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

解释：

我不能回复留言。所以大家如果在留言中问问题，我只能在下一边entry里回复。回上一篇的留言：我写blog从不字斟句酌，不过，写完以后会检查错别字，通常有很多很多。

又是八月雨

八月的第一天就下雨。傍晚的时候云很低，压在头顶，像撕碎了的旧棉絮，填充过哪只过气的玩偶。

记忆中这已经是第三次写八月和雨。第一篇叫《八月听雨赤壁》。那是十六岁的情怀，错把霖铃以为成滂沱。

人世有多少这样的误解呢。放在百代过客的旅途里，欢笑哭泣，都是很低很低的呻吟，一如沧海中每一个浪花和漩涡，多少翻覆湍急，终于触碰到岸，旋而死在可以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而已。

行路难，美人如花隔云端。踏遍平生屐，给人看见的是一深一浅的脚印，看不见的，是炎凉中的醉醒。

我可以用笔向你讲述风景，只是讲得出的风景，就成了你的风景。

我讲不出我的心情。它将成为没有人知道的秘密，它将成为撕碎的棉絮，蒸腾的浪花，第一声杜宇带来的春晓，在文字里失踪，在目光里还魂。

看得见七种绿色的画家，是最孤独的诗人。

又是八月雨

八月的第一天就下雨。傍晚的时候云很低，压在头顶，像撕碎了的旧棉絮，填充过哪只过气的玩偶。

记忆中这已经是第三次写八月和雨。第一篇叫《八月听雨赤壁》。那是十六岁的情怀，错把霖铃以为成滂沱。

人世有多少这样的误解呢。放在百代过客的旅途里，欢笑哭泣，都是很低很低的呻吟，一如沧海中每一个浪花和漩涡，多少翻覆湍急，终于触碰到岸，旋而死在可以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而已。

行路难，美人如花隔云端。踏遍平生屐，给人看见的是一深一浅的脚印，看不见的，是炎凉中的醉醒。

我可以用笔向你讲述风景，只是讲得出的风景，就成了你的风景。

我讲不出我的心情。它将成为没有人知道的秘密，它将成为撕碎的棉絮，蒸腾的浪花，第一声杜宇带来的春晓，在文字里失踪，在目光里还魂。

看得见七种绿色的画家，是最孤独的诗人。

还要继续写博客

还要继续写博客



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继续用blogspot，由于怕这个方法被“墙”，先不透露了。反正能看见这篇entry的人也都不需要翻墙。

蒋梦麟回忆录《西潮》里，讲到平津学生由长沙迁往昆明组成后来的西南联大时，有这样一段话：“从长沙西迁昆明是分为两批进行的：一批包括三百左右男生和少数教授，他们组织了一个徒步旅行团，从湖南长沙穿越多山的贵州省一直步行到云南的昆明，全程三千五百公里，约合一千一百六十里，耗时两月零十天。另外一批约有八百人，从长沙搭被炸得疮痍满目的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由广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海防，然后又从海防搭滇越铁路到达昆明。他们由火车转轮船，再由轮船转火车，全程约耗十至十四天，视候车候船的时日长短而有不同。另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学生则留在长沙，参加了各种战时i机构。”



读到“一批包括三百左右男生和少数教授……组织了一个徒步旅行团”，犹感悲壮，在公车上几欲泪下。忽而想起《围城》里方鸿渐一行跌跌撞撞赶路赴湘的情形。那时候只注意到了李梅亭的滑稽猥琐，忘记了真实世界的境况，辛酸是底色，逸趣不过点缀尔。



然而还是要前行。近代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屈辱和冲撞，有一批倔强的书生，从未停止行走与呼号。这行走不是比喻，是动真格的。



蒋梦麟是胡适同学，同在杜威门下，在北大二十年，是历任校长中任期最长的。论起来，他是蔡元培的学生，经历了最跌宕起伏的岁月。这部书在抗战最艰苦时候防空警报中写就，为了易辨认字迹，初稿是英文。蒋的文笔很有意思，算不上上乘文学，也不是一派学者风范，行文间颇有对老本家的委员长“溜须拍马”之嫌。看起来，倒像一个传统士大夫“浮生六记”的调子。他的性格一定有梦幻的一面，往往写完严酷波折的家国命运，就穿插上一段“月明星稀，清风徐来”的叙景抒怀，仿佛连续封闭的思路，忽然有气泡逸出，飘散开来，不知其所终。



值得翻翻。



另外，有朋友问起来《老牛嫁女》是否还在写。是的。一定会有始有终的。

blogging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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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不再理直气壮地年轻

美国两年，似乎时光是静止的。我现在住的小楼窗外，有几株大树，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小鸟就开始啁喳不停，松鼠也苏醒了，在树枝、屋檐、和窗台间跳来跳去，吃早餐，洗脸、臭美。坐在屋里看书，视野可以延展到门前的“大学道”。一天里的大多数时间，这条单行道车辆稀疏，没有什么鸣笛。行人在午后脚步轻悄地走过，仿佛是怕打扰我的邻居，那个研究斐济岛的老爷爷，马歇尔.萨林斯。

住在这里，我每天遵从着一样的生活节律，吃样式无差的饭菜，去同一个咖啡店买咖啡，读天天准时来的纽约时报，收到朋友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明信片，隔几周承担一次小楼的固定值日。寒来暑往，我好像一个农耕社会的收租婆，守着自己的小天地，拥有一些小财产，生活一无进展，却也没有任何流失。

然而近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让我猛然意识到，原来时间永是流逝，误会了的，是我一个人而已。偶尔伏案久了，肩肘会有酸疼；看电脑多了，眼睛感到涩。试图像本科那样熬夜，明白这无异于慢性自杀。认识了越来越多生于八十年代后几年和九十年代初的朋友，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仍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但却不再理直气壮地年轻。

2005年的8月3号，我在东京成田机场的候机大厅里，开着电脑，听一个香港认识的朋友推荐给我的一首歌。那是赵传的《成全》。那时候，为赵传极有爆发力的声音倾倒。现在忽然想起那样的歌词，似乎也比以往，更加懂得那位朋友。

歌中，赵传唱道：

理直气壮的年代，我们很相爱。
青春年少早不在，我们很精彩。

这些天来，个人的过往和集体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即使我想屏蔽那种发生在自己身上老去的严酷，却无法不正视公共空间中，对于过去二十年的反思和纪念。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某个汴大教员的博客上，关于二十五楼即将拆除的消息。我把他亲自拍摄的二十五楼的照片逐一下载到电脑里，默默浏览。生平第一次，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再不是课本里抽象的数字和课本外的种种“不可言说”。历史，是光阴在我个人身上的照射和反射。

二十五楼是汴大正南门内右手边的第一栋筒子楼。八十年代末，它是文科博士生宿舍。当时学校的安排是两个学生一间十平米的小屋。父亲的室友家在北京，从不来住，于是这小屋，成了我童年多次来北京探亲的临时小家。


六七岁时候的记忆，仅是由不连贯的片断组成。当我调动身体的所有器官去回忆那些模糊的年月，我仿佛看到光线昏暗的楼道，以及朝西的窗子在夏天午后有白花花的光；我仿佛闻见走廊里一种只有学生筒子楼才有的霉褥气味，以及父亲房间里“爸爸的味道”。我好像听见谁在进楼门的过道里唱歌、大声打招呼，或者楼外面树上没完没了的“知了——知了——”。

记忆中的一切，在后来的回忆里，渐渐被重新剪辑、加工、删节，穿成串，最后成为一个前后连贯的文本。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最早是什么时候来过二十五楼，也不记得最后一次住是在哪一年，但我只要一闭上眼，就能看见一个瘦高个、卷发、蛤蟆镜的叔叔，把一条白色的纸带绑在额头，上书三个字：“傻博士”。接着，他和几百个有说有笑的青年一起，跨上破烂的二八自行车，浩浩荡荡地骑出南门，往东行去了。


多年以后，我才能够把头脑中这个清晰有趣的镜头，镶嵌到动辄以十年、百年为单位的宏大历史叙事里面去。然而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镜头，如此执着地印留了下来。现在看来，它并不激烈、也没有什么特别，甚至很不起眼。

对于个人来说，衡量一件事情在他生命里发生的是不是足够早，可以看他对于那件事的陌生程度。很多事情，我虽然还能想得起来，可恍惚间，好像也无法证明他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那，会不会只是我午睡醒来，记住的梦境呢？

幸好，还有很多旁证、佐证存在，使我大抵相信，支离破碎的记忆，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我觉得这种对于过去的确定感，十分珍贵。长久以来，我总觉得，这个社会对于记忆的处理过于单一，过于依赖话语、演绎、和理论。话语剖析到了极致，我只觉得一切都是虚假。唯独私人的过往，埋在心里，刻在骨头里，长在皮肤里，随时随刻，嗅得到，触得着。即使一切沉冤昭雪，一切正义伸张，痛还在，芒刺还在，甜美也还在。跟随人一辈子。

原来，身体，也是有记忆的。

我常想，或许对于群体来说，纲领比物质长寿。可是对于一个人，肉身，恐怕比语言倔强。

也是最近，我忽然发觉十年、二十年，比我想象的要快。一个人能有几个最好的十年、二十年？其实就像一列不知道目的地的火车，加速前进，经过的越来越快，错过的，越来越多。原来我们，只有一次二十岁，一场年轻，一个初恋爱人。

我将怎样面对不能逆转的老去？我将怎样面对终将遗忘的记忆，包括那个存在了这么多年依然清晰地梦幻镜头？我和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看似不着边际，可有时候它们却左右了日常生活的每一次选择。

因为上述种种，我要把二十五楼的样子好好看一看。它属于我，但不光光属于我，它是一段重要的记忆。

悲情城市二十载

「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 郭章垣 宜蘭醫院院長 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之一



六一这天，在大银幕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


1945年，台湾脱离日本殖民，交由国民政府管治。

1947年，陈仪政府因私烟事件与民众爆发冲突，为平息乱局，向蒋介石请示，从大陆调兵，镇压群众，捕杀知识分子。

1987年，解禁之后的台湾发起各种平反228的运动。

1989年，吴念真、朱天文编剧，梁朝伟出演的《悲情城市》上映，因为夺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而免遭删节、审查。

1995年，李登辉代表政府向228事件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行政院成立228事件纪念基金会。

1996年，台北市长陈水扁宣布设定228事件纪念日，228主要发生地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

2008年，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成立。

从事件发生到此时，正是一个甲子的轮回。


另，Zhiying的文章，于我心有戚戚。

她说，“人向死而在，不仅是意识到自己的必死和生命的有限，也是意识到前人的死亡和自身生命延续的关系。在对历史的纪念中挑起未来的重担，踏着沉重而坚实的脚步在 最日常的当下行走——那是在乡间为祖国的未来教学耕田的宽荣，那是从见证狱友被杀到最后从容面对缉捕的文清，那是默默支持丈夫和兄长、将与儿子相依为命的 宽美，那是小白花所承载的、侯孝贤镜头中的生命。”

全文在此

小说连载：老牛嫁女-14

[写完这一节，我确定了两件事情：1。这个小说现在的题目，一定只是个为防抄袭而设置的working title而已了。就像李安拍《色戒》的时候说偏说那是《老易的故事》。2。我写作的动机大部分就是一种强烈的有话要说的表达欲——表达欲战胜了任何对形式的追求，和对读者的取悦。恩，就是酱紫滴 - -b]

自从想起了“天生胆小”的出处，牛一萌就开始莫名怀念九十年代。一口气买碟看了彦小追的《天生胆小》、米家山的《顽主》、张暖忻的《北京你早》，又在网上复习了基本仅对其主题歌有印象的《过把瘾》、《爱你没商量》、《编辑部的故事》。她的收获有三。

一、过去的电视剧可真短。

二、和如今甜腻腻粉扑扑的腕儿们相比，90年代初的文艺界显然是丑男当道、泼妇横街，甭管生得多闭月羞花，嘴上没把上了堂膛的“五四”，您都不好意思出来行走江湖。

三、以王朔为首的新北京话写作基本统治了通俗文化事业，知识分子在经历了1919年以来的第N次内部决裂兼集体幻灭之后，忽然就一股脑想开了，头也不回地扑进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踉踉跄跄遭遇世界，老老实实改造自我。既然上不了九天揽月，大家索性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里捉鳖。

牛一萌不禁觉得唏嘘。当然，她是很容易就唏嘘的人，所以难免常显矫情。不过，她是实打实对上一辈经历过的巨大幻灭报着强烈同情的。她甚至有点庆幸自己生得晚，打从记事起，便不曾当真充盈过什么理想，故也谈不上任何落寞。爱国主义电影展播教育她要“革命不怕流血牺牲”，于是那些渣滓洞、老虎凳、辣椒水的质感画面烙进脑子里，仿佛咆哮着说：“革命太疼了，还是赖活着好”；“ 向雷锋同志学习”没几年就迎来了“离开雷锋的日子”，她于是了解到，若有人在马路上被撞，最好别第一个冲上去，否则被诬陷成肇事者的几率很高，闹不好要抵 命；“以英雄少年赖宁为榜样保护公共财产”的口号没来得及贯彻，她就隐约听说赖宁是个不听妈妈话、调皮捣蛋捅马蜂窝的坏小孩儿，而真正为人称道的，是另外 “十个救火的少年”。她还没到献血年龄，国家的血库里就查出了HIV病毒；她还没够钱捐给失学儿童，希望工程就出现了重大贪污。中学时代由于道听途说，曾 一度对上街游行很向往，后来分分钟见识到长她几岁的哥哥姐姐们一边背托福GRE，一边喊打倒克林顿，心下说游行也不过如此，罢了罢了。

人生识字忧患始——牛一萌从小长这么大，最大的忧患，不过是考试得不了第一名而已。她安慰自己想，毕竟，高中那脾气火爆的数学老师说了，“对于咱们大家这种一无权，二无钱的工薪阶层子女，高考，已经是全中国最公平，最透明的竞争了。你们不好好珍惜这机会，还想怎样？”

于是，一路考考考，她得以以二十五岁高龄端坐在象牙塔顶端某阴凉处，饱食终日，料得自由花开花落，颦笑经年，满随天下风卷云舒。

她学的是社会学，经验研究，却理论先行，什么都是隔了一层。她有时候怀疑自己这般端着、隔着，冷眼着，鄙夷着，高高挂起着，会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飘，冷不丁一阵风吹来，给她吹到天上去，僵成一个打坐的姿势，真的升了仙。神仙好，可是神仙要梳裹风鬟雾鬓，空阔无边中，俯视尘凡，远离烟火人间。远离烟火人间，那，又是她经受不起的。

为 了不至于升仙，牛一萌给自己找了一些“社会活动”，其实不过就是多听听讲座，参加参加各种读书会而已。来回来去，还是理论先行。这天下午，她来到近 几年很有些名气的书社，听一个近几年很有名气的学者的讲座。她，倒不是图个名气。相反，这书社以立场鲜明，观点偏激出名，虽然不乏真豪杰，也着实不少伪君 子和下三滥。不爱站队的牛一萌每次来这里听讲座都很磨不开，生怕被人看见，以为自己投靠了该阵营似的。不过，毕竟是好奇心重，想事情较真儿的主儿，该来的 时候，她还是不含糊的。

主讲人在当代文化批评界名气很大，早年间就聪颖过人，后来远赴重洋，一派西式学人风范。牛一萌虽然一向有些抗拒文化研究的路数，但这位的著作，倒是读过不少。今天的讲座由本雅明和他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说开去，落在重读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文化、形式、美学、第二层的意义、原型、布尔乔亚式生活、波德莱尔、欲望、想象、恋物癖……台上，言语的砖瓦构建起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巴黎；台下，牛一萌仍然沉浸在一百年后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有一刻，她觉得写在书里的巴黎并非异邦，它一早潜入那些谙熟于心的理论，在每一个文本罅隙里呼之欲出；而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都，却是如此陌生，因为那些陈腔滥调的宏大叙事，总不能熨贴地勾勒她对它的感受。另一刻，她又觉得那些煞有介事的学术词藻听来如此隔膜，倒是那个她不曾真正意义上在场过的90年代，在今天倍感熟稔。

一下子，牛一萌陷入频繁的时空交错，言语层叠中，感到恍惚不已。讲座结束，人们散去，她仍然坐在椅子上，脑纵一阵阵晕眩。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她一下。她“啊”一声，仿佛从梦中惊醒。

“程泗梁？你也来了？”——牛一萌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见爸爸的学生。

不能被定义的情感

摘自2009年4月14日 日记

那么，那些不能被归类和定义的片段如何收场？

即使是像《廊桥遗梦》这样不完整的浪漫爱情故事，也有它固定的类型。在它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感动了无数人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类型。而像《青梅竹马》里的侯孝贤和蔡琴（阿隆和阿贞），你说他们之间是爱吗？是罗曼蒂克之爱？友伴之爱？抑或亲情？似乎无法用一个或几个标签去下定义。我在想自己年少成长中那些想的夜，念的云。

比如山中的七月流火，湖畔的黄昏雨，小溪水倒影的繁星，白雪覆盖的沙滩，或者高原的油菜花，异国的便利店，乃至Pasadena的平安夜，长沙湾的鱼肚白。都是不能被定义的，没有原型的生命过程。他们不是主题曲，却在我生命的流淌里，波光粼粼。Prototype的霸权在于，那些被排除在其外的万象，都在失了焦的回忆里，黯然收场。虽然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某年某月某一天某一条国道午后树荫中洒下的阳光更灿烂，没有什么时刻的我，比那天更年轻。

当我经历那一切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年华的永逝，比想象中还要快，青春比祈求的还要平淡。

转头看学术研究，总是竭力把可以聚敛的琐碎整合成概念、理想型、理论……然而总有些什么，在话语的缝隙中遗落。正如日复一日中，那些沉默的脸，并不芬芳的花开。独自消长，无人知晓。

拖延症也是一种反抗

昨天和志莹谈到吉林化纤集团1000多名工人集体中毒事件，她的一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她说对该事件，官方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工人其实是因为癔症作怪，而非真的有生理上的中毒。这种“中毒”，在志莹看来，如果主因真的不是生理中毒在先，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工人阶层对于制度的身体化的反抗。所谓身体化，我的理解有两个要点，一，当事人的不适感受集中在肢体；二，这种不适的感受在客观上造成对于制度的消极抵抗，但是当事人是不自知的——即，他们不是故意操纵自己的肢体，而只是单纯地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没有自主反抗的意识。

这次谈话对我的启发，就是让我进一步反思困扰我已久的拖延症（ｐｒｏｃｒａ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的问题。其实早在我发现拖延症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错的，仅仅是个体么？

如果说拖延症是一种个体对于稳定的社会制度不适的表现，那么粗暴地说，拖延症患者就是社会的ｌｏｏｓｅｒ，是过不了多久就会被社会淘汰的ｏｕｔｌｉｅｒ。问题如果这样简单，那么也的确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讨论的余地。

可是，据我观察，拖延症从程度严重到轻微，广泛地分布于我周围的人群。而且从年龄上来说，也是有老有少。豆瓣上有一个“我们都是拖延症小组”，据我观察，参与者很多是资质甚优，生活一帆风顺的都市青年，用个时髦说法界定，也算是后革命时代中国的新兴城镇中产阶层。另外，在ｔｗｉｔｔｅｒ上，畅销书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ｅｓｓ, the Zen Habit的作者Leo Babauta也在日夜孜孜不倦地探讨拖延症、时间管理等问题，从者近两万。

可见，拖延症并不是looser的专利，受其“困扰”的人很多，分布很广，其中不乏社会的中坚。而所谓中坚，在我看来，其实就是那些尝到现有制度甜头比较多的人，例如都市白领、大学研究人员，以及其他在高度制度化的领域拿一份稳定薪水的人。这些人生活质量相对高，但是代价就是被异化的程度也高——要把自己的时间粉碎、锤炼、再加工、锻造成一个个块状物，嵌入财富、知识生产的巨型机器，最终得以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进入这样的游戏，人人是眼前挂着胡萝卜的驴子，耳边是不合作的猪只被宰割的声音，如此一来，不忍痛埋首前行也难。

那么，拖延症，就成了中坚分子们无意识反抗的武器，正如癔症之于化工厂的工人。这种消极反抗往往局限在一个制度可以容忍的程度——简单说，最后一分钟交报告公司不会倒，老板不会死，工资也不至于打了水漂——只是拖到最后总归不尽人意，于是干活的人与他所服务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张力，就永远不会消散。而这种张力的存在，作用在个体身上，是一种负罪感、快感并置的压力，作用在机构本身，就是个体对不合理的制度和机构的一种消极反抗。

都说工人阶级觉悟高，我想，在有明确的政治纲领驱动的工会中，工人的确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主动地跟不合理的剥削压榨抗争。但是，在一个普遍缺乏政治热情及工会组织的社会，尤其是在“尝到了甜头”的中产阶级中，如何能把无意识的抵抗转换成有建设性的行动力，就成了一个很难笼统概括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我的意识的，拖延症患者们，请不要太有负罪感，很多事情，我认为，不是一句“缺乏自律”就可以说清楚的。就像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太爱这个世界，如此用力，以致受伤，不是我的错。

我是北美猥琐女

在zr同学博客上看到一份似乎流传已久的《北美猥琐男事迹大曝光》 ，讲的都是些身在美、加的留学生怕花钱，想尽办法占别人、公共资源便宜的事情。不知道是真的还是编的——我猜，是根据真实生活加工而来，经过你一言我一语、添油加醋一番，越传越夸张。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很有趣。第一，如何理解“猥琐”这个词汇？当我也曾经信誓旦旦跟朋友讲“生平最厌北美猥琐男”的时候，我这个“猥琐”是什么意思呢？听众常以为我指的是那些形容邋遢、不修边幅、甚至对于女性言语轻佻、意旨暧昧的男同胞。其实呢，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甚至觉得男生不修边幅，爱讲黄段子，是一件加分的事情——倘使火候到了，这一类中的极品，就是放浪不羁、风流倜傥型的，当代令狐冲哦。当然，对女士言语越界，有性骚扰之嫌的，要另当别论。

那么，我说的北美猥琐男，其实是指意识形态方面的狭隘守旧，比如盲目粪青、极端民族主义、常犯粗俗社会达尔文主义错误、常以一句“你们文科生比较高深”寒暄，实则骨子里是极端轻视人文社科、极端大男子主义……这是我认为的猥琐。或者真是我用词不当，因为根据这份《北美猥琐男事迹》里的描述，大多数人讲的猥琐，是比较自私、小气、寒酸的意思。

第二个我觉得有趣的是，为什么只有“猥琐男”事迹，没有“猥琐女”事迹呢？可能是留学生中女性人数相对较少，样本量不足，忽略不计？还是女生，象公认的那样，更会入乡随俗，更快地融入异文化的社会习惯中去，而避免了传闻中罗列的种种“失范”行为呢？我个人猜测，或许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吧。

今天我重点想说的是，我觉得这个“猥琐”的问题，要审慎的看。近来遇到好几件事情，都让我觉得，海外同胞常有“内部歧视”的现象。比如前两天一同胞初到芝加哥，在中国城买手机遭骗，就气哄哄地跑到各大学中国学生的mailing list上面，把自己的遭遇广而告之——从消费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讲，这无可非议——有意思的是，随后马上就有另一同胞跟进邮件，以偏概全地，把全体唐人街的商家骂了一遍，说他们素质低下，是海外华人里的败类。出此言者自己是芝加哥某所大学商学院的“精英”，似乎言外之意，就是来到美国，若不幸进不了“高尚阶层”而沦落于手工劳动者云集的唐人街，就是十分不堪的。

此种见闻，不需我赘言，有海外生活经历的华人，肯定都有体会。今天的“猥琐男”帖子，难道不也是如此么？我们，我承认包括我自己，在传看、议论这些“猥人琐事”的时候，不是抱着一种嘲笑、不屑、事不关己的冷淡，就是抱着一种愤怒、感到羞辱的怨恨——觉得“中国人的脸都被他们丢尽了”。当然，他们的所做所为，如果传闻杜撰的成分不太大的话，的确有许多越界的地方。例如在中餐馆冒充服务员拿取客人留在桌子上的消费，或者仿制门卡以混入免费餐厅吃饭，或者把自家产生的垃圾投入别人的垃圾箱以逃避缴费————这应该已经触动法律了。

可是反思我自己，谁敢说自己，(尤其刚来国外对价格差不适应的时候)，从没有为了省钱、图便宜、或者图省事，而去吃教会餐、拿免费用品、蹭廉价货物呢？我承认我就为了省钱偷着去别的系打印readings，还总是有一种把别人不要的旧书放到亚马逊上卖掉的冲动！而这些所谓“猥琐男”，只不过是在同一逻辑下，把事情做得更极端、更夸张一些（当然犯法是不可以原谅的）。那么，我也应该是一个北美猥琐女了吧？各位看官中的许多，也被我“一棒子打死”了吧？

其实，仔细想想，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这么一回事：在一种文化、社会制度下，正常的事情，转嫁到另一个文化、社会制度下，成了没修养、没品味、甚至没道德——于是被污点化，被大家争相唾弃。从唾弃这种行为中，我们得以肯定自己的“正常”、“高尚”、“进步”、“文明”。

我不是说在中国，随便占小便宜、拿别人东西是潮流，我是觉得，我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还是遭遇过物质比较匮乏、欲望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阶段的，而我们的爷爷奶奶、父母，又是真正穷过来的一代。于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存钱、要节省、不能浪费。至少据我观察，在美国，很多和我一样，家境并不算太富裕的同学，还是继承了一种国内的消费观——那就是，能不消费的时候，就不消费。

我觉得这种消费观在更新一代看来可能很土。可我觉得这没什么丢人的。美国人是20世纪突然称霸以后，才爆发得不行，延续到今天，产生了很多奢华、铺张浪费的行为。可是他们的底色，也是清教徒的节俭度日。很多同学观察告诉我，美国人也喜欢蹭吃蹭喝，他们“猥琐”起来，也很“过分”。那么，何必把这种普遍的、有着充分合理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违法、不缺德的事情，形容的如此不堪呢？最后，还要把他特殊化到中国男性留学生的群体——这是不是也可以被一种最近很流行的名词——逆向种族主义——概括呢？

最后重申我的观点：入乡随俗、举止得体、不卑不亢——这些我都很赞成。但如果同胞中有“不得体”出现，我们也应该好好想想这背后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嘲笑和讽刺吧？！

始终匍匐着的现代人

今天在Redline站台上等车去chinatown。这条地上铁的路线和I-94高速公路平行。一条铁轨左右两侧是南北两个方向高速行驶的汽车，景象和噪音，都蔚为壮观。

我很少如此近距离地、相对静止地，观察高速路上的车辆。坐在车上不觉得，但现在，作为静止的观察者，那80mile以上的时速，可真不是盖的——嗖一下，一辆车就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在而今“多元文化”下的美国人真的已经成为了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超人——不但内裤可以外穿，而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位移到另一个地方。

现代性理论里总是强调自主性(autonomy)，这个词当然可以分很多层面说。不过，我觉得autonomy最好的实体化例子，就是以上描述的，个体相对迅速、自如的在物理空间的位移。所以，汽车才叫做auto-mobile嘛。

印象很深的另一个体现autonomy和其实现工具关系的例子，是电影西雅图不眠夜里面，Meg Ryan和Tom Hanks谈恋爱的始末。故事由Meg Ryan在高速公路上一边驾车一边听广播开始。这位就要给别人当新娘的美女，爱上了广播节目中丧偶中年男人Tom Hanks。于是，在“爱情”的召唤下，住在巴尔迪摩的Meg Ryan千里迢迢飞到西雅图，只为见上意中人一面。后来，两人因故未能相见，Tom Hanks的儿子自作主张从西海岸飞到纽约，最终戏剧化地使这一对儿在帝国大厦的楼顶上牵起了手。有意思的是，每次电影表现人物坐飞机，都是出来一个美国地图的动画，然后用一堆闪亮的小星星，串起来飞机那横贯美国大陆的辉煌路线。

一个千里寻情郎的故事，看似讲述浪漫感人的爱情，其实或许揭示的是这样一个现实：个体首先要消费得起那些能给与他们充分autonomy的工具，才能“消费”得起“爱情的浪漫”。一段看似由magic和天意注定的姻缘，背后其实要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身份作为支撑。如果男、女任何一方穷得连飞机票钱都出不起，谁又会在帝国大厦的观景台上遇到谁呢？影片中，Meg Ryan拒绝了给她买Tiffany钻戒的未婚夫，而一心想着远在西雅图的鳏夫，这仿佛强调了她的某种不屈于世俗的理想主义和自主性。其实，Tom Hanks的角色也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建筑师，本来在芝加哥生活，太太去世后，自己很难过，为了换心情，一拍屁股就带儿子搬到到了西雅图——在他们这样的人的爱情里，只需要考虑愿意不愿意，而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当然，更没有户口本和暂住证的问题。

今天特别感慨于此，还因为另外一个细节。Chinatown饭罢，和友人准备返回芝大。Chinatown在downtown和芝大之间，但是，如果我们要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就必须先搭北上的地铁去downtown，再乘6路公车回来。如此南辕北辙，原因是如果直接搭南下的地铁在55街转车，太危险——同行结伴五个人，也不敢冒这个风险。最后，大家嫌麻烦，还是叫了出租车——因为穷学生还不算社会的最底层，于是还是能消费一点儿autonomy的。

想起来我带胡洁游芝加哥，由于没有车，带来的种种不便和不安全感。想起来去年夏天很想在美国和一个朋友见面。后来由于我们俩都没钱买飞机票，至今未见。

现代性带来的神奇和方便，只适用于某一些群体。而对于另外很多人，不过是虚幻的承诺。然而这种虚幻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很难瓦解。刚才提到爱人在帝国大厦相遇——没有什么比作为现代性符号的摩天大楼更能代表这种浮夸而难以瓦解的幻象了——它们在空间上产生的奇异感和压迫感，超出了一个人日常生活所游弋的空间量度，让人不可能视而不见、无所触动。


下午站在红线站台上，顺着I-94车流的方向，正好可以看见downtown以sears tower为最高的楼群。911以后，sears tower回到了全美楼高no.1的位置。在等车无聊的时间，我有如下想法：

假如我是一个从南边的州一路开来的疲惫旅人，在进入芝加哥之前，遥遥地，看见这样一片平地而起的钢铁猛兽，我怎么可能不本能地感到精神为之一振呢？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我们始终有着一种本能的匍匐着的情感，不是么？

又及，究竟有多少所谓自由和自主，不过是由种种隐性的不自由、不自主，堆积起来的幻象呢？

你笑着迎上去

看过《天水围的日与夜》好几天了，像是吃了一种淡淡的茶，味道并无奇，然而满口余香，不能忘怀。

这故事简直没有什么情节。讲述住在香港新界天水围的两个小家庭的日常生活，一个大家庭三代人彼此间的关系，两个师奶的你来我往，一对母子的吃饭穿衣……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围绕一个人物，贵姐。

贵 姐看起来差不多五十出头的样子，在超市卖生果，是个徒手掰榴莲高手。她有一个老母亲，两个弟弟。十四岁出来做工，连供两个弟弟读书，把他们送进香港的 中产阶层，如今大弟住进匡湖居的豪宅，二弟的儿子去了美国念书。而她自己却早早死了丈夫，一个人拉扯孩子，住在天水围的廉租房。她儿子长得很清秀，名叫张 家安，会考刚结束，在家等放榜。

张家安是个宅男，不擅言辞，老妈说什么他都是“哦，哦”应声。但也算听话，换灯泡，送靓汤，老妈要帮忙，随叫随到。他在团契里面学到要体谅家人，他暗恋的人，是学校辅导处的密斯徐。

同 楼新搬来的一个阿婆，行为拘谨，不苟言笑，平日使钱算计到一分一毫。原来阿婆命运辛酸，女儿早逝，女婿再 娶，她只好搬出来，成为独居老人，十蚊牛肉炒芥兰，一餐当作两餐食，从天亮独坐到天黑。守着个电话，只想能听到外孙的声音。毕竟，那是这世上唯一的血脉 了。

故事就由这几个人物说开去，也没有太多波澜，不过是简短的话语，平常的表情，淡淡的交互。从一个七月的早晨开始，在中秋节的柚子香与煲蜡光里结束。是为日，与夜。

许鞍华的电影我看过不算全，《男人四十》、《女人四十》、《半生缘》，《天水围的日与夜》是第四部。其中我最喜欢要数《男人四十》和《天水围》。叫《男人四十》并不妥帖，我更喜欢它的英文，July Rhapsody ，一阙七月狂想曲。故事讲的是梅艳芳和林嘉欣两个女人在不同时空中，共享的同一种灵魂。有一个镜头，是张学友和林嘉欣走在动植物园的小径上，傍晚，风习习，火红的凤凰花摇摇曳曳探入镜头的一片蓝色里。我在那一刻爱上了这个叙事平淡而含蓄的导演，想起来她也和我一样，住过薄扶林道91号。未尝不是另一种时空交错，灵魂出壳。

如果说《男人四十》里，还能看出许鞍华许多刻意的笔墨，象一篇获奖的应试作文，那么《天水围》就成了心情日记，小散文，看过去，大段大段的白描。然而白描也是许鞍华的白描——好情致以及洗尽铅华的笔触——旁人不可学，也学不来。

于是，在《天水围》里，我看到种种细节不着痕迹地照应。也看到青菜炒蛋、报纸眼镜、短袜凉鞋、胶袋银包、单车背囊……诸多静物，在并不赘言的镜头里，成为光阴流转里的一帧帧画片。The way we are——天水围的英文名字更加直白地道出创作者的心意。是的，我就是喜欢这种平视生活的态度，因为它把每一个平凡的、善良的、卑微的人，都拍的极有尊严。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所谓人文导演的关怀，因为我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尊严不是来自导演的施舍，而是人物自己赋予自己的，谁也夺不去的力量。这种尊严在于，日子过得再清苦辛劳，清粥小菜也要嚼得有滋有味，一席麻将也会愿赌服输，不拒绝昂贵的礼物，不接受哪怕微薄的施舍。

走遍天涯，我看过太多趋炎附势的闹剧，人生得意的喧哗。深知道权力，是人与人之间最隐蔽却也最有效的杠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无法给自己生存的安全感。我本是一颗尘埃，怕有一天终因性格的缺陷，从云端坠入泥土，被人踩在脚下，翻滚，挣扎，粉碎，泯灭。

是《天水围》让我震撼和感动。原来，你是有选择的。

共赴和命运的对弈，也许输赢早已决定，而所谓尊严就是，在你知道自己不会被轻易放过的时候，仍然不愿意和棋——你笑着迎上去。

这趟旅途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

陈医生的《落花流水》

黄伟文作词有林夕的意思，但又不一样。




流水 像清得没带半颗沙
前身 被搁在上游风化
但那天经过那条堤坝
斜阳又返照闪一下
遇上一朵落花

相遇就此拥着最爱归家
生活别过份地童话化
故事假使短过这五月落霞
没有需要惊诧

流水很清楚惜花这个责任
真的身份不过送运
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

水点蒸发变做白云
花瓣飘落下游生根
淡淡交会过各不留下印

流水 在山谷下再次分岔
情感 渐化做淡然优雅
自觉心境已有如明镜
为何为天降的稀客
泛过一点浪花

天下 并非只是有这朵花
不用 为故事下文牵挂
要是 彼此都有些既定路程
学会洒脱 好吗

流水很清楚惜花这个责任
真的身份不过送运
这趟旅行若算开心
亦是无负这一生

水点蒸发变做白云
花瓣飘落下游生根
命运敲定了要这么发生

讲分开可否不再 用憾事的口吻
习惯无常才会庆幸
讲真天涯途上谁是客
散席时怎么分

流水很清楚惜花这个责任
真的身份不过送运
这趟旅行若算开心
亦是无负这一生

水点蒸发变做白云
花瓣飘落下游生根
淡淡交会过各不留下印
但是经历过最温柔共震

赤子

曲：罗大佑
词：林夕
原唱：娃娃

万紫千红地
走在大街小巷上
前尘黑白分明沿途飞扬

恍恍惚惚里
转换街边的灯光
岁月被冲洗的现场

欢笑泪影里
如今一样不一样
演奏是是非非交错的声响

日日夜夜
缩影了时光的肖像
找不到儿时的天堂

或许每颗心都有个难落土的根
埋藏着那不见影的原始的童贞
或许每个梦都深似血脉的泪痕
牵动每个赤子的灵魂

朦朦胧胧中
人潮稀稀疏疏间
仿佛像我但比我无忧的脸

清清楚楚的
难忘从前的从前
曾经是生命的焦点

明白虽明白
不论存在不存在
谁也离啊离不开的人海

相亲难相爱
仍然一代接一代
拥抱着陌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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