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February 9, 2011
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邓拓
Tuesday, February 8, 2011
记录
Saturday, February 5, 2011
可不可以不勇敢
海南闭关半月生活结束,回到北京那天正是除夕夜。飞机降落时,从舷窗向下俯瞰,半城烟火一城灯,无边无际的光亮。有点儿小激动,给几位友人发短信,说此景象,竟有"盛世帝都"的气象。有个叔叔的回复是:哈哈,开罗也曾有盛世帝都象。
这种想法挺可怕的,不是吗?我现在来自我反思这种想法,几乎是以道歉的口吻,也挺可怕,不是吗?
追寻每一种想法的政治正确,并在循环往复的言说、被批判、自我批判、修正、再次言说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这个过程,我是另一种霸权的殉难者。
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感到快乐和爱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很难说。
二
海南的生活很平淡。每天从不上闹钟的自然醒中开始。妈妈去农场买了新鲜油麦菜回来,爸爸在挖野草烧草木灰,邻居家一岁的娃不会说话,他趴在我肩上,玩儿一会儿我的围巾,再指着对他来说高到天边的木瓜树,恰有一枚肥硕的木瓜熟了,好像马上咕咚掉下来。
有时候三口人会去走山。在野竹林里削出三条竹杖,不需芒鞋,便沿着水泥汽车路上山。途径一大片青色的荔枝林,一个生态农庄,几个自然村落,还有60年便建好的生产队宿舍。村头有小块的梯田,种的是水稻,已经在犁地,用的是电动犁。男人在地头拉着,光脚,卷起裤管,腿就浸在水里。女人穿着胶鞋。快插秧了吧。
来往农民都骑摩托车,打赤足。听说在摩托车史前时代,他们都是溜着自行车进城,推着自行车回家。我对农耕知识一无所知,想到这条路宜骑行,反而来了劲头。摩登时代的休闲,完全与生产剥离,附着在消费上,毫无独立的可能。走上七公里,来到某国营农场的一个分生产队。水泥路消失的地方,山势骤然变陡,成片的橡胶林在冬天显出暗红色的慵懒,黑色螺旋形接段卡在树身的伤口上,等着午夜割胶的工人来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刑讯"。
大榕树、槟榔林、胡椒园,叶阔如屏风的滴水观音。在盘山小道拐弯处,一个眼大如铜铃的家伙,摒息盯着我——啊呀,谁人搅了我的天伦之乐,害我不得与老婆孩子一起专心吃草!
三
又有时,我们会沿着进城的公路暴走。
不远处,能看见起伏山丘,热带森林葱茏碧绿。那绿太深太浓,以至有些发乌,像是乌龙茶的颜色,漫山遍野。沿途有边防部队。营房是矮墩墩的白墙红顶,半山坡上一大片连着一大片,背对一条山谷,谷中有河水流过。由于植被过于茂盛,晴朗的日子,山头也会罩着一片湿润的云,像个浅灰色的贝雷帽,柔软熨帖地伏在碧绿的额头。高处,悬着更多大朵的白云,衬着透亮的蓝天,那种透亮,好像一眼能看见宇宙的最深处。营房四周是连里的菜地,包菜、油菜、黄瓜、番茄,这地方四季并不鲜明,气候湿润温暖,种什么活什么。楼与楼之间种了很多槟榔树,密集成排的地方,从中穿过一条黑黝黝的柏油路,看着也是那么地清新幽远。下午的阳光总是毫不吝啬地挥洒在营地的操场上,训练的新兵们背着阳光的和树影编织在一起的筐子,风声呼呼。白花花的腿就这样跑成了褐色,结实得像树上的芭蕉花。
四
当人无聊时,她停止与别人对话,也不理会自己的内心。她成了一种软体的动物,慢慢爬出坚硬的壳,触角慢慢张开来。开始时,小心翼翼,后来越发放肆。
欲望也张开来。却因为没有客体,而呈弥散的形态。附着在某一瞬时的情绪,一阵浓郁的气味,一声清脆的鸣叫,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孔,一种廉价食品,一串未知号码。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的网络时代,当一个人脱离网络,世间万物都成了她的链接,随便触碰,都引向一段遥远未知的心路旅程。你一不小心回到许多许多年前的某一个时刻,那时你早已弃用的blog,暧昧的tile,古怪的ID,是某个人此生,对你最后的了解。
在远离网络的日子,我别无选择,只好亲近纸质的文字。
居然有《收获》这样的杂志,那就看小说吧。看长篇,因为长篇平时已经来不及读了。
不忍卒读的开头,文笔算不上一流,格局也未见的高,甚至明显流于自恋。原来,半自传的东西,写起来如此危险,很容易让人看到一个不知羞耻的自己。读到最后,被感动了。原来感动这么廉价么?只因为说中自己。小说跟算命没俩样,越是具有普适性,越容易得到认可。
五
三亚的街头,都是外省的车。京、津、黑、晋、粤。除夕这天,商务车们终于穿过过路费总计8000余的各种告诉,汇齐于此地。一会儿,车流会把人分发到三亚湾、亚龙湾、石梅湾,等等。他们中,有些可能是奔葛优在非诚勿扰II里给舒淇租的林间海景木屋去的。
此时此刻,在凤凰机场上空,一架空客340正向北京飞去。机上的杂志厚达百页,前十页都是地产广告。葛优的房子好像叫公主郡,前两期全部售罄,就在石梅湾。杂志的后十页,是刚升级为五星航空的海航在讲非诚勿扰II是如何植入海航广告的。
机上的座椅屏幕,强制播放海航升级五星的庆典画面。芮成钢手里拿着一份很长的串词,从头念到尾,他显然没有准备就来代表亚洲了。是的,代表亚洲——全世界目前有七家五星航空公司,新加坡、国泰、卡塔尔、马来西亚、韩亚、翠鸟、海航——全部来自亚洲。
杂志的中间部分,是讲述中国的富二代们是如何争气的"励志"故事,一个个80后小老板闪亮登场,似乎想改变仇富的穷人们,对富人道德化的指着。与之相呼应的,是关于小清晰王石如何爱苹果产品、大炮任志强如何敢言、以及攀十亿的围脖故事。当经济舱的乘客被邀请阅读这些"励志故事",被推销他们未必消费得起的无敌海景豪宅的时候,据说,头等舱的乘客在阅读养生教程,思考如何延年益寿的重大问题。他们将被邀请参加一个养生大会,届时,会有神秘嘉宾出席。
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
六
浮云散,明月照人还。这个被用滥的词背后,其实寄托了小民苍生的美好愿望。当红移膨胀着的宇宙将我们无情地孕育其中,总有人还是固执地想睡在一掌荷叶下,听曲港跳鱼,圆荷泻露,醉眠,醉眠。
寂寞无人见。
是不见人。
Sunday, January 9, 2011
微笑的面孔隐藏了一层未知的暴风雨
词/曲:罗大佑
无聊的日子总是会写点无聊的歌曲
无聊的天气总是会下起一点毛毛雨
笼中的青鸟天天在唱著悲伤的歌曲
谁说她不懂神秘的爱情善变的道理
一阵一阵的飘来是秋天恼人的雨
西风将也追来像是个老规矩
给我一个不变的爱情不朽的温情
这样的事情我到底想不想
丢一个铜板 轻轻地盖著 猜猜她爱我不爱
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荒谬的世界总也会有点荒谬的乐趣
荒谬的天气总也会下点小小的及时雨
天空中一群群飞来的雁儿成群又飞过去
神秘的翅膀展开了像是梦幻的气息
一阵一阵的飘来是秋天恼人的雨
如此潇洒的幻想会不会来不及
砍去我那万能的双手给我一对翅膀
这样的事情我到底敢不敢
摊开我双手问问我自己 到底是怎麽回事
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陌生的人们会向你说点甜言蜜语
微笑的面孔隐藏了一层未知的暴风雨
墙上的镜子讥笑我如此幼稚的心理
熟悉的面孔掩盖著最难了解的你自己
一阵一阵的飘来是秋天恼人的雨
刷掉多少我青春时期抱紧的真理
如果没有缤纷的色彩只有一片黑白
这样的事情他应该不应该
拿一枝铅笔画一个真理 那是什麽样的字
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Thursday, December 30, 201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哪,你们过得好不好
Friday, December 24, 2010
转载马世芳写的罗大佑
南周的文章,转自网易。http://focus.news.163.com/10/1024/11/6JONCSDB00011SM9_7.html
杂色的文艺:从"亚细亚的孤儿"说起
东洋风、西洋风、大陆风、本土风,杂糅混血;二十年,一首歌,两句词,多少曲折。要理解台岛文艺之上的创造,我们从罗大佑的那支歌开始吧。
文_马世芳
从甲午战争算起,百余年来,台湾不断接受外来文化与新移民的刺激,也渐渐习惯了"混血"式的文化形态。近当代的台湾庶民文化,其实是日治五十年遗留的"东洋风"、战后驻台美军带来的"西洋风"、新移民带来的"大陆风"与"香港风"以及民间自为的"本土风",杂糅一处,混成独特的文化风景。
台湾曾经戒严近四十年(1949-1987),不过相比政治体制的压抑,针对文化内容的管制还是相对宽松一些,舶来文化商品繁多,各方影响之下,电影、电视、唱片、读物等皆受熏染。上世纪七十年代"寻根"风起,青年一代重新寻求"身分认同",首先要面对的也是这个盘根错节的"混血"情结。要理解台湾庶民文化,或许应当先认识这一点。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青年的创作能量,通过一连串指标性事件展现出来:1971年奚淞、黄永松、吴美云、姚孟嘉创办《汉声》杂志英文版,1977年改为中文版,深入探讨古迹保护、民间艺术与庶民文化;1973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高信疆接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大力推行报导文学,引介素人画家洪通、恒春老歌手陈达;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深化、普及了"寻根意识";1975年歌手杨弦在中山堂开演唱会、出版专辑,替余光中的现代诗谱曲,点燃"民歌运动";1976年李双泽在淡江大学演唱会手持可口可乐,怒道"走遍世界,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都是洋文歌",令"唱自己的歌"成为广为流传的精神口号,其后"金韵奖"、"民谣风"推波助澜,"青年创作歌谣"风潮彻底改变了华语乐坛的走向。
这些事件,都有一股纯粹到近乎天真的底气。事起之初,都未必去想象以后会引起多么大的效应,更未必有"运动"的自觉。当时,台湾外交处境节节败退,青年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危机感,也有巨大的使命感。他们没经历过父辈叨念的战乱岁月,却拥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和闲暇时间可以探索兴趣,并将兴趣发展成专业。在那个当局高喊"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时代,青年人一方面深受舶来文化的"混血"影响,对西洋与东洋的青年文化深深向往,一方面又体会到台湾仰"上国"鼻息之可悲,从而生出民族主义的意气和"寻根"的焦虑。
要理解这样的纠结,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一首歌来说起: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
罗大佑的父亲是苗栗客家人,母亲是台南人,他从小在台北长大。1983年,罗大佑发行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A面第二首歌便是《亚细亚的孤儿》: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当年的歌词页上,《亚细亚的孤儿》有一行副标"致中南半岛难民"──上世纪七十年代越战结束,许多民众从海路出逃,舢板、渔船搁浅在南中国海的珊瑚礁,饿死、渴死者众,甚至还发生过人相食的惨剧。那样的故事,也成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对岛内最好使的"敌对教材"。
不过,只要你知道"亚细亚的孤儿"的出处,就会明白那"致难民"的副标其实是个障眼法:《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作家吴浊流(1900-1976)1945年完稿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叫胡太明的台湾青年,在家乡时受日本殖民者欺压,日本留学归来又被乡人排挤,赴大陆亦被视为外人,最终被逼疯了。罗大佑借用这个意象,开篇的四行歌词,彷佛已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一路走到了国共内战与岛内长年的戒严。
罗大佑是在做医师的父亲书架上看到这本书的。罗大佑的父亲曾在日治时代被派去南洋当军医,一千个台湾兵最后只有三百人活着回来。后来国府败退迁台,政权危殆之际又下重手镇压异己,开启了漫长的"白色恐怖"时期。他的父辈大半生都在承受不同政权更迭的时代动荡,"胡太明"的命运既是不堪回首的集体记忆,也预告了后来苦涩的历史。
如果不加遮饰,仅凭"白色的恐惧"一句,在戒严时代,罗大佑很可能就从此无法再出唱片──那"致难民"的副标,表面上是迎合了执政者的"主旋律",暗地里却为所有懂得"解码"的人,"偷渡"了一则国族历史的大叙述。
这首歌背后的曲折,其实也浓缩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创作人的集体处境:严密的审查制度之下,创作人必须苦心设计"偷渡"路线,埋藏"暗号",气味相投的听众还必须设法从字里行间"嗅出"那密码。当一首这样的歌通过电波向四方播送,那"启蒙"的暗号,便可能改变不只是一小撮人的生命: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这是早期罗大佑最好的歌词,语言直白而不失诗的质地,一洗"民歌"常见的学生腔、文艺腔,正如"民歌"一洗早年流行歌词的"歌厅气"、"江湖腔"一样。事实上,罗大佑在开创中文歌词新局面的同时,也曾陆续为余光中、郑愁予、吴晟的诗作谱曲,继承"民歌"时代"以诗入歌"的传统。那一辈"知识青年"背景的音乐人常以"文艺青年"自居,他们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为这一拨新兴起的"歌坛"铺垫了起码的"文化教养"。
《亚细亚的孤儿》不仅歌词反映了那个特殊的时代,音乐同样也值得推敲。这首歌用的是拖沓的三拍,拉长了的华尔兹节奏,就像沉重行进的行伍。它并未沿用摇滚乐习见的架子鼓,而是流行歌少见的"军用大小鼓"──鼓手是徐崇宪,他并不是职业乐手,而是这张专辑的录音师。
徐崇宪从"校园民歌"时代便是著名的录音师,也是"丽风录音室"的老板──再过几年,他将会为一位唱歌走音的奇怪歌手录制并投资首张专辑,其人名叫陈。徐崇宪建议"亚细亚的孤儿"撤掉架子鼓改打军鼓,罗大佑问谁会打军鼓,徐崇宪当仁不让,亲自下去示范,从此名留青史。
罗大佑一直都是英美摇滚的乐迷,学生时代就组建了摇滚乐队在饭店驻唱,挣零用钱,唱的也都是西洋摇滚曲。他一身黑衣、蓬发墨镜的造型,就像1966年鲍勃·迪伦(Bob Dylan)摇滚时期的翻版。除了西洋摇滚,罗大佑还从班上日籍同学那儿认识了东洋的摇滚与民谣乐手:吉田拓郎、井上阳水、山下达郎、冈林信康……他向父亲借钱筹录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时,因为台湾录不出他想要的音场,他就托同学把部分作品带到日本做编曲。早期罗大佑专辑音场之所以如此透亮、饱满,便是结合了东西洋影响的"混血"成果。
"亚细亚的孤儿"在军鼓轰然击响的同时,扬起了儿童合唱团的歌声,那是当年经常主唱电视卡通主题曲的《松江儿童合唱团》。孩子们清澈的歌喉唱着: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儿童合唱团置入摇滚曲,制作"高反差"的震撼,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英国乐队平克·弗罗伊德(Pink Floyd)1979年《墙》(The Wall)专辑中的畅销曲《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罗大佑或许从中得到了灵感。"亚细亚的孤儿"在曲势上受西洋影响,还不只在此:它三拍的节奏、木吉他刷弦的开场、军乐队的行进、大合唱的设计,神似1977年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畅销名曲《Mull of Kintyre》,只是旋律各有千秋:麦卡特尼明朗壮阔,罗大佑沈郁悲凉。麦卡特尼为了这首颂赞苏格兰风光的歌谣、安排的风笛吹奏,成了这首歌的招牌,到了罗大佑这儿,风笛换成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样乐器:唢呐。
唢呐,是《亚细亚的孤儿》这首歌里唯一的独奏乐器,取代了摇滚乐常见的电吉他、钢琴、萨克斯。当然,它并不是结合民乐与摇滚的最早尝试,早在1981年,李寿全和陈扬就在《天水乐集》做过类似的实验,不过当年民乐器的演奏,大多仍是以民乐的方式原味呈现。是"亚细亚的孤儿"的唢呐,第一次让我们听到了真正吹出"摇滚线条"的民乐器。那位唢呐手叫萧东山,他也吹了《现象七十二变》的萨克斯独奏,更是实况专辑《青春舞曲》挑大梁的乐手。
三年后的1986年5月,崔健在北京工体"让世界充满爱"现场首度演唱《一无所有》,唱到激昂处,刘元抄起唢呐对着镜头狠狠吹了一段破空而出的独奏。1989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我们彷佛听到了"亚细亚的孤儿"从海峡对岸传来的回声。1999年,几位客家青年组成的"交工乐队",以唢呐手作为主奏,我们也知道,这隔代的致意由何而来。
重听这首歌,我们会发现:在全新的时代,全新的市场生态下,骤临了无穷的机会与风险,创作人在几乎没有前例的状况下,仍企图以"大众娱乐"为载体,"偷渡"理念、实现理想。禁忌松动、民智渐开,我们对任何新鲜的文化产品都充满好奇、近乎饥渴,还来不及体会和畅想后来"信息过剩"导致的饱胀、厌烦与虚无。对跃跃欲试的创作者,那是最好的时代。
"流行歌曲"作为"创作门类"的潜能获得社会共识,音乐人也得以拥有"文化人"的自尊与气魄。这样的作品一旦多起来,台湾流行音乐就能挟其跨界混搭之杂色,以庶民文化"火车头"的姿态向整个汉语文化圈辐射,终于成就了这片岛屿有史以来影响最深最巨的"文化输出"。
1987年台湾"解严",禁忌不再,《亚细亚的孤儿》那行"致中南半岛难民"的副标,在后来的再版中也被拿下了。但故事并未结束:2003年,罗大佑作品首度在大陆发行正版,"亚细亚的孤儿"却从唱片和歌词内页消失,只剩一行标题。整整二十年前触动国民党神经的"白色的恐惧"显然不是问题,这次惹祸的,恐怕是"红色的污泥"──二十年,一首歌,两句词,多少曲折。
(本文作者是广播人、文字工作者,长居台北,著有散文辑《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等。)
Saturday, December 11, 2010
忏悔一下
Friday, November 19, 2010
两年前居然还写过这个
为什么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立场趋于保守
2008-07-17 19:15:00 密斯Green (温水里煮的青蛙。)
个人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但也只是刚刚学了一个学期,很粗浅的。
确实,中国的研究者好像没有能真正开辟出我们自己的社会心理学。而且,我发现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犯楼主提到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科在国内还是比较年轻吧。
2008-09-04 15:36:02 飞之鸿
也有相似的感觉。
008-09-04 15:47:05 Kathy
我看过杨中芳那一篇。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是,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操作性定义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使用怎样的指标来确定,我看到的一些跨文化研究中提到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划分,都很牵强,比如彭凯平的研究结果,就存在一个解释力的问题,他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区分,但问题是,语言本身带来思维方式的差异,又可以以各种其他角度来解释,最终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会迷失在这个立不住的定义里
2008-10-27 00:30:54 橙子拉拉
社会学家也是社会中人,无法摆脱社会大环境。 而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大环境就是边缘的。 没有言论真正的自由,人都为世俗饭碗活着,我想也会抑制社会学者的研究愿望,灵感,韧性。 社会制度觉得社会动物,人的自我是受左右环境塑造的。对否?呵呵
2008-10-27 13:45:47 minisoda (请来针给力的鸡血加份Offer!)
关于操作性定义 我个人觉得 实证派的理论有其局限性 并且关于每一种概念的定义众说纷纭 没有一个标准 那么研究起来也是会非常麻烦
2008-11-02 09:33:41 失学儿童要复学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
回应0509:你的看法我基本同意。在中国,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选择的自由度。很多时候,学术研究都是带着脚镣的舞蹈。甚至是从国外来的学者在中国做研究,一旦进入国内,就也变得束手束脚。很多时候不得不改变研究题目。例如我所知道的,家庭教会问题,三峡移民问题,都很难进行。
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研究者遇到的这些cencorship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这些课题是禁区,而另一些不是?最主流的解释当然是敏感课题破坏社会安定,但是,这种想象中的破坏,会是怎样执行开来呢?这中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分别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全球资本主义所标榜的所谓"neoliberalism"又是怎样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作用呢?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呢?
如果我们在抱怨制度的同时,可以更上一层楼地看待他,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Monday, November 15, 2010
消磨
Wednesday, November 10, 2010
神马 鸭梨 杯具 浮云
Wednesday, October 27, 2010
干过这一票,我们就退隐江湖吧
武侠小说里常有的桥段,是男女主人公在准备重要行动之前的紧张气氛下,感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乱世儿女,情不自禁。最后女猪深情款款地抱着男猪,说,干完这一单,我们就金盆洗手,从此退隐江湖,过神仙眷侣的日子吧。(参见新龙门客栈周淮安、邱莫言couple,英雄残剑飞雪couple,卧虎藏龙李慕白couple,乃至天下无则刘若英couple……)
这条路,究竟还要一个人走多久。
Tuesday, October 26, 2010
瑞典回来第二稿
| "我们不是普通的警察局" | |
| ——细节处看瑞典家庭暴力接待中心 | |
| 日期:2010-10-26 中国妇女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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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October 24, 2010
Re: 只是十五年一遇的人就不错
Wednesday, October 20, 2010
民主 墙
Friday, October 1, 2010
长平: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我
长平: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我
长平,资深的媒体工作者和媒体管理者,曾先后任《成都商报》编辑部主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兼总主笔。现就职于南都传播研究院。 他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时事评论专栏作家,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文章。他曾经说,与其说时评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曾有人这样评价他的风格:"从容淡定,声色俱敛;静观幽微,发乎情理。似乎游离事态之外,却又无不深临现场。节制的文锋,良知的重量,在这个话语过剩的时代,以寥寥数语之丰、字字珠玑之功,将那些行于兹而不堪其重的灵魂俘获。" 他曾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专栏作者等荣誉。 长平的职业生涯曾几遭顿挫,2001年,他因对"张君案"的报道而失去在南方周末社的工作,2008年,他关于西藏骚乱的一篇招来网络上的狂热围剿,最终导致他离开南都周刊社。就在最近,他突然接到通知:《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都将不再发表他的任何文章。在中国当代言论自由史的晦暗中,他的遭遇虽非个别,却相当典型。 长平谢绝关于这桩最新公案的采访,女声的访谈也不直接涉及这一事件。如他自己所说,女权主义从未给他带来过什么"好处",尽管我们希望表达对这位难得的同道者的支持,但支持的力量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本次访谈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一份男性亲近和寻求女权主义的真实成长样本,并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知名媒体工作者,也有认同女权主义的另一面,而且这另一面已经深深融会于他的媒体实践及批判性的媒体思考中。 ※语录 从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到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十多年中我都是独自在暗夜中摸索。 女权主义让我更理解妇女的境遇,它给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满足了我的公平正义感。掌握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识,这让我有一种优越感。 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2006年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认同某种身份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这是我对女权主义举手之劳的贡献。 媒体权力和媒体管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原因都是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狭义的政治体制和广义的男性体制。 "媚俗"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单就它的本义而言,仍然可以用于批评大众媒体对政治、男性、市场这三种权力的谄媚。 时间:2010年8月27日 地点:广州 采访:女声电子报 ※成长 在当时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观念,但非常空洞,关于什么是平等、怎样才能平等,这些知识极其贫乏,基本没有解释。如果没有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在精神世界中就会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体人一样。 妇女权益本来就是一种体制内的话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这从来都有合法性。但在媒体和学校里,妇女权益从来都是被当作成就来报道和宣传,你看到的都是过去不好、现在好;过去没有、现在有,这让你在成长中一直为这个制度自豪。 在当时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观念,但非常空洞,关于什么是平等、怎样才能平等,这些知识极其贫乏,基本没有解释。 当时的宣传中有一种"文学性"的倾向,以同情口吻将妇女的遭遇归因于传统的、"封建"的观念没有清除干净,文学作品和电影里会表现妇女的悲惨命运,采用同样的解释,而同情就是结尾。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自己也写过这样的小说:一个姑娘没有机会上学,一起玩的男孩上学去了,他很喜欢她、同情她,拿书给她看,这女孩珍藏着这本书。但她嫁人后,却把书毫无意识地撕了给孩子擦屁股。这种虚构里没有男女平等的角度,我关心的是命运压迫对人的粗鄙化,"少女情怀"的被洗劫。 还有一种教育就是来自朱德《我的母亲》那样的课文:传统女性是伟大的,她们为人类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是值得赞美的,而我们很多人忽略了。"勤劳的母亲"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作文题目,从小学到大学,我也写了一次又一次。 我母亲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她理所当然地包下一切家务劳动,忙得没有时间吃饭。我的父亲的衣服脏了,他自己不在乎,我母亲在乎:"别人会以为你的老婆很懒,不给你换衣服。" 但母亲也会一再强调,她因为是女孩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她一直给我们讲,她的小学成绩很好。虽然她把失学的原因归为父母早逝,但她显然觉得自己本来应该有上学的权利,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农村,夏天男人不仅穿短裤,甚至可以穿内裤,而女人连较短的裤子都不能穿,更不能穿裙子,那是违反传统习俗的。但我母亲就会穿,把它当作城里人的时尚,也给我妹妹穿。 我的家庭中没有重男轻女,而是"重女轻男",妹妹是独生女,极其受宠,这个不知道怎样解释。父母对妹妹的宠爱让我感到女孩的体验是重要的。但我奶奶——更传统的妇女,对这事是极其反感的,她认为女孩不应该得到这种宠爱。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很多人最崇拜的明星是刘晓庆,她有一种反叛:"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她演了一些有意识地呈现人和女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电影,比如《原野》和《欲望的金苹果》,"欲望的金苹果"是那时评论界的一个流行词。 80年代的文化热潮自然地带来了各种西方理论,也包含着女权主义。当时的人们寻求思想上的突破,一方面认识到应该更加重视人和女人的个体权利,一方面把女人的命运描述为男性斗争的工具。当时把从《红高粱》到《菊豆》的那些张艺谋电影,都理解为以欲望、本能、野性为力量的反叛,而没有意识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甚至利用了女人。 大学毕业的那年,我读到《第二性》,它带给我颠覆性的全新知识,从书的名字开始,还有"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的"那句名言。波伏娃的著作有一种既不同于男性写作、也不同于传统女性写作的"女性气质"。她关注女性的经验和内心生活,但不柔弱"优雅",有一种敏锐的哲学的思辨力。 如果没有接触女权主义理论,我就不会知道有《为女权辩护》、《女人的奥秘》、《性政治》这样的书,也不会理解和认真对待一些男性思想家的主张,比如穆勒写的《妇女的屈从地位》,更不会批判性地阅读卢梭的教育论。我会以为这些思想家根本就不存在,在精神世界中就会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体人一样。 ※寻找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 原来有"女性缺失"这样一种病,像记忆缺失,她们不在,却丝毫不被知觉。 95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其程度不亚于后来北京奥运会对某些人的震动。和奥运会一样,当年的世妇会被当作一个中国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的象征,但它带给我的喜悦与此无关。关于它的消息让我意识到,男女平等原来是一个世界性的、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且它不是附属于"社会发展"的,应该独立解决。
我在《成都商报》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何为男女平等》,它提出一个问题:各种行业中性别比例的相等,是不是就等于男女平等了?这是我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章之一,很欣慰于自己看到了比官方宣传更深刻的东西。现在看来其中的思考是粗浅和混乱的,当时我有的还只是"解放妇女"的观念而不是妇女自主的意识,而且在价值判断上还是非此即彼的。 那年晚些时候我去了北京,在长安街上坐车看到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以为那就是世妇会会址,很激动,很想下车去参观。也许这种愿望中包含着一种文学化的态度:对妇女集体抗争场面的想象和欣赏。 世界妇女大会让我意识到传统的男女平等宣传不但是肤浅和简单的,而且还有一种屏蔽的作用,让我们无法深入了解女性和性别关系。所以我想知道更多。 后来我买了一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编注: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经典著作,第六版于1998年在大陆翻译出版),还推荐给很多人。在王小波出名之前,我读到了他的手稿,虽然他并不想宣传女权主义,但他的小说在性和性别关系方面探讨得很远,在杂文中他经常提到自己有一个女权主义的妻子。 李银河做了很多教科书式的介绍工作,通过她,我认识到女权主义是一个有来源、有体系的思想系统,而且了解了女权主义在很多基本问题上的讨论。 我在寻找……2003年到2004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伯克利最光荣的历史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它的传统和氛围让我对民权运动产生了兴趣,在那场运动中,女权运动的争议是无可回避的。 伯克利带来的启示太多了。原来有"女性缺失"这样一种病,像记忆缺失,她们不在,却丝毫不被知觉。在那里,我第一次结识了女权主义者,她们当中有学生,也有老师,原来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异常的事。一位女权主义者推荐我去看了《阴道独白》,我震惊、欣喜:原来女人造反这样让人高兴!而且女权主义可以这样有创造性和艺术魅力。 那个演出非常成功,结尾是全场一起高喊"Cunt",也许大家起初有些难为情,但放开之后就体会到一种抗争的欣喜感,完全没有暧昧和色情的色彩。当然对我来说这完全没有挑战,但它的中文词在中国好像几乎没办法喊出来。 一位教徒听说我看了这个戏,她对我说:"妇女权利可以谈,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来谈呢?"但我当时认为这是必要的,神秘化和污名化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或或控制。 我还读到德沃金(编注:美国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色情产品和对妇女的暴力)一篇激烈控诉男人的文章。我觉得真好!我们真该骂。我意识到自己也在其中,但这并没有让我尴尬,也许是因为和其他一些男性相比,我占到的便宜其实很少吧。 当时我是一个时事新闻编辑,我们总是以宪政、民主、自由解读中国政治中的一些问题,女权主义让我对极权政治批判有了新的理解。现代政治理论其实是开放的,男人往往认为对很多问题已有既定结论,其实没有谁是真理掌握者,对民主、宪政这些问题,不应该有刻板简单的答案。 德沃金认为色情作品是对妇女的损害,而我此前认为色情是一种言论自由,甚至是对禁锢的反抗,她提供了另外的思路,不过她没有完全说服我。所以,或许女权主义对我的改造并不彻底。比如香港明星的所谓"艳照门",我为"了解真相"而看了,这似乎是个"更重要"的理由,但"兽兽门"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克制了自己窥淫的欲望,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张柏芝对我的吸引力大于兽兽? ※认同 如果有人说我还不够女权主义者的资格,我不反对,这是一个提醒,但这不会使我受打击、从此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图:2009年11月25日,长平在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组织的反性别暴力活动上讲演:"性别报道之大惊小怪"。
从接触女权主义理论到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没有女性经验,只能努力理解女性的境遇;我没受过系统的女权主义教育,除了那点传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其中有些还需要后来的学习去修正;我没有机会和其他女权主义者和她们的活动更早地建立联系;在我的日常精神生活中也没有女权主义的资源——如果想讨论民主宪政或诗歌,那周围会有很多资源,也可以有很多朋友一起讨论,但在女权主义这方面,我几乎得不到支持。所以这十多年来,我都是在暗夜中独自摸索。
女权主义让我更理解妇女的境遇,它给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满足了我的公平正义感。我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选择。掌握了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识,这让我有一种优越感。
2006年之后,我认识到认同某种身份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于是我想,假如有人问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那么我应该有一个回答,这是我对女权主义举手之劳的贡献。强调身份可能有副作用,比如自我设限、自我膨胀、拉帮结派。如果不以有意义、有贡献为前提,我不会说我是什么"者"。
有人会说我们这些男人是"同情"女权主义或对女权主义"友好"的,这种说法是把我们当成了"别人"。我对女权主义感兴趣时没觉得自己是"别人",没觉得自己像外星人看地球,我是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类的一分子。
你可以说我对女权主义了解不多,或者做得不多,我应该慢慢地了解得更多,做得更多。你也可以说我不够资格,我不反对,这对我是一个提醒,但这不会使我受打击、从此和女权主义划清界限。
当进入到一个女权主义的活动或话语场,我不会感觉自己是"他者",虽然可能会被提醒是。当我要去为女人说些什么的时候,包括现在接受这个访谈的时候,则是不自信的。我觉得我应该以反省的精神、倾听的姿态来面对女权主义。
我写女权主义的文章,比写一个纯粹"男性"的话题更谨慎,我怕成为为女性"代言"的男性。有人说过:男性占领的论坛已经够多了,至少要把女权主义的论坛交给女人。我一直记得这句话。甚至也许我不写,而是先看别人怎么说。比如关于歌曲《常回家看看》和性别歧视的话题,我当时很想写,但我认为女权主义者会写得更好;对邓玉娇事件,我也认识到了从女性权利的角度,但我也没写。——在这方面我有很多关注的话题,但因为类似的原因,都没写。
我定位是一个通过文字自我表达从而影响别人的人。有些时评作者很看重市场,要就最热门的话题发声,我不完全是这样。我希望带给读者新的东西,假如他们有一定局限的话,希望能帮他们打开,在他们认同了我别的观点之后,也可能"顺带"通过我理解女权主义。我正想写一篇关于张艺谋的男性霸权主义的文章,准备发到有影响的地方——有"男性气质"的媒体上。这些都不是策略,而是我现在能做的。
我从来没进入"圈子",也没想过"投诚"。我对女权主义的观念、行动感兴趣,但不一定要和她们一起干什么。不党不群是我的原则,希望以此在男权社会中保持遗世独立。
※工作
到南都周刊之后,我开始基于妇女权利去营造编辑部的工作环境。我的编辑可以把女权主义作为一个公开的主张。性别报道是不符合主流媒体的市场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别报道,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我只是出于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场考量。
左图:2007年3月30日的《南都》周刊周年答谢会。一位女编辑这样形容长平在该周刊的管理风格:他让每个人慢慢绽放出最美的一面。 在《成都商报》和《南方周末》,我写了一些关于妇女和儿童权益的文章,那时我们把妇女和儿童放在一起。还记得,有个替成都商报社提供快餐的妇女是我的忠实读者。 在《南方周末》,我做过关于拐卖妇女的调查报道,这类报道的传统模式都是男性解救—女性被解救,而我直觉地认识到应该重视妇女的感受和选择,被拐卖是一种伤害,被解救可能又是一次伤害。 2004年我从美国回来,在《外滩画报》工作。那年出现饶颖与赵忠祥的纠葛事件,大部分媒体都是"看热闹"的,讽刺赵和饶的都不少。我就自己拟了一个题目:"每个女人都姓饶",并通过介绍找到了一位作者写出了这篇文章。看了之后,我的感觉是:哇,真好!就像我自己写的一样。 当时我还不了解,虽然有些妇女权利报道也能得到男性的支持,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却并不是。后来我才知道女权主义的哪些方面是容易说的,哪些是被认为不重要的,哪些是会被排斥和抵制的。 当时外滩画报社只有两位女编辑,在那里,以及后来在《南都周刊》,我都会考虑编辑部的性别比例,这首先是出于工作效果的考虑,如果编辑部只由男性主导,对报道的认识会有偏颇,会忽略一些报道类型,比如生活报道——这样想似乎也有些二元论。 到南都周刊之后,我开始基于妇女权利去营造编辑部的工作环境。我会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告诉编辑记者们,办公室里不能出现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语言,不能用"婆婆妈妈"或"娘娘腔"这类词。我会告诉自己的领导,抱怨女员工要休产假是错的,而且会尽量替她们争取一点待遇。 在我当时的工作环境中,女权主义可以作为一个公开的主张。有些编辑对女权主义不陌生,也知道我认同,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谴责办公室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我们组织了一些女权主义的报道,一些女权主义者集中几次出现在《南都周刊》的话题里,这是我的作用。有一次编辑报选题说,有个女权主义者写了一个经常"骂男人"的博客,我当即说好!做人物报道。 但这些报道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当时我对那个杂志整体上都没有信心,更没有野心去创造一个怎样的阵地,虽然想做点贡献。 我没有那个权力,去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工作制度,也许当时有些编辑只是屈服于我的"淫威"。在我离开之后,有人抱怨说办公室里又重新出现了性别歧视的语言。 性别报道是不符合主流媒体的市场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别报道,没有得到什么回报,我只是出于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场考量。 性别报道既没有读者,又没有广告。按说它应该有女性消费品的广告市场,但这些广告恰恰都到那些歧视性的媒体上去了,因为女权主义也不符合消费主义,这是一个很难摆脱的圈套。 对女权主义话题,大多数时评编辑不感兴趣。我得靠我积累的名声,和与他们的长期合作,塞些"私货"给他们。读者的反响也远没有其他题材大,有些人会这样给我留言:"长平老师,你最近怎么总关心这些琐事?" 什么是媒体的价值?我认为媒体就是:保证意见的自由市场——展示事实,揭示观点,在辩论中寻找真相,探求真理;监督公权力,体现民主政治;提供自我表达空间,特别是那些少数边缘人群的自我表达,即使这种表达不为大多数人了解和支持。 大众媒体的话语权力已经太大,以至让它失去了反省意识。媒体霸权和媒体管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原因都是媒体是体制的一部分——狭义的政治体制和广义的男性体制。 大众媒体需要批判。学校和职业教育中都缺乏性别意识,导致媒体经常犯一些错误。话语权力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了解一切,能调查清楚所有事情,能解决所有问题。迎合市场,被商业操控,还以为敬业。"媚俗"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单就它的本义来说,仍然可以用于批评媒体对政治、男性和市场这三种权力的谄媚。 没有市场的时候,市场是反抗;有市场的时候,市场就成为权力。如果你已经很商业化,还觉得自己是在反抗,那就是矫情了,装不懂了。 ※前途 人和社会、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关系都是那么不安。大自然中本来就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恐惧,社会还在制造更多恐惧。我愿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即使我们不能战胜它,也要去战斗。
左图:2009年11月23日,长平在反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集体散步"活动中通过手机发布现场消息。后来他在专栏中详细记录了散步过程。 我没有很好地筹划过自己的前途。当《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的时候,应该小心报道,争取当副主编、主编,但我没有。如果说当时年轻不懂事,后来又有了几次当副总编的机会,那我应该汲取教训,但还是没有。 我也不在乎自己在这行业中的前途。我在乎的是:我想写的写出来了没有,很遗憾,很多时候都没有。 客观地说,我的前途要看媒体的发展。也可能将来有一天我会完全没有地方发表文章,也有可能会变得有很多人争抢我的文章,这都不重要。所以女权主义没有兑换成我在这行业中的利益,也不重要。 这个行业从来没给过我安全感。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但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注定没有安全感。我们的社会在给人安全感方面做得很差,人和社会、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关系都是那么不安。大自然中本来就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恐惧,社会还在制造更多恐惧,比如说"女人是魔鬼",比如说男人和女人是无法沟通的不同物种,这都是不安全感的来源。 人的生命有很多飘零的、脆弱的成分。安全感来自更开放的舆论,更开放的心灵,更多交流的可能。 前一阵我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说"我愿意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有些人认为,要说出勇敢才能激励别人,这是对的,但不说出恐惧却是不尊重普通人的感受。不能真正面对恐惧,就不能真正寻到克服它的办法,只能在原地打转。这还容易导致自大和自欺——相信"我们都是不怕的,专制制度是胆小的",用"愚民"这个词会有点严重,但可能导致愚民。而且这在自我鼓劲之余未免有些功利性,仿佛是因为我们能战胜它,所以我们才去战斗。——即使我们不能战胜它,我们也要去战斗。 这也是女权主义令我欣赏的地方,她们主张把真实的生活经验叙述出来,无论那是好的还是坏的,而男性文化会主张只讲好的——"只做正面报道"。 原文来自女声电子报第49期 订阅可致信 genderwatchina@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