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挥手

“你是否看到我站在路旁，默默地，挥挥手，送你去远方。”

汪峰的《挥挥手》，莫名地喜欢，有想跟着起舞的冲动。

一改他往日的纠情结怨，特别适合在这似醒非醒的春天里听。

才发现汪峰鼻音好重啊。

长像那么斯文，心态那么纠结——

是不是巨蟹男都这样啊，汪峰，老罗，小李，XX, XXX,哎呀。

喔，还有李健+汪峰合唱版，太美妙啦。

"我们也要用板儿砖把他们给拍出去"

"我们也要用板儿砖把他们给拍出去"——

出租车里正放电台评论节目，话说中服地块推迟拍卖，"分析家们"对此事态度暧昧。主持人颇为不屑，当他评论“分析家”的时候，来了这么一句。

真是京味儿十足，配上今儿的黄沙天儿，嘿，绝了。

北京的陌生人

《祖国的陌生人》，许知远的新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只瞅见它已经在楼下书店的排名小黑板上爬得老高。

我彻底成了个北京的陌生人。这种陌生感并不随着时间的衍进而减弱，很有可能还增加了。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还在固执地用各种方法与周围生活保持距离，好像警惕某种腐蚀。我排除万难地翻墙，上twitter，写blogspot，正像zr说的，换了他，他是断然不会这么执着的。

北岛有句诗我很喜欢，“从许多路口我们错过，却在一片沙漠中相逢。”

是，到头来，别人所珍视的，我放弃了太多；别人不解的，我依然舍不得。

星期二傍晚去翠宫饭店给HJ捎东西，然后慢慢沿着知春路走到黄庄。路过附中门口的时候，我鼓足勇气往大门的方向迈了几步。迎头赶上放学的娃娃，穿着让人心碎的蓝校服。带着牛仔皮帽的体育吴老师，大步流星朝这边走来。他虽然没有教过我，但一直做体育教研组组长，《第三军团》电视剧里，他还客串了一个角色。

我一下子扭开头，转过身，跑掉了。

无法面对，还是无法面对。

天黑的时候走进黄庄的麦当劳，吃了一个甜筒，手里握着一杯咖啡。

好像十年前的那些个午后，想起一张张年轻的脸，尤其M，你陪我来喝咖啡的次数最多。

十字路口好像和从前没有差别。那只是好像罢了。麦当劳正当前儿多了一个地铁出口，海淀医院新楼起来了，海淀影剧院更花里胡哨了。马路南北，连03年后才有的味多美面包房，都对着脸儿开了两家。

人大附中修得越来越像一所大学。它周围的奥数补习学校越来越像公司。哦，不对，本来就是公司么。

在香港的时候，我曾经畅想过无数次回来的情形。归来时的黄庄，归来时的万柳，归来时的五道口，归来时的某园。

真的归来后，我已经丧失那样的思念很久了。也许跟不是衣锦还乡有关。

重新爱上一个地方挺难，正如重新爱上一个人，特别如果是离了婚的初恋。

心里的沟沟壑壑还在，可你俩已经蹉跎了多少月涌大荒流呀。

上一帖不是瞎转的，那正是我每天所接触到的社会现实。刚才，爸爸生病以来第一次，我在他面前哭出了声，现在很后悔，要知道他特严重那会儿我都没当面掉过泪，可刚才居然因为说道官僚的溃败，难受得掉泪了。我真恨他们啊，拿着民脂民膏换来的钱，坐在办公室里不作为，纠结于几个词藻的政治正确性，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

对，我知道这不是他们的错，是体制，是结构。我知道急不得，要慢慢来，不要像有些人那样盲目乐观，但也不能太悲观。

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我真他妈的想破口大骂啊，爸爸，我真的特别伤心。你说六四以后你也伤心啊，你连书都不想念了。今天，我忽然能明白一些。

爸爸，你病没好利落，我真的不能在你面前不控制情绪。可是，你说，为什么做一个真诚、善良、热情、坦荡、正直的人，在这个北京，那么难。

做一个不功利的人，那么难。

从此以后，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境外资金断裂 草根NGO再临“粮荒”

“中国发展简报”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是一道足以让草根NGO惊恐的令符，让原本艰难的生存更加困难，洋奶断绝，内生不足，它们该何去何从？当然，危则思变，这道令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变身、寻源、合作，新途在望。


■ 公益时报记者 徐 辉

　　《通知》于3月1日执行后，面临着境外捐赠资金断裂的不止是爱源，所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草根NGO都将或早或晚的遇到这个问题。3月12日，在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下称“爱知行”）所长万延海的召集下，多家草根NGO针对《通知》进行了讨论。

　　爱知行是于2002年工商注册的非营利机构，由于《通知》的原因，有一笔爱知行帮助其他机构接受美国一家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受帮助的机构没有注册，由爱知行代为管理）的资金没有拿到。“这对我们机构没有影响，毕竟是代替其他机构收取的。”万延海说，但是，在不久后美国的一家基金会将会按照以前的协议，捐赠一笔资金给爱知行，如果受《通知》的影响，爱知行不能结汇使用这笔资金，“那员工就得放假了。”

　　针对需要向银行提交“境外非营利性机构在境外依法登记成立的证明文件”这一条，万延海也认为不合理。万延海指出，不同的国家，对基金会注册的要求并不一样，在有的国家，基金会是以企业的名义注册，有的则以二级协会的形式注册。“境外非营利性机构提供的证明文件不一定能证明其非营利性。”

　　另外，“《通知》中要求严格按照协议书的约定使用资金，这在实际操作中十分困难，缺少资金的使用弹性空间，这令NGO运营产生困扰。”万延海认为，机构应该有一定百分比的资金使用自主权。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通知》的执行，几乎所有工商注册的NGO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们并不反对国家对于捐赠的外汇资金进行监管，并且，《通知》中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工商注册的NGO的非营利的性质，一旦按照《通知》的要求结汇境外基金会捐赠的资金后，这笔资金将完全享有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让工商注册的NGO们担忧的是，“公证”这道门槛的存在，不仅让境外捐赠的资金获得“捐赠”的身份成为奢望，而且，获得这笔资金都似乎遥不可及。境外机构给企业捐赠的路被堵死？

    中国发展简报的主编付涛在仔细研究了《通知》后发现，《通知》对于“企业接受捐赠”的规定是最严格的：无论是县级以上（含）国家机关、根据有关规定不登记和免予社团登记的部分团体，还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代表机构，以及其他的包括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在内的境内机构在办理捐赠外汇收支时，都不需要经过“公证”的程序。

　　而对于“公证”的程序，付涛也质疑：国内的公证机构是否有资格进行公证？“很简单的一点，境外机构的介绍都是英文材料，他们是否都看得明白？而且现在很多公证机构都不知道如何去公证。”付涛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公证很有可能沦为形式主义，成为了多交钱的一道手续而已。
  
    中国发展简报也是工商注册的NGO，致力于客观和真实地分析报道中国公民社会和国际、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动态和发展。目前，中国发展简报还不需要向国外申请资金，所以暂时还不需要去过“公证”这一关。但是项目的资金到今年年底会到期，这也意味着在明年，中国发展简报也将会遭遇“公证”难题。
　 
    “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公证’的问题，但是很快就会遇到。”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下称“协作者”）的首席统筹李涛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进行了相关的咨询，发现很多公证处也不知道怎么办。协作者也是工商注册。
　 
    “进行公证时，会按照资金的比例收取公证费，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但让李涛担心的不仅仅是“公证”时面临的各种问题，由于《通知》要求设立专门的外汇账户，这在李涛看来也“比较麻烦”。
  
    虽然协作者目前还没遇到什么困难，但是已经听到了不太好的消息。“听银行说，工商注册的非营利机构几乎是不太可能走完《通知》所要求的程序，从而把这笔钱拿出来。”李涛猜测：这是不是预测着未来境外机构给企业捐赠的路被堵死了？
　 
    另外，《通知》也并未规定公证机构进行公证的期限，及银行进行审查的期限，这对于工商注册的NGO来说，还需要承担未知的时间成本。
 　
    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江天勇律师表示，《通知》对工商注册的NGO接受境外机构资金，进行了“捐赠性质”的明确认定，这对机构的运转有好处，但是，“非常担心按照《通知》的要求，‘公证’难以完成，导致机构出现结汇困难，使得机构不能正常运转。”江律师说，《通知》的目的是为了完善捐赠外汇管理，便利捐赠外汇收支，但是《通知》中进行结汇的过程，必然会导致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公益机构出现运作困难的情况，“这无疑不符合《通知》的目的。”

　　“我们的机构没有办法运作了，员工的工资开不了了，房租也没办法交了。”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下称爱源）的总干事程向阳的语气中充满着焦躁：“现在只能用自己的钱垫付机构所需要的费用，来勉强维持机构的运转。”近期，美国一家基金会捐赠给了爱源一笔资金，但是，程向阳却无法将这笔资金从银行中结汇取出用于机构的运转。

　　程向阳叹了口气：“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的政策不是针对我们机构的，但是却刚好被我们机构赶上了”！程向阳所说的政策是指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09年12月25日下发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自2010年3月1日起执行。《通知》执行，必须“公证”
  
    《通知》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根据境内机构性质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便利基金会、社会团体等从事公益事业的境内机构捐赠外汇收支，规范境内企业与境外不同性质主体之间的捐赠收支行为。二是规范境内机构捐赠外汇收支办理程序，明确境内机构办理捐赠外汇收支应开立单独的捐赠外汇账户，并通过该账户办理捐赠外汇收支业务。三是外汇局通过信息系统对境内机构捐赠外汇收支进行非现场监管。

　　根据《通知》的规定，境内企业接受或向境外非营利性机构捐赠，应持以下单证在银行办理：经公证并列明资金用途的捐赠协议。正是这则协议，让爱源无法获得美国基金会所捐赠资金。与以前一样，爱源的工作人员在3月5日这天，带着与美国的这家基金会所签订的协议，项目建议书等相关资料去银行结汇取钱，在以前，提交这些材料后取出这笔款项并不麻烦，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次，工作人员却空手而归。银行方面告诉爱源的工作人员：根据《通知》的规定，爱源需要去做“公证”，及提交其他《通知》要求的资料，经银行审查通过后，才能将钱交给爱源。怎么去公证？
  
    公证？怎么去公证？这让程向阳很困惑，爱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公证的工作，也没有接触过公证的机构。“你们银行是否有指定的，比较认可的公证机构？我们需要提供什么材料给公证机构？”程向阳向银行咨询。银行方的答复是：他们只是接到了《通知》，必须要走“公证”这样的程序，但是具体找什么样的公证机构，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具体怎样去做公证，银行方并不知道。
  
    无奈，程向阳打电话咨询了几家国内的公证机构，询问是否知道怎样做公证。这几家公证机构给予的答复是：以前并没有做过这种捐赠形式的公证，不知道公证该怎样做。好不容易有一家公证机构给程向阳了比较详细的回答，但是要求爱源和美国基金会双方的代表都拿着双方的营业执照的原件和捐赠协议到公证处，方能进行公证。
  
    “这怎么可能啊，别说美国的这家基金会只捐给了我们几千美金，就算是捐赠的数额比较大，对方的负责人也不可能为了一笔捐赠款专门地跑到中国！”程向阳对公证处的要求很不理解：公证处理所当然地认为需要这样来做，简直不可理喻！
   
    另外，按照公证处的规定，所进行的公证要按照所公证的资金数额缴纳一定的公证费用，这无疑提升了爱源运作的成本。转眼一周过去了，对于如何突破“公证”拿到捐赠的钱，程向阳依然一筹莫展：先把钱放在银行吧，实在不知道如何把这笔钱取出来。“《通知》升高了接受境外基金会捐赠的门槛，加大了机构运作的成本，我们实在‘弄’不动了。”程向阳告诉记者。公证处：公证这种捐赠协议不现实

　　进行公证到底有多难？3月15日，本报记者致电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称在国外的一家基金会近期给记者所在的一家工商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捐了一笔钱，但是银行要求记者所在的机构提交“经公证并列明资金用途的捐赠协议”才能将钱结汇取出。“我所在的机构应该怎么公证？”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工作人员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到这边来公证，基金会在他所在的国家证明这笔钱是捐赠给谁的后，你方机构只要做愿意接受这笔赠与的公证即可。“如果银行不需要你们提交愿意接受赠与的公证，那只需要基金会证明将钱捐给谁就可以了。”
  
    在记者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内容详细地告诉这个工作人员后，工作人员表示，公证处并没有收到相关的通知，银行也没有抄送给他们相关内容。
  
    “你们双方处于两个国家，公证这种捐赠协议不现实。”这位工作人员很负责任，详细地告诉了记者，如果按照《通知》进行公证所走的程序：需要国外的基金会在本国证明本身机构存在的真实、合法性，并公证该机构的章程，和基金会各股东捐赠的意愿，在每一步的手续都公证完后，再派一个能够代表基金会的人来到中国的公证处。记者所在的机构在提供登记的执照和相关章程后，也和基金会的人一起到公证处。然后双方在公证处进行公证。“公证处可以做公证，但是我认为要走完前边的程序不太可能。”工作人员善意地提醒记者：“这完全是不可行的。”

　　另外，记者也被告知，进行公证需要按照所进行公证的捐赠金额的2%缴纳公证费。

解决身份的合法性是根本
  
    “这个公证是不合理的，凭什么公证机构有能力来认定捐赠资金的目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直接表示：目前情况下，公证机构不知道《通知》的情况，这说明《通知》在程序上的安排是不衔接的。况且，公证机构有什么能力来进行公证？怎样才能证明这笔资金是捐赠资金呢？“我认为这是不可行的。这涉及到法律的具体含义：公证机构需要公证的是什么。
   
    贾西津说，在法律上加强对草根NGO的监管，强化程序上的管理，确实非常有必要，特别是在外汇资金的管理上，应该大大加强，现在法律上的相关规定太过粗糙，存在的漏洞也太多。但是，法律监管的目标是规范组织的行为，还是要扼杀组织的活跃性，这是完全不同的。“从规范组织行为的角度讲，加强监管，细化法律，这是个必需的方向，但是法律的规范，必须要更加的重视和解决组织合法性的问题。”
  
    “原来对于工商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来说，政治管理门槛很高，监管很松，现在很不好的趋势是，在政治管理没有开放的情况下，简单地加强程序上的管理，实际上给很多组织反而带来运作上的困难。”贾西津说，组织的合法性是入口，在法律越来越细化，对资源和行为的管理越来越规范的情况下，对于NGO合法性的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改革要求。如果不解决NGO身份合法性的问题，实际上会抑制这些组织的发展。“正确的思路是给工商注册的NGO一个合法的解决身份问题的途径，然后再进行非法查处。”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乐观地预期：NGO合法化注册的问题应该不会再等太久吧，越来越多的地方不需要再找主管单位，也可以解决机构注册的问题了。“合法注册的问题解决了，《通知》所提到的要求，就不会再困扰NGO了。”不少草根NGO的负责人也认为，降低NGO的注册门槛，让NGO取得更合法的身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本土基金会可承担解“惑”重任？
  
    “但是目前，在工商注册的NGO的合法注册的问题，不能很快的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李涛所说的“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解决问题”，指的是，寻求国内大型的NGO：公募基金会或者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帮助。“现在是本土的基金会们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李涛认为，可以让国际基金会把资助工商注册的非营利机构的资金，打到本土基金会的账户上，然后委托本土基金会把资金交给工商注册的NGO。这样做本身就起到了对草根NGO的培育作用。“以前就出现过无法注册的NGO，让本土的大型基金会代为接收资金，然后再交给草根NGO的情况。”李涛说，但问题是，这些机构往往要收5％，甚至是更高的管理费。“在目前的处境下，基金会就不要再和草根NGO争利了。”李涛建议这些基金会无偿地帮助草根NGO接收资金，度过困境。
　 
    “这样做，对于基金会有好处的，算是基金会的募资业绩，另外，这些本土的基金会也真正地发挥了整合社会资源，支持草根NGO的作用。”李涛说，整合社会资源来扶持培育中国公益体系的发展，尤其是扶持草根型NGO，本土NGO的发展，是本土基金会的使命。“现在正是草根NGO需要他们的时候了，希望基金会不要因为担心要承担风险，而不去承担最基本的使命。”
  
    “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方式。”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对于李涛的建议表示认同：这种通过基金会来做资金中转的方式，应该是草根NGO主动的选择，而不是仅仅将这种方式当作碰到问题时，一种变通的选择。在徐永光看来，国外的基金会将资金打到国内基金会账户，再通过国内的基金会转交给草根NGO的方式，是多赢的。“一方面，国内的基金会可以开出正式的免税发票，国外的基金会能够享受到免税的待遇；另外，国内的基金会也承担起监管的责任，对于资金也起到了监管的作用。”

适应本土基金会的资助规则

　　本土的公募基金会是否更合适承担起为草根NGO进行资金中转的任务？李利给了不是特别肯定的答案。“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不可能仅仅将自身当作简单的中转机构。”

　　尽管让本土的基金会充当资金“中转”的机构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但受《通知》影响，在面临来自于境外的资金断裂的危机下，也许草根NGO将筹集资金的眼光投向国内未尝不是个好的选择。
  
    万延海表示，早在半年前，爱知行就在联系国内的基金会来寻求资金支持。“但是，有的机构认为我们做艾滋病领域比较敏感，害怕和我们接触。”程向阳的体会是：这些国内的基金会只是在寻找影响力大、能够为他们起到宣传作用的大的草根NGO。现在程向阳在琢磨，怎么样和民政部门积极地接触，进行社团注册……
  
    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通知》前，许多在工商注册的非营利机构，在他们的资金来源的构成中，来自于国内的资金所占机构筹集资金总额的比例非常小，甚至有的机构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境外的基金会。如何学会与本土基金会打交道，学习本土基金会的资助规则和体系，也许是将来草根NGO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受《通知》影响，无论是工商注册的非营利机构寻求国内的资源，还是“走出去”，更好地开拓国际的资源，在贾西津看来，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机构的发展肯定需要资金的多元化，但是即使资金多元化，《通知》合理与否仍然是个问题。”

"打一个学生，五毛现洋"

3.14是爱因斯坦的生日，也是大忽悠的生日，还是白色情人节。

白色情人节我和寄居蟹去人艺看《茶馆》。

新一代茶馆，演员阵容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吴刚，何冰，冯远征……受庸俗电视剧毒害久已的我，盘算着，将要看到狄仁杰版王利发，海瑞/贾志国版秦二爷，陆桥山版唐铁嘴，宋慈宋提刑版刘麻子，家庭暴力施暴者扮演松二爷，以及，骑车开两会的政协委员去常四爷。。。唉，本来挺美好一事儿，让我整这么低俗。

开演前，人艺在大厅里卖茶馆六百场的纪念品——满满一茶几，各种各样的杯具。

中学时代，《茶馆》录像里，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的形象很模糊了，只记得结尾那漫天的纸钱，以及语文课全班排练的时候，ZR扮演的军痞那一声非常本色的"屌"。

其实，自从电视异军突起以后，我真的觉得挑剔而浮躁的观众留给话剧舞台的空间非常狭小。宋丹丹在《我爱我家》里借曲艺说唱演员和平之口，道出了传统剧院在新时代下的辛酸。说新茶馆的阵容强大，正反映了人艺今天，是靠电视明星撑着的现实。不过我却还不至于真是看个热闹——由于去年夏天在现代文学馆听了杨立新讲自己对茶馆和雷雨的再创作历程，我就想看看一个好的话剧演员，是怎么把几句观众都烂熟于心的台词，说得有分量、有滋味。

秦二爷一出场，就非常出彩。那意气风发的样子，那快节奏的步履，那几句跟庞公公的话中有话，都是杨立新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加工出来的，举手投足都是戏，精致、精确、精到。可能是有个人感情因素，我觉得杨立新真的比梁冠华出彩多了。也多亏听过杨讲话剧创造，我才不至于完全是外行看热闹。

濮存昕今晚也不错，尤其是撒纸钱时候喊得那两嗓子，简直不像他——濮存昕的问题就是总是太本色，但凡他演得不像自己了，就真是齐活咯。想他最近白天开会、晚上演出，还真是不容易哦。

何冰真是能挑大梁了，从《鸟人》就看得出。那大小刘麻子演得都很有劲，演员个人和角色，溶在一起了，是谁扮演了谁，都说得过去。

吴刚童鞋我开始愣没看出来——他真是演谁像谁。后来演小唐铁嘴，短发、眼镜的扮相一出场，我才发现这不是"陆桥山"嘛，潜伏的真隐蔽。。。

台词依然是经典。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改良，改良，越改越凉"，"革命有什么用呢，不过自误误人而已"，"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伺候着我一个人"，"可着全世界地找，你们还能找着这么混蛋的政府吗？"之外，我今天惊喜地发现这么一出：

小二德子给政府当打手，去"法政学院"当差，负责打人，他在茶馆跟王利发的儿子介绍说："没当过这么美的差事，太美，太过瘾！比在天桥好得多！打一个学生，五毛现洋！昨天揍了几个来着？"

茶馆是老舍先生在新社会1956年的，他从戊戌年的变法失败开始讲故事，讲到民国的袁世凯复辟，王利发的日子，熬到抗日结束，反而更不不太平。这一个个人物的辛酸泪里，多少带进了老舍站在新社会，回望旧社会的感慨和安慰吧？不想他这个作者，却在十年后，选择了和王利发一样的结束。他走的时候没有提笔，如果在那一刻续写茶馆，他会怎么写呢？

"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演出结束，已经多了十点。我和寄居蟹踏着溶了的雪，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到处都是洋货，美利坚帝国的电脑，法兰西的服装。东方新天地，那是李嘉诚的实业，不知救的，是哪个国？这一百年，世界重新洗牌，假如还有王利发，他该有的，是不是不同的烦恼？

我忽然记起另一个老王，当年在博客里写的那句戏谑的话：

昔年王利发，今之崔久峰？笑曰：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PS: 重温了老王那段话，还是禁不住感慨——您忒有才了！

SM女王

今天听了一个Talk，主讲人讲她十年对"小姐"的研究。讲到如今性产业服务的多样性的时候，拿近几年新兴的SM行业举例。

她说，SM服务的顾客，很多是带着眼睛、斯斯文文的绅士，他们的需求，大多是要一个"女王"……

其中，有一个客人的需求十分让人印象深刻——

客人躲在屋里，"女王"站在屋外，门紧闭。

"女王"咣咣咣砸门，很凶地喊：开门！开门！

客人神色慌张，胆战心惊地问："谁、谁、谁——啊？"

女王大吼："共产党来了！"

Then, his orgasm came.

哈——哈——哈——

听众也high了。

"我们确实做得还很不够"

“我们确实做得还很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学习！”

上周六，参加某社区活动，感慨良多。

有一对获得“五号文明家庭”荣誉称号的老夫妻上台领奖。根据主持人的介绍，七八十岁的老俩口，儿子去援疆，按说期满可以回京了，但是“为了支援边区建设”，儿子还要多干几年，老两口不但十分支持，而且，“为了不拖儿子后腿”，“连生病住院都隐瞒了”。因此得到表彰。

老奶奶上台，张口就是：“我们确实做得还很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学习！”

我当时觉得这番话很有意思。首先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做得还很不够？” 不是已经让儿子超额完成任务了么？连自己有病都不告诉儿子。另外，“还要继续学习”，学习什么呢？五号文明家庭评选，在这个语境下，学习是不是指的就是“思想改造”呢？

在思想改造的目标下，每个人都要自我批评，于是一定总是“做得很不够”？

那一刻，我看见老奶奶老爷爷胸前带着只有电影里见过的给光荣军属佩戴的大红花，老大老大的，通红通红的。

我有感触，并非是不能理解爷爷奶奶为什么这么说——这种话语，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多么地普遍，我相信老奶奶要求继续学习的时候，是真心的。

触动我的，是老奶奶的这种语言，和今天社会环境之间，强烈的对比。若不是我在街道居委会、妇联组织的活动中亲眼得见，我简直忘记了，在今天这个“着急的靠左，不着急的靠右”的北京，基层群众中，还有人这样说话、这样认识世界、改造自我。

同时，我也能感受到一种尴尬的气氛，贯穿在这种基层文艺汇演中。

除了领导喊喊口号，社区文艺骨干表演几个自编自演的节目，活动实在不能很好地抓住台下观众。他们大多似乎是为完成指派任务而来的，并且以老年妇女居多。他们不能很好地把精力集中在节目上，更别说组织者想通过节目带出的一些先进的社会性别、社区参与的理念。

我想起来前两天电视播《建国大业》，其中有些历史镜头——开国大典的敏感词广场上，人们兴高采烈、载歌载舞，那种笑容，是发自内心的。

而六十大庆的时候，那些同是在敏感词广场上，打扮成少数民族，围着敏感词等人跳舞的演员，她们可有由衷地笑容？连敏感词们自己的表情，都是那么地暧昧，缺乏太祖的气场。

在看应星老师的《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那里面用生动、悲怆的故事，展现了PRC建国后、前三十年的以政治化的身体为核心机制的治理术。

今天，在这个“去政治化的政治”格局下，那些去政治化的政治身体，是怎样在一个漩涡状的巨轮里旋转，被卷入，或者被抛出的呢？

当我们夹在死了的、却是唯一合法的政治语言，与真实的、却只能做不能说的世俗化功利主义逻辑的罅隙里，替鸵鸟一样的当权者分担尴尬，和蝼蚁一样的弱势群体分担绝望的时候，我们如何处置自己那份无所适从的焦虑呢？

题外话：想起来是哪位文学巨匠说过，幽默的本质，是呈现人类的尴尬。由此，我真的觉得我恐怕生活在一个有史以来，最笑料百出的时代。想象一下如果是文兴宇老爷子还活着，他被评为健康老人，胸前带着戴红花，上台用他那独有的嗓门儿说：“这个这个，我们做的，还很——（拖长腔）不够……”

这样想来，从梁左出道算起，我们在这样的尴尬里，竟生活如此多年了。

着急的靠左，不着急的靠右

没有什么比在第一百个国际劳动妇女节听到八十二年来奥斯卡最佳导演给女人最开心的消息了。

这个一米八二的女人，美丽与魄力于一身，男女通吃，靠自己征服世界。

下班和同事们去星巴克喝橙香拿铁——星巴克的咖啡三八节买一赠一呢！

晚餐与阿关汇合，经由十号线转十三号线，乘滚梯去13号线站台的时候，车站的治安协管穿着棉猴，带着红袖箍，拿着扩音喇叭吆喝：

“着急的靠左，不着急的靠右。”

于是，罕有地，北京人民像全世界各国人民一样，开始耐心地站在地铁的一侧，把过道空出来给着急的人。

可以预见，十年后，或许更短的时间，“大喇叭”不必再吆喝，大家也养成习惯，自觉地只站在电梯的一侧咯。一个小小的公共秩序规则，养成不容易，大喇叭、大棉猴、红袖箍——总是要有这么一个多少显着土里土气的时代。

只要坚持过去，我相信这些简单的小秩序、小细节，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很容易掌握的。

善良的人们其实总是有耐心。着急的也不是我们。

只是有些人自己先急了，要抱着金砖、妻小一起跳墙，然后再把我们留在墙内么？

着急的靠左，不着急的靠右。

真是意味深长的一句。

正月十五雪打灯，我会做好呢份工

正月十五雪打灯，这老话儿说的在理儿。

正月十五雪打灯的时候，我还在办公室加班，和Angela的妈妈一起, 呼呼。

我俩走出胡同，雨夹雪劈头盖脸吹来，火树银花不能形容最后一天可以放焰火的疯狂——那简直是枪林弹雨、炮声隆隆。

我有一种身处传说中的“北平解放前夕”的感觉——在大黑暗中，有隆隆的春雷，有隐隐的兴奋。

要拍一个“皆大欢喜、面面俱到”的专题片。。。

难为死我了。

不过赶鸭子上架以后，鸭子慢慢适应了，它现在想的不是怎么飞走，而是怎样努力成为一直S得很成功的挂炉烤鸭。

烤鸭导演今天与合作的摄像团队聊天，才知道他们是广院01级的——啧啧，就大一届，咋显得恁成熟呢？记得昨天我傻头傻脑地进行formalistic bargain，摄像师在一旁偷笑，对我摆明了一幅“这人学生腔也太浓了吧”的无奈。

不过他们说，相信我会进步很快。

“是因为我学习能力强么？”

“不。是因为你适应能力强。”

“你咋知道？”

“几句话就能听出来。”

可是，我自己心里真的没底。我真的不是王熙凤那种把所有事情都能安排的井井有条，照顾到四面八方，精明犀利，既随机应变，又说一不二的人。

其实我比较适合当拉磨的驴，让我干一个活儿，把我眼睛蒙上，我就死心眼儿往前走就好了。哪怕原地打转都很有成就感。单枪匹马久了，最怕让我指挥别人啊。。。Stuck in somewhere久了，learned helpless了，最怕让我做决定啊。。。

大家有什么tips啊？当过导演的来说说。经常跟比自己社会经验丰富、一眼看不透的人打交道的人说说。同时指挥三个异性给自己打下手的人说说。

希望我真能适应手头这个工作，搞定闷骚的摄像，威逼利诱正太后期给我好好干活，最后，跟怪蜀黍制作人打好太极，尽量预算不超支>__<

唉，说到底还是没信心，没信心，没信心。我需要帮助！

btw, today's horoscope tips. sounds scary!!!

Your current dilemma is a complex one that raises issues of confidentiality, integrity and performance. You may be asked to overlook a situation that could ultimately reflect back on your reputation. However, you don't want to turn a minor problem into a major issue, especially if it will end up requiring extra work. Your smartest strategy may be to acknowledge your concern and then let it go. At least those who matter will know exactly where you stand.