工作环境。我会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告诉编辑记者们，办公室里不能出现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语言，不能用"婆婆妈妈"或"娘娘腔"这类词。我会告诉自己的领导，抱怨女员工要休产假是错的，而且会尽量替她们争取一点待遇。       

在我当时的工作环境中，女权主义可以作为一个公开的主张。有些编辑对女权主义不陌生，也知道我认同，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办公室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我们组织了一些女权主义的报道，一些女权主义者集中几次出现在《南都周刊》的话题里，这是我的作用。有一次编辑报选题说，有个女权主义者写了一个经常"骂男人"的博客，我当即说好！做人物报道。      

但这些报道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当时我对那个杂志整体上都没有信心，更没有野心去创造一个怎样的阵地，虽然想做点贡献。      

我没有那个权力，去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工作制度，也许当时有些编辑只是屈服于我的"淫威"。在我离开之后，有人抱怨说办公室里又重新出现了性别歧视的语言。      

性别报道是不符合主流媒体的市场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别报道，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我只是出于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场考量。    

性别报道既没有读者，又没有广告。按说它应该有女性消费品的广告市场，但这些广告恰恰都到那些歧视性的媒体上去了，因为女权主义也不符合消费主义，这是一个很难摆脱的圈套。      

对女权主义话题，大多数时评编辑不感兴趣。我得靠我积累的名声，和与他们的长期合作，塞些"私货"给他们。读者的反响也远没有其他题材大，有些人会这样给我留言："长平老师，你最近怎么总关心这些琐事？"     

什么是媒体的价值？我认为媒体就是：保证意见的自由市场——展示事实，揭示观点，在辩论中寻找真相，探求真理；监督公权力，体现民主政治；提供自我表达空间，特别是那些少数边缘人群的自我表达，即使这种表达不为大多数人了解和支持。      

大众媒体的话语权力已经太大，以至让它失去了反省意识。媒体霸权和媒体管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原因都是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狭义的政治体制和广义的男性体制。      

大众媒体需要批判。学校和职业教育中都缺乏性别意识，导致媒体经常犯一些错误。话语权力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了解一切，能调查清楚所有事情，能解决所有问题。迎合市场，被商业操控，还以为敬业。"媚俗"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单就它的本义来说，仍然可以用于批评媒体对政治、男性和市场这三种权力的谄媚。      

没有市场的时候，市场是反抗；有市场的时候，市场就成为权力。如果你已经很商业化，还觉得自己是在反抗，那就是矫情了，装不懂了。  

※前途      

人和社会、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关系都是那么不安。大自然中本来就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恐惧，社会还在制造更多恐惧。我愿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即使我们不能战胜它，也要去战斗。

  左图：2009年11月23日，长平在反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集体散步"活动中通过手机发布现场消息。后来他在专栏中详细记录了散步过程。      

我没有很好地筹划过自己的前途。当《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的时候，应该小心报道，争取当副主编、主编，但我没有。如果说当时年轻不懂事，后来又有了几次当副总编的机会，那我应该汲取教训，但还是没有。      

我也不在乎自己在这行业中的前途。我在乎的是：我想写的写出来了没有，很遗憾，很多时候都没有。      

客观地说，我的前途要看媒体的发展。也可能将来有一天我会完全没有地方发表文章，也有可能会变得有很多人争抢我的文章，这都不重要。所以女权主义没有兑换成我在这行业中的利益，也不重要。      

这个行业从来没给过我安全感。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但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注定没有安全感。我们的社会在给人安全感方面做得很差，人和社会、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关系都是那么不安。大自然中本来就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恐惧，社会还在制造更多恐惧，比如说"女人是魔鬼"，比如说男人和女人是无法沟通的不同物种，这都是不安全感的来源。      

人的生命有很多飘零的、脆弱的成分。安全感来自更开放的舆论，更开放的心灵，更多交流的可能。     

前一阵我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说"我愿意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有些人认为，要说出勇敢才能激励别人，这是对的，但不说出恐惧却是不尊重普通人的感受。不能真正面对恐惧，就不能真正寻到克服它的办法，只能在原地打转。这还容易导致自大和自欺——相信"我们都是不怕的，专制制度是胆小的"，用"愚民"这个词会有点严重，但可能导致愚民。而且这在自我鼓劲之余未免有些功利性，仿佛是因为我们能战胜它，所以我们才去战斗。——即使我们不能战胜它，我们也要去战斗。      

这也是女权主义令我欣赏的地方，她们主张把真实的生活经验叙述出来，无论那是好的还是坏的，而男性文化会主张只讲好的——"只做正面报道"。  

原文来自女声电子报第49期 订阅可致信 genderwatchina@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