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老蜗牛嫁女-15

小说连载：老蜗牛嫁女-15

程泗梁听讲座的时候就觉得前排的女生很像牛一萌，走近看果然是她。世界往往就是这么小，人们最怕在尴尬场合遇到熟人。比如公共浴室、痔疮专科、或者商场顶楼的年终大卖场。相反，如若在风雅场合偶遇，则别是一番情趣。对于程泗梁这个半路出家的“文人”，怕是再没有什么，比在本雅明的讲座上，遇见自己导师的千金，更有面子的事情了。

“怎么，想不到我也看本雅明？”程泗梁本非妄居之辈，但语气里还是忍不住带些得意。

“啊，不是，就是没想到讲座都散了，突然有认识的人出现。”牛一萌说的倒是真话。她心想，帮帮忙好不啦，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呢？本雅明在时下‘知道分子’圈子里差不多相当于乐坛‘陈绮真’了吧，从输出非主流价值蜕变成代表非主流身份——摇身一变，俨然成为主流的最高境界了——你来听不来听，谁会觉得惊奇呢？

“其实文化研究方面我一窍不通。只是觉得他对巴黎拱廊的研究很开阔眼界——学了五年建筑学，从没想过建筑还能这样学。”程泗梁好像猜中了牛一萌的心理活动，于是试图给出了一个靠谱的理由。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牛一萌面前，总是有一种没来由的不自信。

“我当年也想学建筑的。”

“呵呵，女承父业？”

“不是我爸那一摊儿，什么古建筑考古，是想考建筑系来的！”牛一萌忽然正经八百地说道。

这倒是让程泗梁没想到。他觉得跟她谈话总是要一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架势，没料到小丫头也有自觉不自觉“套近乎”的时候。想到这儿，他乐了.终于,第一次,在她面前多少放松下来，“真的假的？那怎么没考？不然可以作我师妹了。”

“现在不也差不多嘛，搁古代就算你师妹了。”

“说真的，为什么没上建筑系？我很好奇。”

牛一萌指了指自己的眼镜儿，摇摇头，“我是大近视眼，摘了眼镜儿连你有几个鼻子都看不清，怎么趴在那儿画图纸啊。”

“就这么简单？该不是美术加试没过吧？嘿嘿。”程泗梁发现自己一旦放松了，也是能调侃上几句的。

“别小瞧人，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儿艺术细胞的。要是我当年上了建筑系，咱们中国人民自个儿的CCTV何至于还给外国人搞成个“大裤衩”，简直是‘胯下之辱’嘛！”

“哈哈，说的好！既然你喜欢建筑，我带你去看一个好玩儿的东西。”程泗梁忽然神秘地说。

“现在？”牛一萌本想象往常一样，听完讲座再在书社的新书部逡巡一阵的。

“走吧，不远，就在我以前的建筑系，走着路就到了。保证你不后悔！”程泗梁一边说，一边怂恿着牛一萌往出走。

牛一萌的小姐矜持抵不过她的好奇心，跟着程泗梁走出书社，在秋天的黄昏里，向梁的母校，那所为祖国输出了很多工程师和领导人的大学迈进。

一路上，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北京秋天的种种美好，像是校园里的银杏，香山的黄栌，门头沟的京西大白梨，西四的白水煮羊头，更别说那些消失了一夏天又悄悄回来的糖炒栗子、烤白薯。这一次，牛一萌特地没有聊星座。她想，看来，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对于一对青年男女来说，在他们才认识又不了解的时候，天气和吃食，总是最保险，也最善意的话题。

天鹅湖 since 1859

 天鹅湖 since 1859

有一次我和周书出去郊游。周书骑了一辆可以驼两个人的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一路上公路错综复杂，景色绝佳。途中路遇一座城市，高大的石头建筑，很多上面都刻着：since 1859。我觉得这里很像芝加哥，但是我们寻遍路牌，都找不到这座城市到底叫什么。来到市中心，天色已暗，我们发现市中心有一片望不到头的淡水湖，湖上千帆竞发，颇为壮观。湖水流入两条小溪，其水路蜿蜒，其林深境幽。我觉得这景色只有梦里见过，想找下来，却发现没带相机。

后来周书继续骑车载我到一个shoppingmall里面逛。我们进入mall，发现有一片向下的大台阶，我觉得再骑车就比较危险，就从后座上蹿了下来。周书不肯停，颠簸着把车骑下去，像玩儿速降。结果不甚一只鞋脱落，掉在了旁边卖麻辣烫的墨西哥大嫂的酱缸里。

最后，我们终于在这城市的一个建在山丘的小镇上，找到一家啤酒店，小店的门牌上写着这城市的名字：The Swan-Lake。

是为昨夜之梦。

人在江湖

人在江湖

今天去了传说中的爱知行，见到了传说中的万老师。最为神奇的是，给talk的人是在global fund for women实习的中国姑娘。她在美国念本科，才大三，但谈吐和见识都令人十分钦赏。我猜想人家不是89就是90后了——小朋友们这么有vision，真让我特别开心！而且，讲话的时候，她频频向我微笑示意，我不禁想——难道是自己长得特别很好看？！

结果是，她很nice地对我说：我认识你，因为我看你博客呢——雪藏了的盛夏，对吧？

啊，原来一劲儿冲我笑，是因为人家一早就认出我来了！

忽然就很有人在江湖的感觉。原来走到哪里，都有情意相投的朋友，隐藏在各种人生拐角处，在不留神地时候出手，给我一种鼓励。当然，更重要的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被曝光的，欠谁谁谁的，也必须有还的那一天。

另外，今天路过定慧寺，看见那座从没走近过的佛塔，忽然就有很猝然的感觉。阜成路、航天桥、五棵松……这些地名承载了太多年少轻狂的想象和记忆。就像那天见到xiaomu和YQX——我的天哪，谁能想到我们三个会在毕业整整七年后聚在一起。然后，酒足饭饱以后，大家发现七年好像什么也改变不了，当年的大忽悠还是大忽悠，当年的捧哏和听众也还那样配合，当年的“飘逸流”还是“飘逸流”，当年设置好的猥琐笑话数据库，至今没有机会更新，当年一篇作文里的一句话，还是能被人拿来调侃半天。而记忆过滤掉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此狂狷不羁的一个隔壁班同学，居然还挺待见我呢！

记得八年前2001年的春天YQX说他的人生理想是克隆一万个小YQX，现在他人在谷歌剑指VC，我说你小子怎么变得这么没追求了？他回答：不啊，我是为了先赚钱啊，然后才能克隆一万个小YQX啊！

用“东坡志林体”来一句点评，好玩儿的朋友和无趣的人的区别，不在于是爱财还是爱才。区别在于，有人挣钱是为了存折；有人是为了有想象力地把它花出去——有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无聊世界最大的inspiration。大树同学，你说是不是；P

Therapy for the "Relocating Syndrome"

Therapy for the "Relocating Syndrome"

“春风一吹，五年就过去了” postcards from Maggie

冥色如高楼，有人楼上愁

大桔灯

“更多权力，更多性”

哗变

鸟人

人艺

“贾志国”

广场

红楼

激情、反思、前瞻 VS. 开复、小平、袁岳

绣花鞋

在有生多情之年相互解脱

在有生多情之年相互解脱



—— 罗大佑《宁静温泉》中的一句，林夕作词。

今天翻出来林夕的《曾经》，美好的繁体竖版。


最近常被催生出怀念。

怀念九龙的多姿多味，怀念碧海铁幕只隔一朵云的距离。
怀念Lawrence的宁静清新，怀念一句话都不必说的图书馆，中文古籍的角落用来倒地酣眠。
也怀念起没有翠翠的凤凰，比火星荒芜的敦煌，以及一切无关儿女情长的拥抱。
怀念moonlight flower, shimano手闸连拨，和蛇胆牛黄。
怀念所有不懂什么是argument的日子。

又，今早大吃木瓜，结果浑身过敏。倏尔想起许留山的木瓜炖雪蛤。我的五脏六腑，难道你们这么健忘？

谁说过，那些最柔软的东西，“永远，都是在心上的。”

760亿元地震捐赠去向：80%捐资进入政府账户

760亿元地震捐赠去向：80%捐资进入政府账户

转载自搜狐公益频道，来源：中国青年报

[提要]
“5·12”汶川地震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对这些捐
款进行研究发现，这些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这暴露出民间组织的执行能力还不够
强，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仍很漫长。

　　南京一个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讨来的零钱兑换成百元大钞，塞进街头的募捐箱；上海一个外企白领从自己的工资卡上汇出1000元；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取出10000元捐作特殊党费……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后，类似这样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

　　在这个庞大的数目一天天累积的过程中，有些疑问被反复提及：这些钱物流向了哪里？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这个数据，在这支团队的负责人邓国胜看来，很值得玩味。在不少西方国家，救灾时政府一般不接受民间捐赠，即使接受了，也会将钱交由民间组织去花。但在中国，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在80％这个数字背后，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看到的，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现状。这是一个隐忧，虽然未必刺激公众神经，却关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或正要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被政府垄断的民间资源

　　许多人愿意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去年那场大地震激发出的公众捐赠热潮。有数据显示，仅仅去年5~6月，在上海、北京和重庆这些城市的市民中，每10个人里就有9个为抗震救灾捐赠了款物。

　　这些钱也许是通过单位的工会捐了出去，或许是塞进了某个公益机构在路边设立的一只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许是通过党组织的特殊党费交到了中央组织部，又或许是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进了某个公益组织的募捐账户……

　　这些钱在全国无数个账户之间流动，最后，有一半以上直接进入了政府的账户内。这其中包含了全国数千万党员捐赠的特殊党费、各地省级人民政府直接接受的捐赠、以及民政部设立的抗震救灾专户。

　　准确地说，在邓国胜及其同事的调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这笔钱，毫无悬念地，由政府部门来使用。

　　如果说这是“蛋糕”最大的一块，那么第二大块，则是流向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这一部分占了约31％，约199亿元。

　　尽管根据国务院下达的文件，这笔钱原本可以由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邓国胜团队在对全国7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捐款中的大多数，最后仍然交给政府部门去使用了。

　　这一比例究竟有多高，邓国胜的团队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但在调研中，他们拿到的事实是：在这些省份，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募集到的捐款，除去不多的必须按照捐赠者意愿进行使用的定向资金外，非定向资金大多转入当地政府的财政专户。

　　事实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资金必须要求转入政府财政账户。有些省份，这些组织可以对受捐资金留有一些使用权，不用全部转入政府的财政专户，但通
常需要和地方政府一起到灾区开展援建项目。还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转入政府财政专户，但也仍然由政府统筹使用，然后从这些民间组织报账。

　　事实是：有些省份，就连这些公益组织募集来的定向资金，也都要强行转入政府财政账户，由政府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来使用。

　　事实是：在少数承担了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府用于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还有些省份，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现在，这块全国救灾捐赠资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块，流向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流到它们盘子里的，只占整个救灾捐赠资金的约11％。在邓国胜团队绘制的表格里，只有这一块资金后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这是怎样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两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垄断地位的“官办民间组织”，总共募集了约63亿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两家机构将募集到
的资金层层下拨到地方红十字会和地方慈善会。基层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往往执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县卫生局或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科室。无论是为灾民建
房、盖学校，还是盖医院，通常，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

　　这是一条逆向的资金流动。难怪“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会感叹说，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NGO（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比如美国政府购买NGO
服务的款额是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变成了NGO“购买”政府的服务。“中国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募捐后，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项目，在项目
落实的时候，干活的都是公务员。”

　　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但据邓国胜粗略估算，全国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团队调查的几个省份中，这个比例很高。

　　没钱花和愁花钱

　　某种程度上，邓国胜对此表示了理解。因为红十字会和慈善会这些组织让地方政府执行项目，便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地方政府，同时也将风险转嫁给地方政府，对它们而言，“这不失为一个省心省力的好办法”。

　　然而，“这不是方向。”这位学者摇着头说。

　　在他看来，方向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从垄断走向适度开放。为什么不把这些资金拿出来，委托外包给民间组织，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呢？邓国胜反问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有着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才要改革，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引入民间组织。”

　　“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邓国胜说。

　　他认准的大方向是，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开放”之后，如今到了该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现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动”。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达到300万人左右。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志愿者及民间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是这个国家“民间力量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乐观者相信，“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更有研究机构高调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不过邓国胜审慎地表示并不认同，因为事情似乎还不那么令人乐观。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跃在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潮水般”地退却了。在调研中，邓国胜的团队了解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4月，坚守在灾区的民间组织估计已经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万人。

　　“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支持，难以为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邓国胜说。

　　这场地震，“就像是放大镜”，将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病集中显现。一直以来，国内草根NGO几乎无法获取本土资源的支持，它们的资金大多来自国外。
地震之后，看到民间爆发出惊人的捐款热情，从事NGO事业近2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为，“这一次中国本土NGO一定能获取本土资源支持”，但事后发现，情况
并没有明显改观。

　　来自民间的捐赠最终大多数流向了政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个项目能获得三五百万元的资助，已经“非常可观”；能获得一二十万元资金，也“已经不错了”。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会听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忧虑：

　　一个名叫刘猛的草根NGO负责人忧虑自己快没钱了。他用自己的数十万元积蓄维持一个团队的开支，一度陷入困境，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以至于他的
妻子不得不从国外赶回来给他送钱。这个名叫“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组织，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区内为灾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时有200多个志愿者，最后只剩下少
数人苦苦支撑。

　　而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一位官员则在灾后忧虑说，现在几百亿元的捐款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机构，平均一个工作人员“摊到”好几个亿的捐款，该怎么花？

　　无法确切知道，地震灾区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刘猛那样靠自筹经费、自掏腰包在维持。据在灾区调研的学者们说，“不在少数”。甚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虹认为，志愿者和NGO大量从灾区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资金支持。

　　“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80％以上的社会捐赠资金最终流向政府，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公众对此并不像邓国胜那样感到焦虑。

　　今年5月，邓国胜团队与一家市场监测机构联合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个有效样本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学者们承认，“弱小，是中国民间组织共同的特征”。美国一家名叫联合之路的慈善机构2007年一年就能筹到40亿美元，而中国超过1300家基金会同一年只募到约6亿美元。

　　学者们也承认，中国的民间组织执行能力常常还不够强。他们还承认，这些民间组织大多在财务公开、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够正规和完善。而间或曝出的丑闻也令它们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邓国胜看来，“不能因为目前没有能力，就不给你机会。有时候虽然政府能比它们做得更好，但这不是方向。”

　　否则，政府的大包大揽，将让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你弱，就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机会，你只会更弱。”邓国胜说。

　　邓国胜团队的调研成果，将于8月12日在北京开幕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与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数位学者围绕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展开的多项调查。

　　在中国民间力量“集体亮相”一年多之后，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21家基金会和NGO联合发起的这一大型论坛，将对中国NGO参与地震救灾的行动和机制进行总结、反思与展望。

　　邓国胜已经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乐观。坐在办公室里，这位瘦瘦的学者感叹说：“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看看无妨

看看无妨

邮箱里收到这样一篇文章，振振有词说是出自Rand智库。我的直觉是这是国人假托之作，例如，题目中明显含有“丧家犬”的隐语。哪位看官可以考证一下。基本上是“动机不坏，手法SB”。我对动辄以“中国人”为subject的文章很反感，今天居然“被阅读”，很生气。要我说，如果非要用“中国人XXX”的句式说一句话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总以为自己一个人就能代表‘中国人’这个庞大、混杂、利益多元的群体，还不允许别人和他一样这样以为。”

文章放在这里，大家来找茬儿。我只说几个明显的问题：

1。连错别字大王我都看出来“福祉”的祉居然是地址的址，还重复多次出现。

2。文中的文化本质主义argument毫无根据，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而且还把中国现有的很多问题去历史化地笼统归因为"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
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
原因。”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
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
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以上几段，稍作改动，可以用来形容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最后一段话，“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梦想奇迹或者好运……总想不劳而获”——难道美国不是这样么？这难道不是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一个副产物么？六合彩难道是中国人发明的么？都说去拉斯维加斯的国人扎堆儿，可难道拉斯维加斯是建在中国的么？中国大陆迄今没有一个合法的聚众赌博场所，憋了六十年，来美国就喜欢去“过把瘾”，这到底是制度造成的“贪婪”，还是“文化的基因”呢？

不继续说了，明眼人都不会buy这篇文章的argument。我就是很震惊居然很多受过学术训练的人也很赞同这种说法。

美国兰德公司：中国人像迷失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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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即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值得国人反省。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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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
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
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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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
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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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
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
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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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著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
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
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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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
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
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
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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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
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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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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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
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
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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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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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
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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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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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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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
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资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地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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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
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地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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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
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
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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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
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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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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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
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
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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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十字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解释：

解释：

我不能回复留言。所以大家如果在留言中问问题，我只能在下一边entry里回复。回上一篇的留言：我写blog从不字斟句酌，不过，写完以后会检查错别字，通常有很多很多。

又是八月雨

八月的第一天就下雨。傍晚的时候云很低，压在头顶，像撕碎了的旧棉絮，填充过哪只过气的玩偶。

记忆中这已经是第三次写八月和雨。第一篇叫《八月听雨赤壁》。那是十六岁的情怀，错把霖铃以为成滂沱。

人世有多少这样的误解呢。放在百代过客的旅途里，欢笑哭泣，都是很低很低的呻吟，一如沧海中每一个浪花和漩涡，多少翻覆湍急，终于触碰到岸，旋而死在可以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而已。

行路难，美人如花隔云端。踏遍平生屐，给人看见的是一深一浅的脚印，看不见的，是炎凉中的醉醒。

我可以用笔向你讲述风景，只是讲得出的风景，就成了你的风景。

我讲不出我的心情。它将成为没有人知道的秘密，它将成为撕碎的棉絮，蒸腾的浪花，第一声杜宇带来的春晓，在文字里失踪，在目光里还魂。

看得见七种绿色的画家，是最孤独的诗人。

又是八月雨

八月的第一天就下雨。傍晚的时候云很低，压在头顶，像撕碎了的旧棉絮，填充过哪只过气的玩偶。

记忆中这已经是第三次写八月和雨。第一篇叫《八月听雨赤壁》。那是十六岁的情怀，错把霖铃以为成滂沱。

人世有多少这样的误解呢。放在百代过客的旅途里，欢笑哭泣，都是很低很低的呻吟，一如沧海中每一个浪花和漩涡，多少翻覆湍急，终于触碰到岸，旋而死在可以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而已。

行路难，美人如花隔云端。踏遍平生屐，给人看见的是一深一浅的脚印，看不见的，是炎凉中的醉醒。

我可以用笔向你讲述风景，只是讲得出的风景，就成了你的风景。

我讲不出我的心情。它将成为没有人知道的秘密，它将成为撕碎的棉絮，蒸腾的浪花，第一声杜宇带来的春晓，在文字里失踪，在目光里还魂。

看得见七种绿色的画家，是最孤独的诗人。

还要继续写博客

还要继续写博客



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继续用blogspot，由于怕这个方法被“墙”，先不透露了。反正能看见这篇entry的人也都不需要翻墙。

蒋梦麟回忆录《西潮》里，讲到平津学生由长沙迁往昆明组成后来的西南联大时，有这样一段话：“从长沙西迁昆明是分为两批进行的：一批包括三百左右男生和少数教授，他们组织了一个徒步旅行团，从湖南长沙穿越多山的贵州省一直步行到云南的昆明，全程三千五百公里，约合一千一百六十里，耗时两月零十天。另外一批约有八百人，从长沙搭被炸得疮痍满目的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由广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海防，然后又从海防搭滇越铁路到达昆明。他们由火车转轮船，再由轮船转火车，全程约耗十至十四天，视候车候船的时日长短而有不同。另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学生则留在长沙，参加了各种战时i机构。”



读到“一批包括三百左右男生和少数教授……组织了一个徒步旅行团”，犹感悲壮，在公车上几欲泪下。忽而想起《围城》里方鸿渐一行跌跌撞撞赶路赴湘的情形。那时候只注意到了李梅亭的滑稽猥琐，忘记了真实世界的境况，辛酸是底色，逸趣不过点缀尔。



然而还是要前行。近代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屈辱和冲撞，有一批倔强的书生，从未停止行走与呼号。这行走不是比喻，是动真格的。



蒋梦麟是胡适同学，同在杜威门下，在北大二十年，是历任校长中任期最长的。论起来，他是蔡元培的学生，经历了最跌宕起伏的岁月。这部书在抗战最艰苦时候防空警报中写就，为了易辨认字迹，初稿是英文。蒋的文笔很有意思，算不上上乘文学，也不是一派学者风范，行文间颇有对老本家的委员长“溜须拍马”之嫌。看起来，倒像一个传统士大夫“浮生六记”的调子。他的性格一定有梦幻的一面，往往写完严酷波折的家国命运，就穿插上一段“月明星稀，清风徐来”的叙景抒怀，仿佛连续封闭的思路，忽然有气泡逸出，飘散开来，不知其所终。



值得翻翻。



另外，有朋友问起来《老牛嫁女》是否还在写。是的。一定会有始有终的。

blogging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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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不再理直气壮地年轻

美国两年，似乎时光是静止的。我现在住的小楼窗外，有几株大树，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小鸟就开始啁喳不停，松鼠也苏醒了，在树枝、屋檐、和窗台间跳来跳去，吃早餐，洗脸、臭美。坐在屋里看书，视野可以延展到门前的“大学道”。一天里的大多数时间，这条单行道车辆稀疏，没有什么鸣笛。行人在午后脚步轻悄地走过，仿佛是怕打扰我的邻居，那个研究斐济岛的老爷爷，马歇尔.萨林斯。

住在这里，我每天遵从着一样的生活节律，吃样式无差的饭菜，去同一个咖啡店买咖啡，读天天准时来的纽约时报，收到朋友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明信片，隔几周承担一次小楼的固定值日。寒来暑往，我好像一个农耕社会的收租婆，守着自己的小天地，拥有一些小财产，生活一无进展，却也没有任何流失。

然而近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让我猛然意识到，原来时间永是流逝，误会了的，是我一个人而已。偶尔伏案久了，肩肘会有酸疼；看电脑多了，眼睛感到涩。试图像本科那样熬夜，明白这无异于慢性自杀。认识了越来越多生于八十年代后几年和九十年代初的朋友，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仍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但却不再理直气壮地年轻。

2005年的8月3号，我在东京成田机场的候机大厅里，开着电脑，听一个香港认识的朋友推荐给我的一首歌。那是赵传的《成全》。那时候，为赵传极有爆发力的声音倾倒。现在忽然想起那样的歌词，似乎也比以往，更加懂得那位朋友。

歌中，赵传唱道：

理直气壮的年代，我们很相爱。
青春年少早不在，我们很精彩。

这些天来，个人的过往和集体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即使我想屏蔽那种发生在自己身上老去的严酷，却无法不正视公共空间中，对于过去二十年的反思和纪念。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某个汴大教员的博客上，关于二十五楼即将拆除的消息。我把他亲自拍摄的二十五楼的照片逐一下载到电脑里，默默浏览。生平第一次，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再不是课本里抽象的数字和课本外的种种“不可言说”。历史，是光阴在我个人身上的照射和反射。

二十五楼是汴大正南门内右手边的第一栋筒子楼。八十年代末，它是文科博士生宿舍。当时学校的安排是两个学生一间十平米的小屋。父亲的室友家在北京，从不来住，于是这小屋，成了我童年多次来北京探亲的临时小家。


六七岁时候的记忆，仅是由不连贯的片断组成。当我调动身体的所有器官去回忆那些模糊的年月，我仿佛看到光线昏暗的楼道，以及朝西的窗子在夏天午后有白花花的光；我仿佛闻见走廊里一种只有学生筒子楼才有的霉褥气味，以及父亲房间里“爸爸的味道”。我好像听见谁在进楼门的过道里唱歌、大声打招呼，或者楼外面树上没完没了的“知了——知了——”。

记忆中的一切，在后来的回忆里，渐渐被重新剪辑、加工、删节，穿成串，最后成为一个前后连贯的文本。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最早是什么时候来过二十五楼，也不记得最后一次住是在哪一年，但我只要一闭上眼，就能看见一个瘦高个、卷发、蛤蟆镜的叔叔，把一条白色的纸带绑在额头，上书三个字：“傻博士”。接着，他和几百个有说有笑的青年一起，跨上破烂的二八自行车，浩浩荡荡地骑出南门，往东行去了。


多年以后，我才能够把头脑中这个清晰有趣的镜头，镶嵌到动辄以十年、百年为单位的宏大历史叙事里面去。然而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镜头，如此执着地印留了下来。现在看来，它并不激烈、也没有什么特别，甚至很不起眼。

对于个人来说，衡量一件事情在他生命里发生的是不是足够早，可以看他对于那件事的陌生程度。很多事情，我虽然还能想得起来，可恍惚间，好像也无法证明他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那，会不会只是我午睡醒来，记住的梦境呢？

幸好，还有很多旁证、佐证存在，使我大抵相信，支离破碎的记忆，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我觉得这种对于过去的确定感，十分珍贵。长久以来，我总觉得，这个社会对于记忆的处理过于单一，过于依赖话语、演绎、和理论。话语剖析到了极致，我只觉得一切都是虚假。唯独私人的过往，埋在心里，刻在骨头里，长在皮肤里，随时随刻，嗅得到，触得着。即使一切沉冤昭雪，一切正义伸张，痛还在，芒刺还在，甜美也还在。跟随人一辈子。

原来，身体，也是有记忆的。

我常想，或许对于群体来说，纲领比物质长寿。可是对于一个人，肉身，恐怕比语言倔强。

也是最近，我忽然发觉十年、二十年，比我想象的要快。一个人能有几个最好的十年、二十年？其实就像一列不知道目的地的火车，加速前进，经过的越来越快，错过的，越来越多。原来我们，只有一次二十岁，一场年轻，一个初恋爱人。

我将怎样面对不能逆转的老去？我将怎样面对终将遗忘的记忆，包括那个存在了这么多年依然清晰地梦幻镜头？我和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看似不着边际，可有时候它们却左右了日常生活的每一次选择。

因为上述种种，我要把二十五楼的样子好好看一看。它属于我，但不光光属于我，它是一段重要的记忆。

悲情城市二十载

「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 郭章垣 宜蘭醫院院長 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之一



六一这天，在大银幕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


1945年，台湾脱离日本殖民，交由国民政府管治。

1947年，陈仪政府因私烟事件与民众爆发冲突，为平息乱局，向蒋介石请示，从大陆调兵，镇压群众，捕杀知识分子。

1987年，解禁之后的台湾发起各种平反228的运动。

1989年，吴念真、朱天文编剧，梁朝伟出演的《悲情城市》上映，因为夺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而免遭删节、审查。

1995年，李登辉代表政府向228事件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行政院成立228事件纪念基金会。

1996年，台北市长陈水扁宣布设定228事件纪念日，228主要发生地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

2008年，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成立。

从事件发生到此时，正是一个甲子的轮回。


另，Zhiying的文章，于我心有戚戚。

她说，“人向死而在，不仅是意识到自己的必死和生命的有限，也是意识到前人的死亡和自身生命延续的关系。在对历史的纪念中挑起未来的重担，踏着沉重而坚实的脚步在 最日常的当下行走——那是在乡间为祖国的未来教学耕田的宽荣，那是从见证狱友被杀到最后从容面对缉捕的文清，那是默默支持丈夫和兄长、将与儿子相依为命的 宽美，那是小白花所承载的、侯孝贤镜头中的生命。”

全文在此

小说连载：老牛嫁女-14

[写完这一节，我确定了两件事情：1。这个小说现在的题目，一定只是个为防抄袭而设置的working title而已了。就像李安拍《色戒》的时候说偏说那是《老易的故事》。2。我写作的动机大部分就是一种强烈的有话要说的表达欲——表达欲战胜了任何对形式的追求，和对读者的取悦。恩，就是酱紫滴 - -b]

自从想起了“天生胆小”的出处，牛一萌就开始莫名怀念九十年代。一口气买碟看了彦小追的《天生胆小》、米家山的《顽主》、张暖忻的《北京你早》，又在网上复习了基本仅对其主题歌有印象的《过把瘾》、《爱你没商量》、《编辑部的故事》。她的收获有三。

一、过去的电视剧可真短。

二、和如今甜腻腻粉扑扑的腕儿们相比，90年代初的文艺界显然是丑男当道、泼妇横街，甭管生得多闭月羞花，嘴上没把上了堂膛的“五四”，您都不好意思出来行走江湖。

三、以王朔为首的新北京话写作基本统治了通俗文化事业，知识分子在经历了1919年以来的第N次内部决裂兼集体幻灭之后，忽然就一股脑想开了，头也不回地扑进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踉踉跄跄遭遇世界，老老实实改造自我。既然上不了九天揽月，大家索性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里捉鳖。

牛一萌不禁觉得唏嘘。当然，她是很容易就唏嘘的人，所以难免常显矫情。不过，她是实打实对上一辈经历过的巨大幻灭报着强烈同情的。她甚至有点庆幸自己生得晚，打从记事起，便不曾当真充盈过什么理想，故也谈不上任何落寞。爱国主义电影展播教育她要“革命不怕流血牺牲”，于是那些渣滓洞、老虎凳、辣椒水的质感画面烙进脑子里，仿佛咆哮着说：“革命太疼了，还是赖活着好”；“ 向雷锋同志学习”没几年就迎来了“离开雷锋的日子”，她于是了解到，若有人在马路上被撞，最好别第一个冲上去，否则被诬陷成肇事者的几率很高，闹不好要抵 命；“以英雄少年赖宁为榜样保护公共财产”的口号没来得及贯彻，她就隐约听说赖宁是个不听妈妈话、调皮捣蛋捅马蜂窝的坏小孩儿，而真正为人称道的，是另外 “十个救火的少年”。她还没到献血年龄，国家的血库里就查出了HIV病毒；她还没够钱捐给失学儿童，希望工程就出现了重大贪污。中学时代由于道听途说，曾 一度对上街游行很向往，后来分分钟见识到长她几岁的哥哥姐姐们一边背托福GRE，一边喊打倒克林顿，心下说游行也不过如此，罢了罢了。

人生识字忧患始——牛一萌从小长这么大，最大的忧患，不过是考试得不了第一名而已。她安慰自己想，毕竟，高中那脾气火爆的数学老师说了，“对于咱们大家这种一无权，二无钱的工薪阶层子女，高考，已经是全中国最公平，最透明的竞争了。你们不好好珍惜这机会，还想怎样？”

于是，一路考考考，她得以以二十五岁高龄端坐在象牙塔顶端某阴凉处，饱食终日，料得自由花开花落，颦笑经年，满随天下风卷云舒。

她学的是社会学，经验研究，却理论先行，什么都是隔了一层。她有时候怀疑自己这般端着、隔着，冷眼着，鄙夷着，高高挂起着，会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飘，冷不丁一阵风吹来，给她吹到天上去，僵成一个打坐的姿势，真的升了仙。神仙好，可是神仙要梳裹风鬟雾鬓，空阔无边中，俯视尘凡，远离烟火人间。远离烟火人间，那，又是她经受不起的。

为 了不至于升仙，牛一萌给自己找了一些“社会活动”，其实不过就是多听听讲座，参加参加各种读书会而已。来回来去，还是理论先行。这天下午，她来到近 几年很有些名气的书社，听一个近几年很有名气的学者的讲座。她，倒不是图个名气。相反，这书社以立场鲜明，观点偏激出名，虽然不乏真豪杰，也着实不少伪君 子和下三滥。不爱站队的牛一萌每次来这里听讲座都很磨不开，生怕被人看见，以为自己投靠了该阵营似的。不过，毕竟是好奇心重，想事情较真儿的主儿，该来的 时候，她还是不含糊的。

主讲人在当代文化批评界名气很大，早年间就聪颖过人，后来远赴重洋，一派西式学人风范。牛一萌虽然一向有些抗拒文化研究的路数，但这位的著作，倒是读过不少。今天的讲座由本雅明和他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说开去，落在重读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文化、形式、美学、第二层的意义、原型、布尔乔亚式生活、波德莱尔、欲望、想象、恋物癖……台上，言语的砖瓦构建起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巴黎；台下，牛一萌仍然沉浸在一百年后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有一刻，她觉得写在书里的巴黎并非异邦，它一早潜入那些谙熟于心的理论，在每一个文本罅隙里呼之欲出；而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都，却是如此陌生，因为那些陈腔滥调的宏大叙事，总不能熨贴地勾勒她对它的感受。另一刻，她又觉得那些煞有介事的学术词藻听来如此隔膜，倒是那个她不曾真正意义上在场过的90年代，在今天倍感熟稔。

一下子，牛一萌陷入频繁的时空交错，言语层叠中，感到恍惚不已。讲座结束，人们散去，她仍然坐在椅子上，脑纵一阵阵晕眩。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她一下。她“啊”一声，仿佛从梦中惊醒。

“程泗梁？你也来了？”——牛一萌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见爸爸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