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走出港汇广场，徐家汇的天色已经黑沉，天空飘着初春的冷雨，和十年前一样，让人瑟瑟发抖。

2001年1月，我一个人坐火车南下上海，参加传说中的"新概念"作文比赛。那年十七岁，第一次单独坐火车出远门。车是从老北京站出发，我想当然以为成西客站，还差点迟到了。

那时候，火车迟到还能退票吧。

那年，萌芽出版社规定参加复赛，只能报销硬座车票，卧铺只能付差价。

这一次是去南站。八个多小时的夜车，我知道自己吃不消坐着熬一夜了，且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买了软卧。

从出家门口到进入南站登车大厅，我看了手表，一共50分钟，其中在地铁4号线上的时间，北京大学东门---北京南站，是35分钟整。真的挺快的。

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火车站一样，修得和机场侯机大楼很像，比香港红磡车站"锃明刷亮"许多。一层是出发，二层是到达，地下直通地铁。由于新投入使用不久，商铺不多，人流较少，建筑物本身的存在感十分强烈。让人对它的"气派"无法忽视。

"和谐号"上面设备齐全，有一次性拖鞋，电源插头，充足的饮用、盥洗用热水，卫生间有和飞机一样的冲水设施、厕纸、镜子……每个铺位与枕头相隔的另一端，都有嵌在墙壁里的电视，可以带着耳机看歌颂高铁成就的专题片或者好莱坞枪战片……糟糕的是，我铺位上的电视坏了，关不上，必须在11点半熄灯以后，才能被强制关掉。于是好一阵子，我的电视都和车窗外的狂野灯火遥相呼应，一闪一闪亮晶晶。

只是不见了放行李的地方。上铺旁边没有放行李的空间，下铺床又很低，于是大一点的行李相就没有办法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只得立在下铺两床之间。隔壁几个卡厢住的是Kent State University的一干学生和老师，他们是国际旅行吧，带的箱子大而沉，只得放在火车过道上。好在动车里少了普快上那些推着食品车叫卖的乘务员，否则箱子们要挪移上多少个回合！

这就是整个高铁的缩影了吧，"高端"、"豪华"、"比飞机还像那么回事儿"，然而，未必实用。比如我就在想，一晚上北京南开上海虹桥的动车有四、五趟，每隔十分钟发一班；然而既然都是火车上睡一觉就到，为何不多开设些特快硬卧，这样价格便宜至少一半，效果是一样的。现在，花大价钱给火车装上电视、充电插座、豪华热水炉（说不定以后能洗澡？），并强制不提供"硬卧"，结果就是，我连一张特快硬卧票都买不到。花比飞机票还高的价钱坐动车，合着我就是图一个低碳啊。。

其实是想感慨十年间，几次去上海的心境变迁。写着写着写跑题了。

其实我一共去过五次上海。

90年在豫园里拿小笼包喂鱼；93年在长宁区的一个幼儿园里第一次见到美洲大蠊（即硕大会飞的蟑螂。。）；01年在南洋模范中学旁的小旅馆见到郭敬明；10年深秋，在陕西南路的季风书园里等小刘……

每次都是步履匆匆，而这一次还有些一意孤行的执拗。从人民广场一路辗转到江湾镇，在城铁里向外看嶙峋的高楼和错综复杂的高架桥、街道，我觉得这是一场异域的旅行。上海财经大学的武川校区门口，见到了HX师兄。上财的前身是上海商学院，正是Writing Sample里写到的那一间。所以有时候不得不感慨命运像一对大手，在人生的浮云里自顾自玩儿着翻绳儿的游戏，翻着翻着，翻出个花样来，两个不相关的端点，就被自然地连接在了一起，从此不离分。又或者哗的一声，绳子从指间退了出来，美丽图案全都一笔勾销，一切都好像不曾存在过。恋爱中的HX师兄心情不错，请我吃饭，点了好多好多样，我努力吃，怎么吃也吃不完。想起来在海德园那两年，和HX师兄同住一个house，我们的伙食经常就兜兜转转在西红柿、土豆、青椒和老干妈之间，就觉得一切竟像一场梦。

场景又一次闪回到那天晚上的徐家汇。我有点儿分不清是01年还是11年，那样潮湿的空气和绵绵的雨，地面滑而暗，布满缤纷世界的梦幻泡影。少年时代对世界的认知，完全来自通俗读物的描述，我不可避免地通过安妮宝贝来熟悉"上海"。衡山路的酒吧，淮海路上巴黎春天百货，或者人民广场上，人民如潮涌。记得初中写过一个小小说的片段，是说一对少年情侣，三十多岁再次相遇，就是在上海。走在程小青笔下的安静的小街的法桐下，男猪脚送女猪脚走出家门，去往街口打车，天空恰好有雨萧瑟而至，于是男猪回屋取伞，与女猪合撑一把慢慢踱步，说起些不痛不痒的话题，隔着十几年的岁月。忽然，女猪就悄悄把左手放在男猪大衣右边的口袋里，暖手，像少年时一样。

啊，我竟然还记得这么真切。这些我一辈子也不愿意给人看的、让我脸上发烧的文字。

我也不知道为啥把有法桐的故事放在想象里的上海。上海对我来说，是和缅甸、越南、纽约差不多的，都是异邦。他也好像从来都是因为消费而被描述和记忆的。我在淮海路上吃面，在人民广场买带回北京的点心，在成都北路高架桥旁小区的便利店看见"食盐售罄"的通知，在季风书园见到初中同桌，在海湾酒店与雾霭中的黄浦江对愁眠，在徐家汇的肯德基和十七岁的msherb长谈人生，在来福士的港丽与大学一年级室友聊天，在外滩附近的酒吧抽着Light万宝路喝了好几杯烈酒……

其实比起这些地方，我更想好好看看走那些无意间撞到的丰子恺故居、刘海粟美术馆。遥想十七岁的时候，不会花钱的岁月。淫雨霏霏中，我短袖T恤裹着鸭绒棉袄，一个人独闯了淮海西路上的宋庆龄故居，虹口的鲁迅墓，交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记得在上博累坏了，霸占了苏轼《祭黄几道文》旁边的三人长椅，倒头呼呼大睡，欲罢不能。

集权主义的孩子

Google readers上大家在share这样一篇文章，叫做《集权主义的孩子》。

我看了，也分享了，甚至还在share with notes里quote了作者对罗丽莎老师的解读。

但是，我并不是完全赞同作者的分析。

关于个人经验部分，对主观痛苦的描述，我是报以极大的同情的，也试图去努力理解作者彼时彼刻的经验。但是，以"集权主义的孩子"这样的题目来处理某一种主观经验，是足够恰当而严肃的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作者认为她在中学时代的遭遇，完全都是产生于集权主义本身的问题呢？又或者，集权主义在她的描述里，是不是也就等同于某一特殊历史、社会语境下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呢？我觉得其所指并不清晰。

我深深同情她在中学的遭遇——1) 唯理科学科竞赛为尊，压制学生对人文科学的兴趣；2) 压抑社会性别的发展，不认同男女之间的差异，也不认同相关的文化呈现(虽然作者没有直说，但《红楼梦》阅读的不被赞许，似乎包含了这种性压抑的因素。) 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候入学，属于哪个"时代"的中学生，但推测应该和我同届或稍早（她甚至还学习了实验心理学，怕是我也该勉强叫声师姐！）我很庆幸自己所在的中学，虽然也十分重理轻文，甚至因此而"理所应当"地重男轻女，但由于学校因为客观原因，有"民主、自由"的传统和"小p大"的戏称，所以对学生个体相对较为尊重，甚至不反对早恋，很大程度上为第二性征的发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在持续多年的、我个人对自己的中学教育的反思中，我也能清楚'而敏感地辨析出学校在规训学生方面的各种"奇技淫巧"，文化霸权。例如严重地重理轻文、中重男轻女；无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从众心理，造成学生对权威的崇拜和服从；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播的各种关于某某某父亲是XXX的rumors，在反复的传播、被印证/证伪中，客观强化了中学生对权力的服从和崇拜……的确，中小学学生完全不必是纯洁的，他们甚至可以做出很冷酷无情的事情。我也记得在初中时代，班上三五一群的女同学扎堆，对另外的女同学指指点点的场景。

但是，这些一定都和"集权主义"有关系么？都是因果关系么？都是正相关关系么？是通过同一种机制(作者说的"科举制"/meritocracy?)实现的吗？有没有例外？如何解释例外？这些尚未辨析的问题的存在，是我觉得在share后有必要写点儿什么的原因。直觉告诉我，在"控诉"我们的中学教育的同时，要对这种批判有所警惕。

一个一直困惑我的问题是，在很多美剧里，主人公都会把high school同学聚会说成世间噩梦，把自己的高中时代列为人生最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对此，我一直没有能做到"感同身受"。甚至有点儿相反，在回忆里，我的小学、中学生活，虽然也经常感到来自学业的压力，因身体的发育和社交的发展出于某一特定过程而自卑、焦虑、多愁善感，因为某些老师的"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而做恶梦(literally, 我现在压力大的时候还会梦到高中某科考试迟到，一道题都不会做，某位老师当场发飙的场景)，但回忆里，同学们之间的友情，总是最温暖的一部分。那里面有男同学们打闹间的欢乐(有时候觉得类似于很多哺乳动物幼年间的caress练习:P )，有女同学间互相传递抄满歌词的小纸条的浪漫，有男女同学之间懵懂的、笨拙的好感的表达，也有性少数同学在自我意识尚未建立时，对于同性的拒斥与爱慕夹杂……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contextualize到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机构里，无论城市、农村，发达、欠发达地区，难道一点普适性都没有吗？那么，如果把这些人，统称为"水煮的青蛙"，是否太过于苛刻？

作者在陈述中，罗列了早慧的她所钟情的文学作品，印象比较深的是《红楼梦》、《张爱玲》、《万象》，这些文化资本无疑在日后，当她进入北大精英文化圈子以后，成为了她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一种"途径"。对于很多没有资源而access到这些文化产品的人来说，他们经过层层筛选，步入文化精英层之后的痛楚，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想起来那天和阿童木和xixi在饭桌上聊究竟有多少人在p大因精神分裂或者罹患major depression而休学、退学、自杀。不多不少，我们三个人所在的三个program，都有这样的例证。而这几年脱离学校了，还是时不时有听说p大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很多，因为校方处理的方式方法，而变成隐性的。当然，p大并不一定有多少代表性，可能是某种极端例子；也当然，精神问题和制度结构问题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最近刚被人批评为动辄以权力、制度、结构看问题，忽略agency和practice....)，但我想说的就是，拥有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学生所经历的痛楚，仍然也是相对的。与那些不知挣扎的"水煮青蛙"（蒙昧不堪的隐喻？）的其counterparts相比，他们的命运，也许也还不是最"悲催"的。

至于说在作者说的"集权主义"学校里的孩子，不得不用积极参加各种运动会、表演、活动，来博得集体的认同——我也有相似的看法——在个人掌握的文化资本有限的情况下，这些非精英化的集体活动(这种运动会、文艺表演往往不要求学生有太多专业训练、素养)，反而是一种起点相对公平的、参与式的赋权。就像我前一段在贾樟柯的《工人访谈录》中看到的一段描述。贾樟柯问一个女工人生的peak experience是什么，一个三线工厂女工说，她在工人子弟学校的时候，被选拔业余练长跑，后来进场，几万人的职工运动会，她跑步得了第一名，听见全场为她加油欢呼——那便是她人生的巅峰。

在去集体化/去单位化的时代，一个人如果从小没学过钢琴、芭蕾、单簧管儿，也不是从小上七万块一年的英语幼儿园从而英语演讲比赛得第一名，也没有初三暑假就去国外参加夏令营、周游世界，也没有在各种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参加Intel科学工程大赛/，也没有因为从小看巴赫金、罗兰巴特、列奥.施特劳斯或者学习拉丁或希腊语而被"北约"、"华约"或甘阳搞的中山班录取，那么，在她此后漫长的一生中，她的巅峰经历，也只好是婚礼的浪漫了。

至少在那一天，所有她在乎的人都在场，为她祝福，为她的美丽喝彩。——正如作者也想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