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不再理直气壮地年轻

美国两年，似乎时光是静止的。我现在住的小楼窗外，有几株大树，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小鸟就开始啁喳不停，松鼠也苏醒了，在树枝、屋檐、和窗台间跳来跳去，吃早餐，洗脸、臭美。坐在屋里看书，视野可以延展到门前的“大学道”。一天里的大多数时间，这条单行道车辆稀疏，没有什么鸣笛。行人在午后脚步轻悄地走过，仿佛是怕打扰我的邻居，那个研究斐济岛的老爷爷，马歇尔.萨林斯。

住在这里，我每天遵从着一样的生活节律，吃样式无差的饭菜，去同一个咖啡店买咖啡，读天天准时来的纽约时报，收到朋友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明信片，隔几周承担一次小楼的固定值日。寒来暑往，我好像一个农耕社会的收租婆，守着自己的小天地，拥有一些小财产，生活一无进展，却也没有任何流失。

然而近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让我猛然意识到，原来时间永是流逝，误会了的，是我一个人而已。偶尔伏案久了，肩肘会有酸疼；看电脑多了，眼睛感到涩。试图像本科那样熬夜，明白这无异于慢性自杀。认识了越来越多生于八十年代后几年和九十年代初的朋友，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仍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但却不再理直气壮地年轻。

2005年的8月3号，我在东京成田机场的候机大厅里，开着电脑，听一个香港认识的朋友推荐给我的一首歌。那是赵传的《成全》。那时候，为赵传极有爆发力的声音倾倒。现在忽然想起那样的歌词，似乎也比以往，更加懂得那位朋友。

歌中，赵传唱道：

理直气壮的年代，我们很相爱。
青春年少早不在，我们很精彩。

这些天来，个人的过往和集体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即使我想屏蔽那种发生在自己身上老去的严酷，却无法不正视公共空间中，对于过去二十年的反思和纪念。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某个汴大教员的博客上，关于二十五楼即将拆除的消息。我把他亲自拍摄的二十五楼的照片逐一下载到电脑里，默默浏览。生平第一次，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再不是课本里抽象的数字和课本外的种种“不可言说”。历史，是光阴在我个人身上的照射和反射。

二十五楼是汴大正南门内右手边的第一栋筒子楼。八十年代末，它是文科博士生宿舍。当时学校的安排是两个学生一间十平米的小屋。父亲的室友家在北京，从不来住，于是这小屋，成了我童年多次来北京探亲的临时小家。


六七岁时候的记忆，仅是由不连贯的片断组成。当我调动身体的所有器官去回忆那些模糊的年月，我仿佛看到光线昏暗的楼道，以及朝西的窗子在夏天午后有白花花的光；我仿佛闻见走廊里一种只有学生筒子楼才有的霉褥气味，以及父亲房间里“爸爸的味道”。我好像听见谁在进楼门的过道里唱歌、大声打招呼，或者楼外面树上没完没了的“知了——知了——”。

记忆中的一切，在后来的回忆里，渐渐被重新剪辑、加工、删节，穿成串，最后成为一个前后连贯的文本。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最早是什么时候来过二十五楼，也不记得最后一次住是在哪一年，但我只要一闭上眼，就能看见一个瘦高个、卷发、蛤蟆镜的叔叔，把一条白色的纸带绑在额头，上书三个字：“傻博士”。接着，他和几百个有说有笑的青年一起，跨上破烂的二八自行车，浩浩荡荡地骑出南门，往东行去了。


多年以后，我才能够把头脑中这个清晰有趣的镜头，镶嵌到动辄以十年、百年为单位的宏大历史叙事里面去。然而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镜头，如此执着地印留了下来。现在看来，它并不激烈、也没有什么特别，甚至很不起眼。

对于个人来说，衡量一件事情在他生命里发生的是不是足够早，可以看他对于那件事的陌生程度。很多事情，我虽然还能想得起来，可恍惚间，好像也无法证明他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那，会不会只是我午睡醒来，记住的梦境呢？

幸好，还有很多旁证、佐证存在，使我大抵相信，支离破碎的记忆，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我觉得这种对于过去的确定感，十分珍贵。长久以来，我总觉得，这个社会对于记忆的处理过于单一，过于依赖话语、演绎、和理论。话语剖析到了极致，我只觉得一切都是虚假。唯独私人的过往，埋在心里，刻在骨头里，长在皮肤里，随时随刻，嗅得到，触得着。即使一切沉冤昭雪，一切正义伸张，痛还在，芒刺还在，甜美也还在。跟随人一辈子。

原来，身体，也是有记忆的。

我常想，或许对于群体来说，纲领比物质长寿。可是对于一个人，肉身，恐怕比语言倔强。

也是最近，我忽然发觉十年、二十年，比我想象的要快。一个人能有几个最好的十年、二十年？其实就像一列不知道目的地的火车，加速前进，经过的越来越快，错过的，越来越多。原来我们，只有一次二十岁，一场年轻，一个初恋爱人。

我将怎样面对不能逆转的老去？我将怎样面对终将遗忘的记忆，包括那个存在了这么多年依然清晰地梦幻镜头？我和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看似不着边际，可有时候它们却左右了日常生活的每一次选择。

因为上述种种，我要把二十五楼的样子好好看一看。它属于我，但不光光属于我，它是一段重要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