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主义的孩子

Google readers上大家在share这样一篇文章，叫做《集权主义的孩子》。

我看了，也分享了，甚至还在share with notes里quote了作者对罗丽莎老师的解读。

但是，我并不是完全赞同作者的分析。

关于个人经验部分，对主观痛苦的描述，我是报以极大的同情的，也试图去努力理解作者彼时彼刻的经验。但是，以"集权主义的孩子"这样的题目来处理某一种主观经验，是足够恰当而严肃的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作者认为她在中学时代的遭遇，完全都是产生于集权主义本身的问题呢？又或者，集权主义在她的描述里，是不是也就等同于某一特殊历史、社会语境下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呢？我觉得其所指并不清晰。

我深深同情她在中学的遭遇——1) 唯理科学科竞赛为尊，压制学生对人文科学的兴趣；2) 压抑社会性别的发展，不认同男女之间的差异，也不认同相关的文化呈现(虽然作者没有直说，但《红楼梦》阅读的不被赞许，似乎包含了这种性压抑的因素。) 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候入学，属于哪个"时代"的中学生，但推测应该和我同届或稍早（她甚至还学习了实验心理学，怕是我也该勉强叫声师姐！）我很庆幸自己所在的中学，虽然也十分重理轻文，甚至因此而"理所应当"地重男轻女，但由于学校因为客观原因，有"民主、自由"的传统和"小p大"的戏称，所以对学生个体相对较为尊重，甚至不反对早恋，很大程度上为第二性征的发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在持续多年的、我个人对自己的中学教育的反思中，我也能清楚'而敏感地辨析出学校在规训学生方面的各种"奇技淫巧"，文化霸权。例如严重地重理轻文、中重男轻女；无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从众心理，造成学生对权威的崇拜和服从；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播的各种关于某某某父亲是XXX的rumors，在反复的传播、被印证/证伪中，客观强化了中学生对权力的服从和崇拜……的确，中小学学生完全不必是纯洁的，他们甚至可以做出很冷酷无情的事情。我也记得在初中时代，班上三五一群的女同学扎堆，对另外的女同学指指点点的场景。

但是，这些一定都和"集权主义"有关系么？都是因果关系么？都是正相关关系么？是通过同一种机制(作者说的"科举制"/meritocracy?)实现的吗？有没有例外？如何解释例外？这些尚未辨析的问题的存在，是我觉得在share后有必要写点儿什么的原因。直觉告诉我，在"控诉"我们的中学教育的同时，要对这种批判有所警惕。

一个一直困惑我的问题是，在很多美剧里，主人公都会把high school同学聚会说成世间噩梦，把自己的高中时代列为人生最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对此，我一直没有能做到"感同身受"。甚至有点儿相反，在回忆里，我的小学、中学生活，虽然也经常感到来自学业的压力，因身体的发育和社交的发展出于某一特定过程而自卑、焦虑、多愁善感，因为某些老师的"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而做恶梦(literally, 我现在压力大的时候还会梦到高中某科考试迟到，一道题都不会做，某位老师当场发飙的场景)，但回忆里，同学们之间的友情，总是最温暖的一部分。那里面有男同学们打闹间的欢乐(有时候觉得类似于很多哺乳动物幼年间的caress练习:P )，有女同学间互相传递抄满歌词的小纸条的浪漫，有男女同学之间懵懂的、笨拙的好感的表达，也有性少数同学在自我意识尚未建立时，对于同性的拒斥与爱慕夹杂……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contextualize到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机构里，无论城市、农村，发达、欠发达地区，难道一点普适性都没有吗？那么，如果把这些人，统称为"水煮的青蛙"，是否太过于苛刻？

作者在陈述中，罗列了早慧的她所钟情的文学作品，印象比较深的是《红楼梦》、《张爱玲》、《万象》，这些文化资本无疑在日后，当她进入北大精英文化圈子以后，成为了她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一种"途径"。对于很多没有资源而access到这些文化产品的人来说，他们经过层层筛选，步入文化精英层之后的痛楚，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想起来那天和阿童木和xixi在饭桌上聊究竟有多少人在p大因精神分裂或者罹患major depression而休学、退学、自杀。不多不少，我们三个人所在的三个program，都有这样的例证。而这几年脱离学校了，还是时不时有听说p大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很多，因为校方处理的方式方法，而变成隐性的。当然，p大并不一定有多少代表性，可能是某种极端例子；也当然，精神问题和制度结构问题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最近刚被人批评为动辄以权力、制度、结构看问题，忽略agency和practice....)，但我想说的就是，拥有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学生所经历的痛楚，仍然也是相对的。与那些不知挣扎的"水煮青蛙"（蒙昧不堪的隐喻？）的其counterparts相比，他们的命运，也许也还不是最"悲催"的。

至于说在作者说的"集权主义"学校里的孩子，不得不用积极参加各种运动会、表演、活动，来博得集体的认同——我也有相似的看法——在个人掌握的文化资本有限的情况下，这些非精英化的集体活动(这种运动会、文艺表演往往不要求学生有太多专业训练、素养)，反而是一种起点相对公平的、参与式的赋权。就像我前一段在贾樟柯的《工人访谈录》中看到的一段描述。贾樟柯问一个女工人生的peak experience是什么，一个三线工厂女工说，她在工人子弟学校的时候，被选拔业余练长跑，后来进场，几万人的职工运动会，她跑步得了第一名，听见全场为她加油欢呼——那便是她人生的巅峰。

在去集体化/去单位化的时代，一个人如果从小没学过钢琴、芭蕾、单簧管儿，也不是从小上七万块一年的英语幼儿园从而英语演讲比赛得第一名，也没有初三暑假就去国外参加夏令营、周游世界，也没有在各种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参加Intel科学工程大赛/，也没有因为从小看巴赫金、罗兰巴特、列奥.施特劳斯或者学习拉丁或希腊语而被"北约"、"华约"或甘阳搞的中山班录取，那么，在她此后漫长的一生中，她的巅峰经历，也只好是婚礼的浪漫了。

至少在那一天，所有她在乎的人都在场，为她祝福，为她的美丽喝彩。——正如作者也想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