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道是寻常

自从会讲广东话以后，我就再也无法接受国语配音的港产片——国语那过于正式的语法，把广东话里的生猛和粗粝全给剔除了，那对于一部以市井生活为主题的喜剧片来讲，是绝对的灾难。 
　　 
　　可是我不幸在新浪高清里打开了《月满轩尼诗》的配音版，本想关闭窗口，落得耳根清静，却被开头的一景一物深深地吸引进去——一口气，我看完了片子，还想再看一遍。 
　　 
　　港产片不计武侠黑帮搞笑，单说写现实生活的，我最爱有三部：《天水围的日与夜》，《男人四十》，《甜蜜蜜》。后两部都是岸西编剧。说实话，要是《轩尼诗》不由岸西本人来导，或许更耐看一些。 
　　 
　　和很多人一样，我喜欢这部戏的街景、生活描写多过它的主要情节。我喜欢鲍起静他们那些阿婶阿伯的表现，多过男女主角的一点点装嫩。 
　　 
　　但我还是先来表扬一下这段爱情吧。在你没心思的时间，出现个对你没心思的人。他和你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大龄未婚，哦，不，还有，都喜欢看侦探小说。 
　　 
　　爱书的大龄男女在茶餐厅里倾晐，倾着倾着，倾出了娇憨一笑，倾出了蛀牙，倾来了缘分。这是一个当你住在香港的时候，根本不能想象的故事——香港书贵，买得起的人不多，问题是喜欢看的更少。大龄男女？有几大龄遮？这回张学友演的角色四十岁还单身。但真实生活怕是《男人四十》讲得更贴切——四十岁早已经是两个孩子的老爸，中学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家里有个黄脸婆烧饭洗衫，外面有个若有若无的红颜知己，想发生些什么，还要掂量下如此弹丸之地，哪里行街、睇戏不会比人撞破。 
　　 
　　然而若是抽离出那个生活，这样的故事，便在回忆与想象里悄然发生了。 
　　 
　　他发生得那样合理，那样自然，那样鼓舞人心——总有一个人，在茶餐厅等你，就在那里等你。他看过所有你看过的书，他喜欢看你大大咧咧的笑，更懂得如何逗你笑，他甚至连你的蛀牙都敢拿来取笑，他出身不富不贵，不贫不贱，没有啥野心，于是也不需要面具。最重要的，他遇见旧爱，却不想再回头。 
　　 
　　这样的男人出现在生命的任何时候，都只是寻常。可若是他偏偏出现在该嫁的年龄、分手后的日子、自家铺头的对过、一场恼人的雨后……那么，他的格子衬衫也变得干净好看起来——他其实是个心地纯良，性格温暖的可爱大男孩呀——你惊讶地问自己，从前怎么没发现。 
　　 
　　年少气盛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遇到了今生最美的风景。可年少就是自视太高，梦想太大，心太远。于是美景就从身边划过，再回首，它在记忆里，永远地定格。 
　　 
　　一直都跟自己说，我是北京的孩子，香港的过客。 
　　 
　　是过客的我在香港度过了自己的十九岁到二十三岁。人生有多少个十九岁到二十三岁呢？答案是只有一个。 
　　 
　　在那些年里，我经常坐巴士从半山到金钟，再从金钟到铜锣湾SOGO，只为了在不习惯的南国风味里，寻一碗像家乡一样火辣辣的米线，买几条连衣裙你，掩饰自己的不安分。这其中，便要来来回回经过轩尼诗道很多次。 
　　 
　　三联书店，修顿球场，电器行，运动品牌打折店，百佳酒店，发廊，明炉烧味，凉茶铺，叮叮轨道，啊，当然还有奶茶咖啡鸳鸯蛋挞冻柠茶一应俱全的港式餐厅……最后一次路过轩尼诗道，大概是三年前，从中旅买火车票出来返程的巴士站。 
　　 
　　六月下午的阳光刺眼，大榕树长长的气生根垂下来，枝叶葱茏，马路上车来车往，滴滴嘟嘟响声阵阵。我想到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小小的岛，居然有一种难察觉的喜悦。 
　　 
　　记忆里香港最后的样子，便就是那倾盆而下的六月阳光、浓荫、潮湿和喧哗。我以为我便这样一去不回头，就像张可颐扮演的阿来初恋女友敏如。她当年离开阿来，嫁给有钱佬，便是这样的心情吧。 
　　 
　　我对香港曾有很多偏见，怕是也都浓缩在了外人所看到的男主人公阿来的身上：小康家庭，失怙早，受老妈和姨娘骄纵多年；不起床，不缺钱，不比心机；没出息，没勇气，没心没肺。 
　　 
　　谁能想得到，我离开香港越久，就越是念起他的好。 
　　 
　　世界上还有哪个大都市可以把豪宅、渔村，炮台、湿地，海滩、水库，码头、机场，渔港、广场，写字楼、迪士尼，关帝庙和基督堂——统统在一个半小时的巴士车程里码放得这么均匀呢？世界上还有哪个城市的夜晚，可以隔一条海湾，看见灿若星辰的楼宇灯光迷离，听着嘟嘟的汽笛声入眠呢？世界上还有那个地方，可以在山顶看见满天烟火如云霞般升腾又坠入海洋呢？ 
　　 
　　没有见过夜晚的维多利亚港的人，无法明白我的感叹。 
　　 
　　当时只道是寻常。 
　　 
　　多年以后，当敏如开始想念阿来的时候，我开始想念香港。—— 事实上，用不了多少年。 
　　 
　　这是一部让人高兴的片子。它再次让我相信，即便不爱说话，只埋头读小说，也可以找到真正值得爱的人。而香港，回头望，原来你早就是我的情人。

我留不住那些美景 我变不成那些美女

清华游泳馆离家太远了，以至于本来因为见到了跳水队实地训练而开心不已的我，一个人闷着走太长路，便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比如我想起来陈绮贞的歌，忽然觉得把歌词改成标题那样更适合我。我看过许多美景，我看过许多美女，可我却留不住那些美景，变不成那些美女。

这么多年，我还是原来的自己。

我执？

可是我在生活的步步相逼里，也不得不变得更靠谱才行。

回想这近一年，生活逼我不能再像个小孩儿。即使再不舍，也只能前进，挪一步也是挪，回头是万丈悬崖。

学着慢慢地把一个空洞的计划详细到一个月、一周、一天、甚至一个小时。

学着在没有任何外界驱动的情况下，给自己安排锻炼身体、放松心情的环节，只为了对自己好一点。

学着敢于计划几个月以后的事情，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总觉得任何未来都是遥不可及，任何完成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学着在心虚的时候说肯定的句子，让自己踏实下来。

学着在任何时候，说简洁的句子，让自己更有力。

学着拒绝并不讨厌的人。

学着接受。

学着反思但不懊恼，权衡但不迷茫。

学着用建设性的思路想问题。

学着抓住主要矛盾。

学着去承认自己可以影响别人。

学着去相信自己可以改变自己。

学着不抗拒责任。

学着让自己闲下来，逛逛所谓歧路花园。

学着不怕寂寞，谁让我更爱自由。

PS: 当我把MSN名字改成"一定要靠谱"的时候，我想，真的是要改变了。

Follow-up

恩，接上一篇post.

事后分析了一下自己，1. 为什么对这件事反应这么大？2.为什么一定要编个身分进去？

对于第一个问题：必须承认，当学生，尤其当名校学生，其实是一种特权。无论在哪个社会，officially affiliated to a prestigious institution，都是有很多相应的虚的实的好处的。而我，就是在这种优越感里长大的，直到去年——你从名校滚出来了，哪儿也不属于了——我的被识破、被拒之门外，其实印证了困扰我的某种恐惧：我不再有特权了，不再能找到优越感了。其实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但是很少有人能看清楚，在沉浸其中的时候。

第二个问题更严重了。习惯性撒谎？前段南方周末上有篇文章讨论，为什么中国人爱撒谎？主要意思是说这是一个撒谎的社会成本很低的社会。另外，具体到我个人，好像其实也是在一种恐惧中长大：凡是来自权威（保安在这里，从power relation的角度说，当然是权威）的质问，都本能地给与一个和内心真实想法不一致的答案——这是一种常年"训练"所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于是，即便是今天这样的小事，明明可以说真话，但还是本能地撒了谎，好像潜意识里说：编个理由应该更保险吧，何况也不损失什么。至于为何跃然脑海的是法学院，就只有天晓得了。难道跟上午去了趟北大法学院新楼有关？？？

人在囧途

毫无疑问，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二囧的一天。

晚饭毕，与父母散步至清华主楼一带。内急，入某楼，被一带黑框眼镜、穿西装打领带的门卫拦截。

"您好，请问找谁？"

"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学院的。只是想进去用一下洗手间。" （心说不妙，果然有门卫，还是升级版的。）

"不好意思，请您出示证件登记。"

"我就是本校学生，出来跑步，没带证件。" （光速编一个理由。）

"学生？"

"是啊。" （恩，尽量理直气壮一些。）

"哪个系的？"

"法律系的。" （光速想到法律系，对答如流。霍霍，admire一下自己的反应速度。）

"法律系的？恩？%^&%#$#$^"

——西装门卫忽然表情暧昧，似笑非笑，似怒非怒。

登时明白了—— 我进的正是法学院。。。

唉，有道是：世间科系千千万，千万别进法学院。

转载：贾樟柯：我的边城，我的国

有人说他主流了，有人说他堕落了。有人说他语言表达太sophisticated，已经没有一个平视角的记录着应有的粗砺。而无论如何，我还是热爱他的作品和他的语言，因为它们的存在，至少填补了那些千疮百孔的一个角落，一个很重要的角落。

贾樟柯：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上电影学院时已经23岁了，同级的大部分同学都高中刚毕业，他们和我相差五岁。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了，23岁的人在我的家乡早就结婚了，或许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像我这般年纪的朋友都喜欢留胡子，为的是一家三口，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只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象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五万字，一百五十多场，粗算一下需要三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象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户眺望远处，远处北影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之时，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舍里更加空荡，有人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柯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14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回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写剧本也一样，就见桌上的稿纸展开撕掉，再展开再撕掉，终于写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这片名的笔法学自文革时候的《人民日报》文章，文革时揪出"反动派"要抓住他的人脉，而这变革时代，变革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名虽好，但长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语划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在长话室里等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五百，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挂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的还算顺利，于是两千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一下巴金《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三个导演，给钱我们用DV拍三十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落空。在大同常见孤独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咫尺相邻，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回北京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少年心：英雄莫问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现实。 

　　这"故乡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东画报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乡三部曲"的剧本和相关评论，在此谢过。还要感谢好友简宁。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

下一站：箭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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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慕田峪回来被长城迷住了。下面这张照片是站在慕田峪往西拍的，左上方有一些锯齿状山峰，那就是著名的箭扣长城的“天梯”和“鹰飞倒仰”。在慕田峪的时候土了，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只是觉得“美人如花隔云端”——心里痒痒得很。回来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箭扣，那么近！如果从慕田峪爬，途中可以经过著名的牛犄角边儿，最后去到北京结——连通九眼楼长城和黄花城长城。看了一下攻略，大概需要两天比较从容。走北边从西栅子村5队上去，或者南线从卧佛山庄走。在将军台露宿，第二天走去慕田峪，下山。恩，计划好了，等待执行。下一步就是征人了——一个人野外还是不行啊。

以下是从别人博客偷来的示意图：这位大哥，对不住了>__<

右上方比较朦胧的就是鹰飞倒仰，在慕田峪的时候看不清，同事还说那个山尖儿不可能有长城——其实有！真难想象当年是怎么把长城修上去的！据说是徐达修的。

近距离看鹰飞倒仰：

下去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